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里，我几乎看遍了北影电视剧部所存之古装功夫片录像带。电视剧部主任周晓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开柜门，常说的一句话是：“随便你选，随便你选。几盘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开的是医药柜的柜门，任我取之的是灵丹妙药，专治肝病似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有一盘录像，令我看了后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结局太惨，惨在尸横遍野的乃是众江湖好汉。而恶的代表人物，却在高奏的凯乐中登上霸主的宝座。其实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认真的。许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逻辑，贯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头来，必是善而强者，铲除了恶而强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后悔的录像，却将血淋淋的另一种逻辑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强未必能铲除恶而强。恶而强获胜便是那样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们绝望。它长恶的威风，助恶的志气。用我们的评定术语来说——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正是这一盘从港片翻转的录像带，在我头脑中进出一个思想——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我看时，恨不得跃入电视，助善而强者们一臂之力。如我幼时看戏剧《白蛇传》时，恨不得跃上台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儿！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蹂躏，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
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吗？”
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吗？你不就是写小说的吗？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在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9.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写……
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干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做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
吃饭间，老杜问：“房间大小，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
我说：“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写《冰坝》。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写一万字。而现在，每天写四千字，已是从早写到晚，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写作是很摧毁人的健康的事。写作时，我吸的烟比平常多三倍。有时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的我的肺早已被烟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潜下心思，精神完全进入到我的小说之中……
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礼礼貌貌的。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的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
老杜和晓红常来看我，带来他们各自那份儿真挚的关心。对于吃饭问题，他们是很看重的，批评往往便不客气。相声里说“卫生”便是为了活着。我承认我的写作习惯很不“卫生”。他们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多，目的显然是为陪我像像样样地吃一顿晚饭。倘他们不来，我则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层楼。
