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再造秦制，以儒术为粉饰，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汉儒学家夏侯胜所言“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夏侯胜的话并非虚言，《汉书·昭帝纪》说的也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史记·酷吏列传》里也说，汉武帝晚期，天下百姓走投无路，只能群聚为盗，“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为盗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颁布了严酷的“沈命法”，若有地方官的辖区内出现盗贼，而他不去捕剿，或捕剿了却没有成功，那么“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辖区内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得死。但是，高压政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底层官吏趋利避害，从此“虽有盗不敢发”，因担心无法剿灭而受到诛杀，他们干脆不再报告境内盗匪的情况。州郡官员同样怕受牵连，乐于与底层官吏合谋，隐瞒所有关于盗匪的情报。于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真实的世界已然鼎沸，奏疏里的世界处处太平。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刘彻在位的54年里，“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0．7%）的只有7年，低于正常增长的有21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26年”。
所以，当刘彻去世，高压消失，西汉知识界针对秦制的批评也随之到来。
知识界对武帝时代的批评曾直指汉帝国的经济政策，桓宽留下了伟大的《盐铁论》；他们也曾直指汉帝国的“天命”，促使汉哀帝上演了一出自己推翻自己的闹剧。
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长安城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交锋。交锋的对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相史等在内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三辅、太常举荐的“贤良”和各郡国察举的“文学”，也就是来自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按帝制运行的正常轨迹，这两群人——公卿与布衣本无可能聚到一起，就国家的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地唇枪舌剑。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契机始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这一年，汉武帝死了。
武帝死后，受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据内廷与外朝，呈对峙之势。桑弘羊在朝任职六十年，掌财政近三十年，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轻易难以撼动。霍光遂施展手段，于庙堂之上给予不满桑弘羊经济路线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即贤良与文学）发声渠道，对桑弘羊实施打击。
始元六年二月，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场贯穿了恐吓与力争的论辩史称“盐铁会议”。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盐铁会议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述非常简单，不足百字，仅扼要地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国家均输，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回应，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
盐铁之议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于一位叫作桓宽的儒家学者。时为辩论发生后约三十年，桓宽搜集了当时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存于民间的多种记录，“序其次第，饰其语言，增其条目”，编成《盐铁论》一书，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
据《盐铁论》记载，在辩论的过程中，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始终在恐吓贤良、文学。
比如，桑弘羊给贤良、文学讲典故：“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
以上这段意思是：“儒、墨”之徒当年依附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结果二王被定为谋逆之罪，“儒、墨”之徒也祸及宗族。潜台词是说霍光如同刘安与刘赐，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和霍光搅在一起，要当心脑袋。
丞相史也反复给贤良、文学讲古：“……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
以上这段意思是：大司农颜异反对武帝发行“白鹿皮币”，死于腹诽之罪（对君王心怀毁谤之罪）；博士狄山反对攻击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线，被匈奴人砍了脑袋。据此，丞相史严厉警告贤良、文学，“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诽谤朝廷和皇帝，最后恐将命丧黄泉。
桑弘羊在讲古中特别喜欢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杀”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以之威胁贤良、文学。他还以秋蝉为例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诸生独不见季夏之螇乎？音声入耳，秋至而声无。者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
以上这段意思是：桑弘羊威胁贤良、文学：你们见过夏末叫得欢的蝉吗？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你们现在口不择言，等到祸患临头，再想闭嘴，可就晚了！
除了恐吓，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再攻击贤良、文学出身低贱，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朝廷的大政方针。在桑弘羊看来，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会做卑贱的厮役，能像陶朱公范蠡那般谋算的人不会身陷贫困。据此，官僚嘲笑文学：“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官僚们说：你们这些文学能说不能做，身为下民却讥笑上官，穷困潦倒却非议富人，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不过是沽名钓誉，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官僚还嘲笑贤良：“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官僚们说：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哪里懂得国家之政、州县之事！
丞相史也运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攻击贤良、文学：“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他说：给父母吃粗茶淡饭，不能算是孝敬；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不能算是慈爱；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不能算是拥有理政的能力。立身处世，这三点做不好，你们还是给我闭嘴吧。
桑弘羊等官员赤裸裸的威胁并未吓阻住贤良、文学。
比如，丞相史警告贤良、文学，说他们“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贤良、文学的回答是：“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悲夫！”他们说：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每日里阿谀奉承，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这是秦灭亡的原因。所以圣人执政，必先杀掉花言巧语倾覆国家之人。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实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讽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没有资格谈论国事。贤良、文学的回应是：“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他们说：身份低贱，不妨碍有才智；贫困潦倒，不妨碍有德行。你们只知道敛财，公卿积亿万钱，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百姓饥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们儒者的衣冠难以齐全，有什么好奇怪的！
