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又和那个女人见面了。
相见之际，她是怎样的尴尬，自不必说。她的头发染了、烫了。她脸上还化了妆。教授觉得她更加丑陋了，像一条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虫。
教授想不明白，会计师，起码也是大学文化程度。究竟哪几种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国知识女性，改变得那么俗恶、那么刁蛮、那么无赖？
亲家公不明内情，一个劲儿地和教授近乎，没话找话地搭讪着说东道西。教授对他内心里也充满了厌恶。因为教授知道，倘没有他在背后起作用，那女人未见得便会轻而易举地赢了那场官司。
主婚人问：“××小姐，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并终生爱他吗？”
女儿回答：“愿意。”
“××先生，你愿意娶这位小姐为妻，并终生不背叛她的爱情吗？”
“愿意！”
于是一对新人亲吻。
于是宾客们中的年轻人们齐唱《你是我永远的爱》：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除了爱你，
我没有选择！
你是我永远的爱，
因为只有爱你，
我才能真正快乐！
在歌声中，女儿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现在，那年轻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带引号了。
教授望着女儿那张秀丽的脸贴向了她婆婆那张漫画似的脸……
他突然大叫一声：“不！”——将走到跟前的女婿推开，奔过去，拽住女儿的手转身便走……
人们一时都蒙了。
女儿一边挣手一边说：“爸你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亲家，亲家……”
女儿的公公上前阻挡。
“不……”
教授又喊了一声。
他拖着女儿走了十几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么了……”
女儿吓哭了。
教授说：“我……我……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其实他想对女儿说的并不是这句话。而是另一句话——他们丑陋。
对女儿、对女婿、对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对一个被歪曲了的事实，对他已开始反感的社会本身，教授倒下时决定，该谅解还是要谅解。
说完那句话，他的心脏爆裂，就死了……
8.虚实之间
对于饮酒，我从没喜欢过，不论何种酒，不论多么名贵的酒；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至今，我也无法理解喜欢饮酒的人们饮酒时的快乐。
然而我竟大醉过几次。那特别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余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乡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岁了，已经于1966年初中毕业，但报考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理想破灭了。所谓人生理想之于我，在当年，确乎的也就是先成为哈尔滨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三年后成为哈尔滨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罢了。那理想之于我不消说是非常理性的。父亲身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建筑工人，远在四川。每月五十几元工资，最多也只能寄给家里40元；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仅靠那40元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考上了大学的哥哥，因家境贫穷，明摆着供不起他读完大学的，竟于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贫穷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学期起，由于18平方米的一个小小的破败的家里，终日还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闹腾得几无片刻安宁，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绩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从小学到中学，我的语文成绩一向是优良，考上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语文系我还是颇有几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报考志愿前到师范学院去过几次。在当年的哈尔滨，师范学院地处郊区，校园不大，五六幢老旧的三层楼而已，主楼也是。我在校园里独自“参观”，想象着以后将成为那里的一名学生，忧愁之心多少获得了点儿慰藉。现今的人们也许会说，既然家境贫穷，为什么还要考师范学院呢？不是已经18岁了吗？直接参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挣份工资吗？可在当年，一名初中毕业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无特别特别硬的后门，则便等于是痴心妄想，连扫马路或运送垃圾之类的工作，哪怕是临时的，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轮到机会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后门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师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选择。