八天的时间又写完了一稿，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两天。我未即交出，我说要放两天，松弛一下，再润色一番。老杜和晓红当然是完全赞同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有暇看电视了。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会。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说彻底港味。最让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的那声“谢谢”。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使我联想到旧戏剧舞台上患了单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娇气书生，使我感到别扭，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我以为那是性的扭曲的结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调地装年轻的母亲，把听众当成摇篮里的孩子。不是摇篮曲，你听了也犯困。我想听苍凉遒劲之歌，比如《西北风》，始终未听到。也许广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来这样的歌吧？我觉得广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个女人了。我觉得广州的男人，大概是顶顶少男人气质的男人。阴不盛而阳衰——悲也夫，广州人！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理了一次发。那是一家个体小理发铺。我迈入后，女理发员操着广州腔问我——剪发？
我说——剪发。我以为广州人就是把理发说成剪发的，便也那么回答。入乡随俗呗。她始终用剪子剪，挺认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边的毯子。我很纳闷儿她怎么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问。她剪她的，我闭目养神。等吹完风，我往镜子里一瞧，头发原先多长，似乎还是多长嘛！再瞧地上，也不见多少我的头发楂儿。
我说：“同志，您没怎么给我剪啊！”
她说：“没怎么给你剪？那四十多分钟，我摆弄谁的头来？”
我说：“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说：“剪发剪发，我不用剪子剪，难道还能用推子剪吗？”
“多少钱？”
“七元。”
“七元？”——我以为听错了。
“七元！”——她不高兴地瞪着我。
十几年来，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庄小理发店单项快理的常客。从没为自己的脑袋花过七块钱！
怏怏付了钱，走出来，也并未体验到以往理过发后那种凉爽的感觉。抹发腊吹了风的头发，似乎老太婆刷了几层糨糊未干的“袼褙”，觉得不透气儿，觉得严罩在头上，越发的热了。
我又返回去，请求道：“同志，还是给我动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给你理！”
她和她的同行们交换着使我怪难堪的眼神儿。
这番她给我理得很短——满地纷纷落下我的头发楂儿。
理毕，她问：“满意了吧？”
我说：“很满意，很满意。”连连道谢，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还没付钱就走？”
我说：“刚刚付过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说：“那是剪发的费，我这是要你理发的费，你剪一遍，理一遍，当然得交两份钱。”
“多少钱？”
“理发便宜，两元五角。”
人家心平气和，人家很讲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难以反驳——我只好又掏钱呗……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居然和我的一个弟弟在广州见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为单位索款，从哈尔滨飞往北京，想求我买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没见到我，也就没人能替他们帮上这个忙，滞留了好几天，总算买到机票，到了广州，又无住处，而且还要买回程机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为《花城》写稿，便找到了《花城》编辑部。广交会期间，外地人没有预定，要当天在广州有下榻之处，谈何容易！
我想这事万万不可麻烦《花城》编辑部，对于他们显然也是难事啊！
老杜在电话里问我——你弟弟他们有地方住吗？
我伪装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语调，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别操心啦！”
把弟弟他们接到我的住处，问昨夜怎样度过的，答曰买了几张报纸铺在身下，露宿街头。而那几天广州一直阴雨，没有哪处街头不潮湿的。看他们那样子，脸也未洗，十分的狼狈。我那小房间，三个人的存在，便都转不开身了。他们分明都困得够呛，但硬撑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问：“二哥，能找到住处吗？我们买的可是三天之后的机票啊！”
我说：“放心，没问题！你们先轮换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见他们一个在床上，一个在沙发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离开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树，吸了两支烟，努力缓解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我决定，转遍广州市，也要为弟弟他们找到个住处！倘找不到，宁肯骗他们，而我自己就在马路上逛它三个夜晚。
