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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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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以“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第一、二条,刘彻早已在付诸实施。第四条打击参与土地兼并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变军功集团为官僚集团,可以说是直接相关。至于第三条和第五条,刘彻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内容,比如董仲舒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声称天降灾异即意味着朝廷的统治违背了民意、出了问题,进而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对这些理论,刘彻是没有兴趣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刘彻重用,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直接关系。祭祀刘邦的高帝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在文稿里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当今圣上不修德,放任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霸道。主父偃盗取董仲舒的文稿呈给刘彻。刘彻阅后大怒,将文稿交给朝中的御用儒生评议,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文稿出自董仲舒之手,迎合刘彻,给了一个“大愚”的恶评。刘彻遂抓住“师徒之词迥异”这个把柄,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仲舒扔进了监狱。

刘彻要的只是君权天授。相比孔孟的儒学,他更喜欢用法术、刑名来控制朝廷。但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也会降下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管刘彻如何选择性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最终的结果都会大体相似:汉帝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拥有了利用灾异之说“合法”批评现实政治的手段。

“天人感应”的双刃效应在刘彻死后迅速表现了出来。围绕着“君权天授”,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进入了紧张状态,甚至有部分知识分子喊出了要求皇帝禅位的声音。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巨石立起,长安上林苑有枯卧多年的老柳树发出新芽。于是,董仲舒的学生、符节令眭弘跑去跟汉昭帝说:“石头与柳树是草民的象征。泰山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将帝位禅让给他,效法殷周,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

眭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刘据(汉武帝的太子,死于巫蛊之祸)的后人。朝廷可以用妖言惑众的罪名杀害眭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到了“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代,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如今儒学衰微,陛下将通刑名之学的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严刑峻法代替《诗》《书》。《易传》里说过,三皇五帝拥有天下,犹如四季运转,时候到了就要换季。不合天命之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警告和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时期,又有名为甘忠可之人,创作了《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这显然是在公开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史载,甘忠可拥有很多信徒,有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忠可本人遭到了皇权的打击,被下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他的信徒不断增补、扩充,到东汉顺帝时期,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即与《太平清领书》有关。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当着汉成帝的面说道:“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频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依旧实行恶政,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

皇权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的人多了,皇帝也终于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甚至默认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汉哀帝刘欣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亡,没有留下子嗣。18岁的刘欣(汉成帝的侄子)被拥上帝位。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夏,也就是刘欣登基的第二年,一个叫作夏贺良的人跑到长安对他说:“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要想继续做皇帝,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夏贺良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还警告刘欣:“从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

刘欣被说服了。很快,汉帝国的百姓就看到了这样一份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成为“陈圣刘太平皇帝”。

这份诏书的意思是刘欣自己“推翻”了自己。这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破天荒地主动承认自己的王朝气数已尽。随后,围绕着“陈圣刘太平皇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有人说,陈国是舜帝后裔,刘氏是尧帝后裔,尧传位给舜,而外戚王氏(汉成帝的母亲,孝元皇后王氏的家族)正是陈国后裔。到了太初元年八月,民间对诏书议论纷纷,夏贺良承诺的“嘉应”,也就是祥瑞,却迟迟没有出现。天灾此起彼伏,刘欣的病情也不见好转。为了卸责,夏贺良将问题归咎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并向刘欣推荐了几位自己的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御史大夫等要职。醒悟过来的刘欣用一道新的诏书取消了“陈圣刘太平”王朝,改回建平二年,并处决了夏贺良。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欣忙得手忙脚乱。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700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他还要在这一年里,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37000多次。而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说法已经因为皇帝的闹剧得到了极大的普及。

汉帝国“天命已尽”说法的普及让遭刘欣放逐的权臣、外戚王莽(王太皇太后的侄子)看到了机遇。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借着日食的机会,亲王莽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声称,按照天人感应理论,日食出现的原因正是哀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压力之下,汉哀帝不得不以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需要照顾为由,将王莽召回了朝堂。

王莽回归朝堂的第二年,刘欣去世。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6页。

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1页。

葛剑雄:《夏侯胜与汉武帝“庙乐”之争》,《万象》2000年第1期。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6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桓宽:《盐铁论·晁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9页。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页。

桓宽:《盐铁论·利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页。

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5页。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页。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8页。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55页。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

桓宽:《盐铁论·水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9页。

《盐铁论·水旱》载贤良、文学之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勠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9—80页。

桓宽:《盐铁论·本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盐铁论·本议》载贤良、文学之言:“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盐铁论·相刺》载桑弘羊之言:“所谓文学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术,而姿质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桓宽:《盐铁论·相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

管仲:《管子·国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67页。

桓宽:《盐铁论·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5页。

《天人三策》全文,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03—324页。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之言:“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3154页。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载盖宽饶之言:“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页。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2页。

《汉书·谷永杜邺传》载谷永之言:“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娄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茀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7页。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2—3193页。

《汉书·哀帝纪》载哀帝的诏书:“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班固:《汉书·哀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4页。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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