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干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彤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干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3.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
“打！往死里打……”
“法不罚众，打死不偿命！”
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
有人打到了一拳，或踢到了一脚，面带一种获得极大满足的笑意，退回到他们的摊位接着幸灾乐祸地看……
有的则打起来没完，而且越打越发狠……
最初我还能听到那小偷的求饶声、惨叫声，顷刻便只能听到棍棒落在肉体上的声音了……
我觉得，那小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具活的人靶。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莫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之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人打翻在地并予以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打！打！”
“奶奶的，往死里打……”
那一时刻，耳听一片喊打之声，目睹凶残施暴之场面就发生在近前。
——打这个“狗崽子”！
“住手！不许往死里打人！”
我从后拽开两个正起劲儿地参与围打的人，突破人墙，一头钻入了进去……
于是我也陷入了重围。
我脚下是业已躺在地下的那个小偷（很可能不一定就是小偷）。我前后左右尽是表情亢奋的呈现着快感的脸，和一双双受自己的或他人的野蛮冲动所刺激的眼睛。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男性的脸和男性的眼睛。有几张嘴还动着，嚼着什么。在绥芬河中俄自由贸易市场那儿摆摊的年轻男人，个顶个地拉出来大概都有一段了不起的江湖闯荡史吧？大概也少不了“黑道”上的小子吧？
我环指着他们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偷了一只表，你们可以将他扭送到治安值班室去，为什么要这么残暴地往死里打他？”
一个声音叫道：“小偷打死了也不犯法！”
我的目光寻找到了那个人。我指定地说：“你这是法盲的话！你这是在煽动集体犯法犯罪！我记牢你的模样了，如果这被你们打的人死了，我第一指证的就是你！到那时看你犯不犯法！”
他们瞪着我——且目光咄咄一个个那么凶恶。
我也环瞪着他们——那一时刻我倒真的没有胆怯，只有充满胸中的厌憎……
试想——如果有人拎着砍刀追赶着要杀人，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歹徒就在这个地方强暴少女，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一批比他们更其凶恶的家伙来掠夺市场，你能指望他们率先起来抵抗吗？
如果有人就在他们面前将被烧死或将被溺毙将被压扁，你能指望他们伸出救命之手吗？
我越环视他们的嘴脸，越感到从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来讲，他们本身即是人渣。
为什么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见死不救的事层出不穷？
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大都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围观少女被轮奸、女性遭凌辱的人居然会那么多？
为什么在有人哀哀求救的时候总会有人恬不知耻地伸出手说要一万元或几万元钱？
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方面的人渣太其多了！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子被撩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当年是少年，我想那篇著名的悼文中所记的事实，肯定的皆是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了。长大了，经历的事多了，复想也未必。你很难说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全系国民党特务、宪兵和警察所为。肯定也有心理蜷伏着邪恶冲动的我们之同胞干的吧？而他们平素就混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形形色色貌似正常的假面骗我们视他们为正常之人……
我在是一个小孩子的年龄，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在是一个少年的年龄，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致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氤氲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仿佛感到窒息……
恐怖使我感到更加厌憎，也激怒了我——好比一条猎狗陷入了一群狼的包围……
“你们滚开！卖你们的东西去！”
我吼起来。
“他和小偷是一伙的！连他一块儿打！”
这一声煽动性的叫喊起了作用，于是拳脚棍棒一齐落在我身上……
我不由得蹲下了……
我从一个人手中夺下了一件打我的东西。那大概是可以伸缩的钢管钓竿。我双手紧握它，朝我身后狠狠一捣……
我听到有人“哎哟”一声疼叫……
危难之际，“救兵”仿佛从天而降，市委秘书奉命赶来寻找我。一路车多，他搭乘的是公安局的车，鸣笛而至。下车的自然也就不止他一人，还有几名治安警。
我从人隙中发现了他，大叫：“小×救我！”
于是人群被警棍驱散。
秘书高喝：“这是市长的客人！你们都老实点儿！”又问我，“怎么回事？谁打了你？”
我一一指着说：“他，他……还有那小子！”
几个人被带走了……
躺倒在地的小偷被抬走了……
秘书又问我：“究竟怎么回事儿？梁老师，不至于是怨你吧？”
我说：“一言难尽，回头再讲给你听吧……”
他陪我往车那儿走时，一个人凑上前来讨要钢管钓竿。它仍握在我手里。
我问：“是你的？”
他说：“是，真是我的……”
我说：“那么无疑你也用它打过我了？”
我又问：“我也不是小偷，你为什么打我？”
他讪讪一笑：“好多人都喊打吗，又不我一个人。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别人不喊打，我打你干吗……”
听他的话，似乎还不无打我的道理。
我说：“你他妈捡去吧！”——用力将那钢管钓竿抛出老远……
……
见了市长面，我讲了那一番经历，市长聚精会神地听，一边听一边摇头不止。听完，样子很认真地问我：“你学过功夫？”
我惭愧地说：“没有。要学过点儿就好了！”
他说：“你既没学过功夫，又非人高马大，不是太冒险了吗？那种地方，三教九流，莽汉恶少，什么人都有。我请你来的，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家人交待？”
不无道理，我抓起烟吸，不再说话。
市长又说：“我听人讲，你很爱管闲事儿？”
我说：“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经历，在你这地盘内，我绝不再使你担惊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该管之事，还是得管，我批评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应该喊治安人员啊！”
我说：“我是那么想来着，可四周并未发现治安警。我怕我去拽来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几刀，一命呜呼了。偷一只表还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被打的人确实是因为偷了一块表。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中度脑震荡，皮下瘀血外伤十几处……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不见得是小偷呢……”
市长说：“与打他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货真价实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闲汉。你说得对。他们都承认，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不参与打，就觉得手痒得难受……”
而我的“护身符”，正是在那一场经历中丢了，还有我的钱包……
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儿什么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情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决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4.“帮闲文章”的调调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的，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一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世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可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吗？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的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做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穷山沟里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做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地已经到来了，还遑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归一衷。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待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不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有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