那时是上午九点多钟，至下午四点多钟，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车转遍了广州市，四处碰壁。我就有点儿难以回招待所，难以见弟弟他们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见《南方日报》的牌子，心中产生一线希望——去求记者们吧！他们总是神通广大的。
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外，犹犹豫豫地就不敢敲门。对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屋里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从窗口发现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踌蹰，便放下笔，出来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儿？大概以为我上访，或者上告。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明走投无路的困境。
“是这样……先别急，我们这儿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条件不好……”
我急忙说：“有床就行！”
“那我带你去。”
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报》招待所……
没有床位，的的确确没有床位。
一线希望当然落空。虽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别，不料他说：“你别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他便去四处挂电话，挂了许久，电话里说了许多好话，我从旁望着他，心想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记住他这一份儿真挚，将来我必将报答他这一种全心全意的帮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帮我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
放下电话，他对我摇头。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带我接连去了几个旅馆、招待所……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比我住的地方条件还要好的住处——新华社广州分社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两个床位，是给两位要从北京来的记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开了房间……
我心中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分手时，我问他姓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钟声同志。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却是牢牢记住的。离广州前，诸事匆匆，未能当面再谢，返京后，又病数月，每欲写信聊表感激，屡因心绪烦乱，笔意涩滞，几次作罢……
今录此事，盖因实难忘耳！
想我中华民族，自谓礼义之邦，纵观人间百态，审度炎黄子孙，礼安在耶？义安在耶？唯一个“利”字，诱使人欲横流，多少卑鄙邪恶之徒，逍遥于道德审判之外！呜呼中国人，我们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广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编辑林贤治。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位正读初中的少女。黄老师主编之《随笔》，精诚团结各路杂文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及学者，使《随笔》办得庄而谐，儒而锐，雅而通俗，自成风格，可视为案头读物。未谋面前，已有肖复兴写信给我，嘱我若到广州，无论怎样忙，“老黄”是不可不见的。他虔诚请我，我欣然从命。他长我近二十岁，我尊称他老师。按他的意思，大约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对话。我与林贤治兄算同代。他们的女儿算是第三代。倒也没有什么文字方面的实际考虑，只是对对话而已。两位女中学生，思想较为现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思想较为传统的是，是贤治兄的女儿。复兴早已先于我与她们对过话了，据说败下阵来。或者是他自谦，其实舌战了个“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对话。大家畅谈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爱情、当代人的灵魂现象，等等。黄老师分明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人，但又分明地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地挤入大人们的思想世界。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两位少女都很单纯，单纯得近于透明。黄老师的女儿不无高级知识分子女儿的优越感，反应机敏，谈吐不失锋芒，指点江山，批评现实，很有些咄咄逼人。