记得十分清楚，当年那份报考志愿表有三档，三档里我填的都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即使毕业后分配到了郊县的一所小学那也心满意足，无怨无悔。在初中毕业后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岁了还不能为家里挣一分钱，又眼见母亲的脸终日愁云密布，而羞愧难当，心燃急火。我已经扒过树皮了；我已经捡过煤渣了；我脚上穿的，已是从邻居收回来的破烂堆里挑出来的破鞋子了！但树皮不是钱，煤渣也不是钱，并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捡到的啊！尽管能为家里省下几角钱，但那对于贫穷的生活又有什么实际的改变意义呢？即使我终日光着脚，根本不穿鞋子，贫穷的日子还不是照样贫穷吗？
毕业后那一年半里，我经常做两种梦。
一种梦境是捡钱——扭头四望，前后左右遍地钱。说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过的庄稼地，这里那里都可望见掉落的麦穗、谷穗与豆荚。我在梦境中捡钱，如同早年农村的孩子在秋收后的庄稼地里拾麦穗、谷穗或豆荚。也挺奇怪，梦境中地上的钱，从没出现过一元以上的纸钞，更多见的是硬币，壹分的、贰分的、伍分的。当年没有壹角钱的硬币。我梦境中也出现过角钞，壹角的、贰角的、伍角的。出现过贰角钱或伍角钱的时候极少，然而确曾是出现过的。
我的理想是那么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我的梦也是那么的理性，连在梦里捡钱都不敢奢望能捡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梦啊。
由那些捡钱的梦，我在青年时就形成了一种对梦的认识：倘人对生活的希望是特现实、特理性的，那么他的梦境也断不会超现实到哪儿去。正如贾大断不会在梦中与林妹妹幽会。宝玉与袭人共赴巫山、缠绵云雨的梦，贾大也肯定是做不来的。也正如阿q们的“革命”理想，只不过是在乡绅赵老爷家与吴妈“困觉”。但我终究读了不少文学书籍，已是一名文学青年了。故我的梦境有时也特浪漫——在某几场梦中，硬币已不是出现在地上，而是生长在花枝上了。并且呢，由几枚硬币，组成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层花瓣的；壹角、贰角、伍角的角钞，则像花叶一般生长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梦啊！多浪漫的梦啊！
梦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弯下腰了，直着腰就可以前后左右地“采”到“花儿”，不，采到钱了！
请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儿”是由伍分的硬币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层的，手到采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钱啊！还有是角钞的叶子呢！所以梦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钱，还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钞。
当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银光闪闪的硬币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钱的“叶子”钱多到哪儿去。奇怪的是，当年梦中的我，却一向是先采“花儿”后抓“叶”。多年以后我也没想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在我18岁那一年，在中国的1967年，经常做以上那么一种特美好、特浪漫、特现实，也特“中国特色”的梦。经常做捡钱之梦，梦境中却从没出现过面值一元以上的钱钞，这样的梦还不够现实吗？简直还很自律呢，是吧？
按说，18岁的年龄，正是开始做每个男人大抵总会做过几次的性梦的年龄，好羞愧啊，18岁的我经常所做的竟是捡钱的梦、低俗的梦。是的，如今想来，当年的我如果经常做性梦，那也比经常做捡钱的梦更正常呵！而且还不是捡成捆成捆的钱，捡的尽是硬币和角钞，还从没打算往失物招领处交！不但低俗，简直鄙俗。
如果说我做的第一种梦是荒诞浪漫主义之梦，那么我做的第二种梦便是理想现实主义之梦了——梦的场景自然是哈尔滨师范学校。我成为它的学生，胸前戴着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图书馆自习或阅读一部什么小说；考试……每次考试起初都挺顺利，大致看一番卷子，从没觉得哪一道题会难住我，但接着就会发生令人徒唤奈何的事了，不是钢笔帽怎么也拧不下来，最终将钢笔弄断，便是钢笔突然滴水儿，虽然只不过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儿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么一来，我会将那滴墨水儿搞得满卷面都是。已经答过的题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没做的题也污染了。总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个喷嚏，溅到名画上一小点儿口水星儿，想要从名画上抹去而最终将名画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样。这其实还不算多么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简直也可以说感觉良好；明媚的阳光洒满教室，也照耀着我的课桌面，我的笔下水儿流利，我从容不迫写下的字迹工工整整，仿佛印刷字……可是忽然间，天啊，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裤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说没穿裤子是不确切的。确切地说是连短裤也没穿！我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参加考试！在梦境中我本能的反应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边儿，希望拉扯到超过大腿根儿的长度，而那当然是徒劳无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适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么一来，上衣竟变成了兜兜！同时我自己变成了一个光腚小孩儿在课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声呵斥我，而我听到监考老师大喊我的姓名……
