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丽是友人的女儿。是友人唯一的女儿。
达丽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是个秀气的少女，也是个文静的少女。
友人原是一家大报的编辑。年长我七八岁，那么今年该是五十二三的人了。十年前我们认识的，后来渐渐断了来往。
一日我乘坐出租汽车，路遇一个招手截车的男人。那是冬季的一日，风很大，天气很冷。
司机跟我商量：“问问他去哪儿。如果顺路，就把他捎上，行不？”
我说：“这么大的风，行啊！”
于是司机停下车，摇下车窗问他去哪儿。
他回答说去亚运村那边儿。
而我回家，正好同路。不待他央求，我就开了车门……
他上了车，坐我旁边了。
看了我一眼，在我膝上猛拍一掌，友好而又惊诧地叫出我的名字。
于是我不禁扭头注视他，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
“唉，唉，当年，你可是以‘老师’称我的啊！现在却对面不相识了……”
他以批评的口吻说，显出挺感伤的样子。
可我还是回忆不起来。
他说出了他的姓名。
我虚伪地说：“是你呀？真巧！”
其实还是没想起他是谁。
他将一张名片塞我手里，爽爽快快地对司机说：“快开车吧，我付两份儿车钱就是了！”
司机说：“你们各付各的。你上车，是他同意的。你们原先认识，也不能算同路。不图多挣一张，我车上已经载客了，还停下问你去哪儿干什么……”
我下车时，他不许我付车钱，说由他付了。
回到家里，我细看那张名片，见他的身份是，某某文化广告公司副经理。
不知为什么，我要求自己必须回忆起这位巧逢的“老师”。我一册册地翻阅名片夹，终于又发现了一张印有他姓名的名片。那上面他的身份是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业务级别是副编审……
晚上我给他打了一次电话——因在出租车上没能立刻认出他，尤其是在他已认出了我并说出了他自己的姓名后，居然一时还回忆不起他来，几分不好意思掺杂着几分虚伪地说了些请多原谅之类的话……
他在电话那一端哈哈笑了，仿佛在通过那一种朗朗的笑声，向我证明着他目前对自己的自信，和对自己新职业新身份的良好感觉，以及目前对自己的活法和生活现状的满足……
我问他哪一年离开报社的。
他说一九九茵年。
我问是辞职还是兼职。
他说当然是辞职。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想通了，决心下定了，那就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这不安上电话了嘛！说房子住得也宽敞多了。公司为他在亚运村买了三室一厅……
我受之无愧！——他说——因为我为公司创收三百余万，这点儿奖励是公司完全应该给的！
他特别向我强调——他已经是一个有小车坐的人了。只不过那一天他吩咐司机送客人去了，所以才打的……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挤公共汽车和骑自行车的体验了。也两年多没打的了……今天真狼狈，沾了你的光……”
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挺留恋当年那种挤公共汽车和骑自行车横穿大半个北京的体验似的。
我忙说哪里哪里，说其实是我沾了他的光。
我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以后他就常来电话，和我进行一般性的感情联络。如果说也有什么目的性，那也无非是怂恿我去听内地或港台歌星们的什么什么演唱会……
渐渐地他使我重新认识了他——看来他已经是国内专门组织歌星演唱会的“大腕”了。据他自己说，好几场火爆的演唱会，票价高得令人咋舌的演唱会，都是他策划的。
“现在策划人太多了。阿猫阿狗，往往也摇身一变成了策划人。可有名望的策划人是不多的。真的，中国应该产生超级策划人！”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听得出，他以五十多岁的年龄而踌躇满志，仿佛为自己确定了后半生努力奋斗的目标——成为超级歌星演唱会策划人。仿佛他已经接近着那样的目标了，起码给我的印象是如此……
终于有一天他光临我家。还领来了宝贝女儿达丽。
我也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那秀气的、沉静而又举止斯文的初二女学生。
“叫叔叔！”一个少女就略显拘谨地叫了我一声叔叔，并且腼腆地羞红了脸。而后依偎地坐在她父亲身旁，低着头翻阅一册画报。
“你看我女儿怎么样？”
我一时没领会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怔愣地瞧着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你看我女儿形象如何？”
生平第一次，有一位父亲，当着自己初中二年级的女儿的面，那么问我。我很是愕异，觉得他问得实在唐突。
我看了那少女一眼，对她的父亲说：“小达丽形象很清纯嘛！将来也许能当演员呢！”
“是吗？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我的话使他顿时高兴起来。他将女儿往自己身旁搂了搂，使她更亲昵地依向自己，望着我坦率地说：“其实我来，是有求于你。”
我说：“你讲，只要我能办到，绝不推诿。”
他说：“我是为女儿来求你的。要不我也不带她来了。”
我又看那少女一眼，沉默着，期待着。而达丽则停止了翻阅那一册画报，分明是在低着头猜测地想象我的表情反应。
“我这个宝贝女儿，是我唯一的安慰。她妈七年前去世了，我当年一门心思在工作方面，生怕评不上副编审。副编审倒是评上了，可孩子自小的学业给耽误了。当年没入上一所好小学，我对她的学习关心得又不够，现在也就只能在一所很差的中学里混着读。我不打算培养她考大学了。她自己也没这份儿心劲了。好在我这女儿形象不错，嗓子也挺好……达丽，站起来给叔叔唱支歌儿……”
于是那少女迟疑了一阵，站起来，低着头问父亲：“唱什么呀，爸？”
他说：“随便。觉得自己哪首唱得好，就唱哪一首。”
那些日子电视里正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那少女便轻声唱起了“千年等一回……”。
她唱完，瞧着她父亲，似乎在问——爸，我唱得还好吗？还要再唱一首吗？
而他的父亲则望着我——似乎在同样地问我……
我说：“达丽，你坐下吧！”
她这才款款重新落座。
我望着她父亲说：“唱得真是怪不错的！”
其实我并不觉得唱得多么好。也听许多女孩子能唱到那种水平，虚与委蛇地应酬着罢了……
她父亲说：“达丽，听到了吧？你在学习方面没了信心，也就算了。一个女孩子家，读到初中，不搞学问，不教书，文化够了……”
他说着，吸着了一支烟。
近些年来，我虽然听到过许多抱怨文化和知识贬值的悲观言论，但还是头一次听到一位曾当过大报社编辑部副主任的父亲，当着自己女儿的面，并当着外人的面说这样的话。我暗想，副编审，在中国，也可以算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了。享受副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嘛！尽管那待遇可能不过是空头支票，尽管他已经改行当副经理了……
他又轻轻推着女儿，怂恿道：“既然叔叔给了你公正的评价，那你就再给叔叔唱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