贤治兄的女儿刚从农村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不久，显然地对大都市没有信任感，明显地保持着乡土少女的质朴。谈起她那些乡下小伙伴，眼圈便红红的。她们都很聪颖，都受其父母的影响，热爱着文学。在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我想热爱文学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们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当代现实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灵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下场，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初。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但是这样的一些话我并没有对她们说。我不忍说我不忍……
向灵魂单纯的少女过分冷静地指出生活的无奈是近于严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没有在她们面前扮演导师或牧师的角色。我只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她们。
她们将写的诗和小散文给我看，很自信地问难道达不到发表水平吗？
我看了。我说很好。我说也许可以发表，我说让我替你们转寄某青少年报刊吧？
她们都说是这是她的愿望。
于是我把她们的写在小纸片和作业本上的“处女作”带回了北京。我曾向几位编辑推荐过。他们看了都摇头，说中学生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发表不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倾向吗？我不认为中学生写出这类诗和这类散文有什么不好。我不死心，不过也没有再推荐过。今抄录如下，也算了却一件事吧！
我们不应使孩子们对我们大人们的许诺产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
黄于杨的诗
一
你是我玫瑰色的梦
我迷恋着的火
我凛洁（生造词？）的神
我对你的爱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我对你的
爱
我的爱充满深沉和力量充满深沉和力量我
的爱
让我们在那有着
野火一般的玫瑰蒲公英红蜻蜓的黄昏里
让我深深地吻着你吻着你深深地吻着吻着
你
你眼睛里凝聚着我的泪我的纯洁我的虔诚
我燃烧的火
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
谁也不理解不理解冷冰的眼泪只有我
们知道
只有我们只有我和你
我玫瑰色的梦我迷恋着的火啊我凛洁的诗神……
二
宁歌
转过身来的大山不再欢笑大地啊
你沉睡过去了那么长久
呢喃温热
梦魂索绕我们将双臂举起
伸向天空美丽的安宁
风信子光着脚丫走来走去星星
布满黑色披风，情人在跳舞
远处
野火熊熊燃起我们
眼睑低垂抱紧疲惫的裸腿倾听
弥漫天国的哀曲
当亲故（又是生造词？）的呼唤再不能
使我们醒起当
哀愁缠在心上再也挥之不去而
骷髅化成鬼火到处漂泊
安宁的歌声就在我们头上闪闪烁烁……
——一首关于死亡的诗——写给陈丹燕的《一个女中学生之死》中死去的宁歌——黄于杨自注。
林露茜的散文
多梦季节
在多梦季节，你发现你长成一个少年了。
在雨地里行走，踏着满地落英，你心里充满了怅惘。云彩飘满了你的天空，不平静，不平静，它来源于一层雾霭……
你想起儿时叠起的纸船了。一只一只的小船儿放到碧水里，那是真的海，真的，蔚蓝而且广阔无边。你端起最后一只小船，又庄重又真诚地为它祝福。是的，它要远航了。你只知道要远航，你相信有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
你站在一棵树下，树干直而挺拔，这是一棵你不知道名字的树。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已不再是严寒时脱光了最后一片叶的样子。而是默默地挂满了一树赭黄色小果了。它已拼命地长了一树绿叶子，呵，绿得这么泼辣！你悄悄地笑了。
雨不知不觉地停了，小鸟就开始叫唤了。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绿阴的这边落下，忽而又在那边响起——那是什么鸟儿啊？
如果我是一只爱飞翔的小鸟，我必会把翅膀染成天空的颜色，你总在想。
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当小窗格子里爬满了星星，夜显得愈加单薄，你开始咀嚼失眠了。你懂得了什么叫作不快活。
你觉得胸口闷得慌。你扒在窗台上，把玻璃上的雨滴数了又数，可你没有一次数得清它的数目。你失望而且懊丧，你觉得你要哭了。哭了就哭了，你坚持为自己辩解，说流泪并不等于脆弱，但是你的眼睛分明涨满迷茫的雾。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样东西已经丢失了，心里头常常觉得空空落落。对你所热爱的东西你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常常不自觉地你对它充满了怀疑和惶惑；你甚至常常对一切表示轻蔑，尤其轻蔑你自己。
你有时也盼望成熟，但更多的时候是对于成熟的不屑一顾。
你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你固执地认为，不识少年愁的诗人只够做半个诗人。在云朵们开始骚动不安的时候，春天已经在栅栏外闪闪烁烁了。
如果雨季日子永远潮湿的话，梦总还是梦吗？
那么，让我变作一只蓝翅鸟——你说我要穿过这多梦季节而去了！……