我说这种梦是理想兼现实主义之梦，乃因在梦境之中我毕竟成为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什么又说是现实主义的呢？因为在1967年，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份的事了，北京传来了所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全国一切中学、大学的革命学生，都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成一场长期的、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进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资产阶级教育部已被砸烂，今后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高中生考大学的升学方式永远被取消。一切学生有无进一步升学的资格，首先要视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如何。
我的天性中并不具有热衷于勇猛地革别人之命的精神。当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听到了一件又一件几乎天天都发生几件的冷酷无情地革别人命的事件，而所谓“勇猛”其实只不过是残暴的另一种说法，并且获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号煽动时，我所读过的一切书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谆谆告诫于我：那是不对的。真的革命者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应是那么进行的！不要信那一套，远离之，远离之……
1967年是我自从出生以来做梦次数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间“饥饿年代”所做的梦的总和还要多。在后三年中，我的梦境内容相对单纯，经常梦到的是过年、过节饱吃美餐的情形。至于那美餐呢，不过就是大米饭、馒头、猪肉炖粉条之类。也梦到过捡东西，捡到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可当即便吃的东西，比如一个不知从哪儿滚到马路边的大西红柿，或一出校门发现某处有个由纸绳捆扎的纸包，打开来惊喜而见竟是一包粗粮细做的“实验点心”，甚或会是一块人造肉。“实验点心”大抵是用包谷面和高粱米面做的，而人造肉则是用淘米水沉淀后收集在一起的淀粉做的。也有梦着过捡到了粮票的时候。但从没做过捡钱的梦。因为那三年的实际情况是，只有钱没粮票几乎不管去到哪儿，哪儿都吃不成一顿饭。那三年我才是小学生，根本不会做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有关的梦。虽然整天挨饿，却从没做过噩梦。但1967年，我不但经常做捡钱的梦、与师范学院有关的梦，也每做噩梦。
是的，1967年，我不断做捡钱的梦、在考场上发现自己竟赤裸着下身的梦，以及种种惊出一身冷汗的噩梦。已经18岁的我，“饥饿年代”之后不再脸色青黄（我想那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头，逐渐胖了一点儿的我，一年之内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严重失眠对我身体的负面影响并不比严重的营养不良对我身体的危害小些。18岁的我整天昏头涨脑、无精打采，而且目光忧郁、表情呆滞，脸上阴云笼罩。当然我因梦缺眠也不仅仅是由于一心想要为家里早点儿挣一份钱而等于痴心妄想，还因为我的哥哥经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门不可。他说特务们正用遥控器折磨他的头脑，他要侦察出来他们潜伏在什么地方。跟随他深更半夜幽灵似的到处瞎转的主要是母亲。往往地，我太心疼母亲于是也自己跟随。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朱砂”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妈，不过了？”
母亲淡淡地说：“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我赌气将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滚落地上，朱砂撒了出来。母亲吃一惊。趁她弯腰捡时，我冲出了家门。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干冷干冷，估计超过零下30度了。当年的哈尔滨，每户每月发一张酒票、一张烟票。一张酒票可买一瓶酒，一张烟票可买两条普通烟。没有票只能在黑市上买，而在黑市上买烟酒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不论买方还是卖方，被抓住了轻则被送入思想教育学习班，重则要被劳改。我家的烟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亲的公关成本。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借钱，不维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行的。对于母亲，也只能付出那么一点儿象征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节前的酒票，可以买到一瓶好酒。而所谓好酒，也不过就是一瓶酒浓度较纯、水成分少点儿的酒而已。我曾听母亲说过，那样的一瓶好酒，是要亲自送给替我家买到朱砂的街坊的，以谢人家的费心。我买到酒往家走时，心里不禁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好酒，好酒，我宁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让母亲送不成人！谁知那朱砂是真的假的，就那点儿值不值二十几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确值二十几元，想要靠那点儿朱砂治好哥哥的疯病，明摆着是愚蠢的嘛！母亲，母亲，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思想，我主张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呢？