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地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工商业。桑弘羊等官员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时代的辉煌。
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武帝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羊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还说该政策有助于增长百姓对耕作的信心。贤良、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官府铸造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官吏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完全不考虑农民使用是否便利。农民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草都割不断。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获却减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贤良、文学还说：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铁器又便宜又好用。现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农忙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方便农夫购买，使他们不耽误农时。既收钱，也可以用粮食换，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一些钱粮，以旧换新，甚至接受赊欠。如今呢？盐铁官营了，价格统一了，只收钱了，也变贵了。官府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农民牺牲农时，大老远跑进城来，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只得一趟两趟地跑。于是，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时代。粮食减产了，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百姓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营时，农民不必离开耕地，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如今铁器官营，但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没有生产积极性，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农民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卖不出去，官员又会强制摊派，将它们卖给百姓。
再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均输法。按官方定义，均输法即均输官在甲地以低价买进某种特产，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赚取差价。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夫缴纳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上购买均输官要求的东西。最近我们听说，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还包括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等产品。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用欺诈手段强行以低价收购，农民翻倍受苦，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均输的意义何在。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用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官府经商，以低价购入、高价出售，也根本看不到平准的意义何在。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的记载，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贤良、文学用事实说话，恼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诉诸人身攻击：所谓的“文学高第”（即被选为贤良文学的儒生）在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不出仕，必须为人师表；出仕后，必须以身作则，供人效仿。你们这群所谓的“文学”谈论治国之道，只会一会儿说尧舜，一会儿说孔子、墨子，真让你们去处理政务就手足无措，可谓嘴上头头是道，现实一事无成，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能力上无异于凡人。你们被选为贤良、文学，只不过运气好，并不代表有真实的处理政务的水平，我本来就不该和你们讨论治国之道。
贤良、文学的回应是：“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我们的能力确实有限，但如今庙堂之上执政的官员，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显见他是管仲和商鞅的忠实信徒。管仲说过，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让百姓只有一条获利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操纵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书·弱民》明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具体的做法则是“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
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国家均输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产物。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但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终霍光之世，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参与论辩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也几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全部消失无踪——盐铁会议过去了约三十年后，桓宽在搜集资料，编纂《盐铁论》时，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姓的贤良文学，他们是：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
较之管仲与商鞅，人们将他们遗忘得实在太过迅速。
二、寄望以“天命”约束皇权
与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大略同期，庙堂与江湖之上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也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武器，致力于批判西汉帝国的施政方向。
所谓的“天人感应”理论须回溯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那一年，年过四旬的董仲舒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给汉武帝呈上三篇策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他的三篇策论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谁获得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朝廷；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天命就会发生变化。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朝廷。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也就是选择黄老之学还是选择儒学。董仲舒支持的是融法家、黄老之学、阴阳家于其中的“新儒学”。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如何打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机制：1．郎选，皇帝的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级官员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3．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现有的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僚“未必贤”，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朝廷，由朝廷量才授官。
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五条实质性的建议：
第一条，建立明堂，重塑礼制，以约束贵族（尤其是诸侯王）。
第二条，建立太学，培养官僚。同时从民间选取贤良，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开辟入仕通道，重塑汉帝国的统治基础。
第三条，推行天人感应，塑造汉帝国的合法性。
第四条，限制豪绅占田，节制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