我想，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害怕什么。她们不过写了诗和写了散文而已，并且写得相当之好——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挑剔的话。是的，我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对于我们的用真情实感去写诗和散文的女孩儿们，我们除了欣慰之外，竟然还应取别的某种态度吗？当然，我所说的“我们”，并非她们的父母。所幸在于，她们的父母并不庸人自扰，看法上大致和我差不多……
休息这两天，因为弟弟的从天而降，使我身体精力更觉疲惫不堪。
老杜和晓红见我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都劝我再休息两天。
我说不。我说就算我休息了吧。我说希望从明天开始，两天内谁也别来看我。
他们便两天没来。
第三天我交了稿。
第四天他们都看过了，都说不必改了。
那一个中篇便是《冰坝》——我完成长篇后的第一个中篇。
我请求他们给我订火车票或机票，越快越好。
老杜说你不能走。
我问为什么？
老杜说你辛苦了十多天，连在广州玩儿还没玩儿过一天呢！
我说我给我弟弟四处奔波找住处的那一天，就算是玩儿过了吧！
老杜说我正为这事儿生你的气哪！我们并没把你当外人，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当外人？你怎么可以碰到难题都不对我们说一声？
看得出来他是真有些生气了。这个精瘦的老杜啊，他生起气来都显得很可爱。
我问，老杜你有没有什么病啊？
他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这么瘦啊？
他苦笑了，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自从负责办刊后，就没轻松过几天……
我说咱俩一见面，看你这么瘦，我就暗暗发誓一定少给你增添麻烦。我说我来广州，并非想到这座没来过的南方的大城市玩儿的。我说我没精力玩儿没时间玩儿也没心思玩儿。我说城市和城市对于我都是差不多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于我尤其差不多。我说我只是想到一个比家里的写作环境好些的地方，摆脱掉纷乱的干扰，能潜心地写一篇小说。我说我的愿望和目的已实现，你们对小说满意，我对自己此行也就满意了。我说我归心似箭。
老杜频频点头。老杜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坚定地说，晓声你广州可以不玩儿，却一定要去一次深圳。一定要去一次沙头角，非去不可。你是作家，你要开拓视野。你要当成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我们做主了……
老杜真是个好人。
晓红也从旁劝说，并且愿陪我前往。
晓红很热心、很虔诚。只是我们相互太尊重了，倒显得彼此矜持了些……
对于这么好的两个人，我能说什么呢？
唯有从命……
老杜怕晓红深圳方面不熟悉，又委托编辑部陈文彬大姐“带队”。
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乘火车去了深圳。
深圳林立的高层建筑的确使我非仰视不可，然而未能使我惊异。高楼不过就是很高的楼而已，不过就是金钱的立体结构而已，除了高并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一座城市不但需要高楼，还需要其他的。我想深圳作为一座城市是太缺少其他的了。那也许对于一座城市是很重要的。我想一个人选择深圳这样的城市生活挺不错。但小说家在这样的城市里也许会感到窒息。文学绝对地需要一种文化的传统和氛围来养育。深圳它太新了，新得使人难以寻找到一点儿文化的痕迹。
曾有好心的朋友怂恿我调往深圳——我一经踱入它到处闪耀着马赛克光泽的门户，便从此打消了投靠它的念头。我觉得它和我格格不入。我本能地疏远它，对它怀有戒心，并且抵御它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好比抵御一个脂粉气太重的女子可能对我产生的诱惑。也许它肯于慷慨地为我提供住房？可是我猜想我在“她”的怀抱里会感到灵魂无倚。人的灵魂总还是需要一点儿温馨的。所谓现代文明对现代人的损害恰在于此。故现代人匆匆忙忙地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灵魂将无处逃遁。现代人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深刻的关系在于——与其说现代人拥抱现代文明，毋宁说现代文明纠缠住现代人。与其说现代文明是现代人的“舞伴”，毋宁说后者更是前者的“舞伴”。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还不过是时代的奴隶。最典型的消费城市是最缺少温馨的。“夜总会”和“卡拉ok"里的温馨情调本质上是虚假的。是人付出了真实之后，为了安慰自己制造的。我觉得普遍的深圳人太跟着深圳的感觉走了，而深圳你又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呢？你真的就那么感觉良好吗？
那天晚上我在两座立交桥之间迷路了，转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回不了我住的招待所。不得已坐上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十五元坐了五分钟。司机显然有意兜了一个小圈子，否则三分钟也就到了。可是我问他路时，他却不告诉我。晓红同情地说这十五元的车费就由编辑部来报吧。我说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不能由编辑部来报，我没将票据给她。她说晓声你太认真了。我说这些方面我愿意认真。