那好，我要将这瓶好酒喝光！
心里这么想着，张口就咬瓶盖。当年牙也结实，轻易就将瓶盖咬了下来。还没喝呢，浓烈的酒味已通过鼻孔刺激出了两行眼泪。但我意已决，不肯作罢，用衣袖揩去眼泪，闭着双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岁，此前一滴酒也没沾过。我父亲从不饮酒，似乎连闻到酒味都会微醉起来。我分明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注定是个酒精过敏的男人。
但当时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咽下，胃里像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仿佛要从嗓子里冒出一股浓烟似的，连眼窝里都感觉被烟火烤热了。我赶紧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着酒瓶的细脖子，右手攥一团雪，不时地仰头咕嘟灌一大口酒，紧接着吞一口雪。
那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中午吃的一个窝头已被胃肠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对胃肠的刺激是那么的凶猛，好像每一口咽下的都是镪水儿。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后我是绝不会再喝第二口的。冰凉的雪麻痹了我的口腔和胃肠，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暂时变得还可以忍受。
那对于我纯粹是一种自虐。
如果说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时，我还没丧失理智，只不过企图通过那种自虐般的方式对母亲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表示抗议，那么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后，我的理智渐渐丧失了。我不仅想一醉方休，还进而想醉死拉倒。并且，我的抗议心理，由起先只不过是对于母亲而转向对于贫穷、对于“文革”年代了。18岁的我当时已在中学时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了。从城市到农村，我的眼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贫穷现象。仅以我家住的那一条脏街为例，如果不是由于我的哥哥疯了，我家的生活还算不上最困难的呢。我的男同学中，有人不享受几元钱助学金是根本上不起学的。街头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简直就形同土坯垒的一个窝。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每个工分才合几分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下生产队的钱，那是一点儿也不稀奇的事。有的农民家，穷得十几年换不起一领新炕席，每年发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发，因为穷得没钱买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对治好我哥哥的疯病绝望了，对我们这个国家也几乎彻底绝望了：它十几年没给我的父亲涨工资了；它使我哥哥之复学成为破灭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学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挣少得可怜的钱的工作；它使从城市到农村贫穷景象随处可见；现在它又使工厂停工，农业生产遭到人为干扰，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那会儿，丧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决绝一念，想要通过一瓶烈性的酒与它了断一切关系，我想到了“鱼死网破”四个字。
“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纲”就是网纲；“目”就是网眼。好大的一张网，那网眼又是那么的细密！而18岁的、对个人命运完全寻找不到方向的我，仅从年龄说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我对于那张将我收入其中的巨网是无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网而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这一条不大不小的鱼起码还可以选择死！
我不知我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总之我趴在炕上，头耷拉在炕沿前呕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后来吐出的胃水发绿了，那是因为连胆汁也在吐着了。
哥哥事不关己地依旧喃喃着疯话。
弟弟妹妹们吓哭了。
母亲泪流满面却不知所措。
来了几位好邻居，往我口中灌积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后背……
我第二天醒来时已近中午，弟弟妹妹们一个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药的哥哥睡在炕另一边，发出轻微的鼾声。还有母亲，她斜蜷双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间，面朝我，背对哥哥。
母亲脸上毫无表情，一夜之间她更瘦了，几无血色。以后，母亲当时那张脸，深深地刻印在我记忆中了。