第二天我们一人带了两个面包去沙头角。九点半到达。通过检查站，我们便融入了小小一条街的人流，不时彼此呼唤才能免于失散；我提议还是分开行动，都自由些。陈大姐和晓红同意了。我们确定下午四点在检查站外相聚。
我半小时便走完了那条街，什么也没买，没什么可买的。我在一家书店转了几分钟，希望发现一两本别处买不到的书，却连这一小目的也落空。那条街上最多的是衣服，女性们的时装或准时装。我没看出款式有什么别致的，漂亮的女人绝对不是非穿漂亮衣服不可的女人。衣服首先因女人漂亮才漂亮。时装因穿它的女人的风格才具有了风格……
我又用了半小时第二次走完那条小街，便觉得再没兴趣走第三次，时间却还早着哪！
幸而我发现在“我们”这半边街的后方，有电影院。放映的是我们北影的一部影片——在我记忆中似乎是《飞镖黄天霸》。
黄天霸就黄天霸了！在北影我没看过。编剧又是作家张弦，就在这儿看看吧。
于是我买票进入电影院。空荡荡的，才百十来观众，尽管是新片。
看完《飞镖黄天霸》，买了两个杧果吃，时间仍早得很。就又买了一张票，又看了一遍《飞镖黄天霸》。
编剧张弦和导演李文化，真是该感激我这么热心为功夫片捧场的观众啊！
看完第二遍《飞镖黄天霸》，饿了，找了个僻静地方，吃掉两个面包，我就毫不留恋地离开沙头角，出了检查站。检查人员见我手中连个塑料袋都没拎，大大地起了疑心，对我的士兵书包非常之认真地检查，不过字典、身份证、一本《世界之窗》、一包烟。
他翻我的身份证，朝我笑笑：“作家？”
我也笑笑。
“什么都没买？”——他好生奇怪——“这里的金首饰是可以买一两件的。内地不是抢着买吗？”
我说：“下次来再买吧。”
沙头角——我没情绪再来了。
那么一条小破街，没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我买了一本《世界之窗》，坐在自行车棚——一块砖头上看。跟看自行车的老头儿聊起来，得以混入老头儿的小屋子，殷勤地向他接连敬了两支烟，进而被允许躺在他的小竹榻上。
枕着我的书包，我睡着了。
出门在外半个月，那一觉我睡得最安稳、最香甜。
醒来一问老头儿，五点半多了。赶快告辞，就往相聚的地方跑。老远便见陈大姐焦急地举目四望——晓红又回到沙头角那条街上找我去了……
她们以为把我丢了呢。
一会儿，晓红从检查站口出来，为找我找得满头是汗……
她问我到哪儿去了？
我说早就出来了。
陈大姐问我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想？
我说在里边看了两遍我们北影拍的《飞镖黄天霸》，在外边睡了一觉。
陈大姐顿足道：“嘿，你呀！辜负了老杜一片心意。我看就凭这一点你成不了大作家！”
晚上，我和晓红冒雨买返回广州的火车票。结果只买到了两张。
在深圳火车站，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自告奋勇去补票——当日当次的票已卖光。
陈大姐说可以上车补票。书生气十足的晓红说似乎车站执行规章很严格，不可以的，还是先找站长之类人物批个条才稳妥。晓红她根本不是那种很闯荡的女性。我也没那股闯荡劲儿。但我是男的，我想这种事儿应该我去办。作家呀作家，在许多时刻，普遍的总那么不愿说出自己是作家。不说，人家也就没来由地非照顾你一次……
我又没手表！
在我对几位像站长其实并不是站长的人磨嘴皮子的时候，那一次列车已进了站。陈大姐对检票的说了几句陪同一位作家等等的话，人家也放行了。可是她们又找不到我……
待我沮丧地回到检票口，列车已开走。
晓红问：“怎么样？”
我说：“没门儿！”
她叹了口气：“唉，你这个男人啊！陈大姐几句话，检票的就高抬贵手了！”
我说：“那好啊！”
她说：“好什么啊？陈大姐在车上等，我在这儿等，车已经开走了！陈大姐的票在我这儿，她在车上还得再补一张票……”
她亮开手掌——两张昨夜冒雨买的票，在她手中攥得湿漉漉的……
她苦笑道：“都作废了……”
我惭愧地说：“我真笨……”
我很惭愧自己在这些方面真是太笨了！
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天上有个太阳”。
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洁身自好”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环境”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我们宿舍”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我是广州人”，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中国有十个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香港那样的城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变成了香港那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港埠之人的心态，则中国，是否只是根本没有香港那种前景的中国人心中之中国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昵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会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般不太对自己轻蔑的对手施展心计。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到了福建才明白，原来请我在福建的几所中学里作文学报告，顺便推销由海峡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优秀中篇小说集》……
既然是“义务”，就好好尽吧！
于是我在四所重点中学作了四场报告——我并没有喜欢到处作报告的职业病，那纯粹因为是“义务”……
每场报告后，由我代笔签名，出售几位作家朋友的、版式很高雅的集子。
他们是——王蒙、蒋子龙、张洁、谌容、张承志、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冯骥才……
我至少为他们每个人的集子推销了五十本之多，四天内我差不多推销了六七百本作家朋友们的集子。在那些书的扉页上留下了我的笔迹——“梁晓声代签”。有的书上还留下了我代作家朋友们题的词……
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是义务吗？
未必是我的义务。
别的作家朋友门也未必会像我这样不遗余力地去推销他人的集子……
又讲座又卖书，我可真累得够呛啊……
就是在那四天的晚上，我写出另一个中篇《母亲》。我觉得住在好房间里，若不写作，就对不起谁似的。
离开福州那一天，我将《母亲》交付《中篇小说选刊》，请章世添同志代我寄往《文汇月刊》。
他惊讶地问：“这四天内你还写东西来？”
我说：“这不写出来了吗？”
他挺内疚的样子，讷讷地说：“你太拼命了吧？留下来休息几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很惦家了。离家前，儿子正生病……
10.被熟视无睹的中国
非常惭愧，倘我不是“文津奖”评委，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彼得·海斯勒其人。也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何伟”。尽管，他的《寻路中国》的封面上，印着两行“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一由“新浪读书网”所评，一由“深圳读书月”所评。
我翻开这一本书，读到第10页时就被吸引住了，欲罢不能。
此页开头两行文字是这样的：“……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英文中断无“熙熙攘攘”这样的词汇，这四个字极感性地译出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场面。
读罢全书，我将此书的获奖顺序排在了第三位。这一部书当然首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向外国人介绍八十年代以后的，主要是当下的中国。一部首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书，一经译成中文，为什么在中国读者中也好评如潮呢？
柴静的推荐语道出了其中原因：“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确乎，对于我，书中写到的大多数人和事也往往是熟视无睹的。因为熟视无睹，则往往漠不关心，于是麻木。麻木而被刺疼，于是心生酸楚。我们的麻木其实也并非真的麻木——中国许多问题的严峻性超出了作为美国人的何伟的感受，我们纠结其中，而他是“第三者”。他与中国的接触是“第三类接触”。
超脱之眼所见会别有细微。
这一部书的另一长处是结合了从前来看当下。正是在此点上，他写出了“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那其实就是，毕竟发展变化了的中国，也是郁闷与冲突无处不在的中国。
“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彼得·海斯勒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
作者对中国底层大众的友爱深深感动了我。
11.人民利益无小事
现将当年的江西知青赵素珍写给我的一封信转给您们。
尊敬的同志们，我认为赵素珍同志的信写得很通情达理，要求并不过分，实属正当。如果完全无视她的要求，那则意味，对于她下乡时期长达九年的实际教龄，根本不予承认——而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的国家，目前仍在纠正某些从前年代对某些个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包括对当年的知青也是如此。解决了，社会的公正就多了一分，以某种理由拒绝解决，社会的公正就少了一分。并且，违背“人民利益无小事”的中央精神。
尊敬的同志们，恳请你们认真对待赵素珍同志这一封信中的合理要求，并望将怎样解决的情况反馈给我，行吗？
至于究竟应在赵素珍同志的工资中加入多少补贴，我觉得那倒是可以与之协商的。
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多原谅！
祝领导们秋安！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插队知青赵素珍给我写信倾述她的郁闷，于是我给她的单位领导写了此信。）
12.尊敬的长者
收到了您的来信，首先向您保证，我不会将您的信公开的。
您在信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这使我间接了解了您——您一定是一位喜欢看书的长者啊！所以您的信才写的那么中恳，甚至仁慈。
谢谢您对我的创作初衷的理解和鼓励。
但我还是希望得到您的住址（通信地址），请您放心，我会保密的，也不会去打扰您。
我只是想送您一套《知青》的光碟，以及由我编剧的另一部电视剧的光碟，如您愿意接受，就请给我一个可以寄送到的地址。
我不上网，也无网址。是通过我儿子网址发给您的。
再次感谢！
天凉了，望长者注意保暖，珍重。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一位八十三岁的长者写给我三千余字的信予以鼓励，于是有以上复信。）
13.向中国的母亲们致敬
立三兄：
辛苦啦！
与兄合编此集，特温暖事。
如许多人热忱配合，纷纷赐稿，你我共同荣幸也！
你在前言中必会感激再三，不复赘示。
我一向认为，一个民族怎样，肯定也与一个民族的母亲们怎样有关。
于是我想到了老舍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到——在他记忆中，母亲生前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
想到了萧乾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到——他领到第一份工资时，转身就去匆匆买了一听罐头，匆匆往家赶，因为母亲一直在病着。待他用小勺将一颗罐头樱桃送到母亲唇边时，母亲已咽不下那颗樱桃了……
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回忆母亲的文章，他在文中写到——自己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回到家中时，母亲已入棺了。而他“恨不得一头撞死于棺旁，也随母亲去了……”
他觉得，为了求学而竟没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是自己“永远的悔”。
想到了朱德那一篇著名的《我的母亲》……
如果有人做一项统计，那么事实是——几千年以来促进人类在各方面进步的数不胜数的儿女，他（她）们的母亲绝大多数是平平凡凡的母亲。他（她）们身上的可敬品质，也往往与他（她）们的母亲对他（她）们的日常影响有关。
这一事实体现在中国，尤其令人起敬意。因为在西方抚养儿女已不再是含辛茹苦之事时，中国的许多女性却是在饥寒交迫甚至贫病交加而且忍辱负重的情况之下，坚毅地做着母亲。
人回忆、缅怀父母的文章，我看重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情感意义，这是普世的；二是折射过去时代特征的意义，这是认知价值。二者相结合，是好的回忆文章的饱满元素。
立三兄，仅就呈现母爱的情感意义而言，若放眼世界来看，令读者唏嘘不止的好文章，比我们收在此集中的篇数多得多。若放眼全国来看，也还是要多出几倍。
你我其实是在做一件从大海中掬一捧水般的事情。
但通过此集中的一些文章，进一步唤起中国人对于中国母亲们的敬意；使对从前年代缺乏了解的当下青年，增加一点儿认知，怎么说都是必要的。
除了含辛茹苦的中国母亲们，另一些中国母亲们，也有特殊的可敬处——她们身为知识女性，注重对儿女们自幼的家庭文化启蒙和人文情怀的培养。她们是中国母亲中缪斯型的母亲，并且我祈祷中国以后含辛茹苦的母亲少一些，不但本身是知识女性，也特别注重以新思想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新国民”的母亲们多起来！
至于我的那一篇《母亲》，因篇幅较长，就不收了吧！此事兄当依我，不再提。有那篇幅，莫如多收入一两篇他人的文章。
立三兄，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是编了一部感恩集——我们的每一位作者，通过回忆文章，表达了他（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感恩；而他们所有人，通过这样一部集子，部分呈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们的感恩；而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母亲的感恩，多少也总能带来人类对母亲们的感恩情悸。同时，如我前边所说，我们也是编了一部回眸集——向以往的年代，怀着人们对母亲们的敬意深情望去；于是一些以往年代的特征，必会或多或少呈现在字里行间。
而能达到以上两个初衷，你我作为编者，也就值得感到欣然了。
向中国的母亲们致敬！
向全人类的好母亲们致敬！
14.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
各位尊敬的朋友，虽然我遵命代表培艺艺术基金的全体顾问公开发言，但那也没有办法不以太过于个性化的文字来表达一些感想。如果因而违背了全体顾问的共同态度，只得请诸位多加包涵。
因为我早已不会不个性化地发言了。
我认为，如果世界上忽一日没有了一切艺术，那么一多半的人类恐怕会觉得，活到四十五岁左右也还是活得太久了。而另外一半人类，会经常产生自杀的念头。
没有了一切艺术的人类，连对爱情来临的喜悦也会大打折扣的。
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在没有了艺术的世界上津津有味地眷恋不舍地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呢？
那样地活着跟一只长寿龟有什么区别呢？
即使能活到一千岁吧，那不也接近是叫作“千岁”的那一种古怪东西吗？
在希腊神话中为数最多的女神是缪斯们。
她们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司美女神。
缪斯们出现在哪里，美便出现在哪里。
如果缪斯们失踪了，维纳斯肯定也不想再活着了。
如果从全部人类的文明中剥离掉古代至现代的一概艺术成果，那么所谓文明便不值一谈。大家都知道的，西方诸国陷入了经济困境。但如果中国对麻烦最大的美国说，几万亿美元的债券我们一笔勾销了，但你们须将美国的全部艺术让渡给中国——可以想象，他们一定会因而恨得咬牙切齿。
我无意在此散布艺术至上的论调，而只不过想指出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如果没有了艺术，另外一切社会成果都无法使人类真的开心起来。
艺术的种子是人类最宝贵的种子之一。
而艺术的种子只在人类的生命中体现有基因。
我在80年代曾写过一篇小说《苦艾》，其创作是有原型的——一名能歌善舞的少女，她的天分怎么样被穷困的生活所埋葬了。所以，我赞同对培艺艺术基金的这样一种界定——我们全体顾问将精诚凝聚在沈培艺周围，为着一切热爱艺术及热爱一切艺术的中国青年，构筑艺术的希望工程！
诸位，我虽然是无神论者，但我此刻觉得，仿佛果有所谓天庭、九位缪斯以及司美女神，正同时从天庭向我们大家投下期许的目光。
而这种感觉多么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