母亲说：“我将你弟弟妹妹打发到邻居家去了，单等着你醒过来。”
我闭上了眼睛。
“绍生，你想怎样？”
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听来，似乎被扩音器扩大了一百倍，以至于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声似的。
良久，我才讷讷地说：“想死。”
我的声音也很小，由自己听来，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旧电话中的耳语，伴着某种杂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烧得复发了。又良久，我听到母亲一字一句地说：“大儿子那样，二儿子这样，你父亲又远在几千里之外，半夜的时候，我也起过想死的念头。”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亲语调冰冷地问：“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么打算？”我眼角淌下泪来，信誓旦旦地说：“那我就挑起咱们这个家的担子，照料哥哥，带大弟弟妹妹。”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死了对于咱们这个家也不要紧啦？”是生气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内心产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为什么改变了想死的念头吗？”母亲的话又恢复了平静。
“妈你别问了行不行？”母亲的话每一句都使我难受极了，我几乎叫喊起来。
“因为你的行为说明你是个忤逆之子！我要是将你哥将你弟弟妹妹抛遗给你，那就害苦他们了！”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听得出她情绪失控了，她一边谴责一边劈头盖脸地打我，而我用被角蒙住了头，“全中国就我们一家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吗？还有人家妈妈疯了的呢！还有人家爸爸疯了的呢！还有一家出了两个疯子的呢！全中国就咱们家不幸啊！小红楼里有户人家父母双双自杀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儿也没想死！你这么经不住事，哪里配是我的一个儿子？”
小红楼是马路边几年前盖起的一幢六层小楼。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丑小鸭。可在当年，它出现于我们那个贫民区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羡慕甚至嫉妒实属必然。住在小红楼里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艺单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点培养对象。在“文革”前，那体现的是优待性的关怀。在“文革”中，当然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罪证。我曾在小人书铺认识了一个家住小红楼里的女孩，还到她家去借过书。她家其实也不算大，两室一厅六十几平方米的面积而已。但给我的印象，却如同冬妮娅的家最初留给保尔的印象。我和她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属于保尔和冬妮娅的那么一种关系，虽然我压根儿就没幻想过那么一种关系，但母亲的话还是立刻使我替她担忧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发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儿去？”母亲严厉地瞪着我。
我说去上厕所，话一说完，人已冲出了家门。
我好几天没走到小红楼那里去了，我暗想母亲所说的那种不幸，肯定无疑就是这户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几下门，门就开了，我认识的女孩从家里探出头来，诧异地问：“是你呀，有事吗？”
我问：“你还好吧？”
她点点头。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很替她难过。
她反问：“你也知道了？”
我点头。
她迈出了家门，真挚地说：“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啊！”——指指上一层楼，又小声说，“不是我的爸妈，我爸妈接受批斗去了。是五楼一户人家的事。”我抬头朝楼上望一眼，复看着她，内心一时感慨万端。
“瞧你连棉袄也没穿就到这儿来了，进屋暖和暖和吧……”她从门旁闪开的同时拉开了门。
我犹豫。
她苦笑着说：“可惜没书借给你了……一本也没有了。你在我家见过的那些书，我帮着父母全都偷偷烧光了……”“那么做是正确的！”——我一说完这一句愚蠢的话，猛转身跑下楼去。
我进入家门，弟弟妹妹也都从邻居家回到了家里。母亲很照顾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没再当着弟弟妹妹的面说什么使我无地自容的话。但弟弟妹妹们接连几天躲避我，他们对哥哥还并不那样。他们看我时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们都是被我的行为大大地惊吓了一场，这使我内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农场的人来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一听每月可挣32元工资，我顿时心向往之。报告会刚一结束，便迫不及待，不，简直可以说是心急火燎地报了名……
自从我成了一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确切地说是自从我每月能够挣到41元多的工资了（我所在的一团属于寒带地区，每月另有9元的寒带补助），我再也没做过捡钱之梦，一次都没做过。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钱了，多时可以寄25元。十几年来，父亲也只不过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终于成了父母的儿女中第一个可以为家庭挣份钱的人了。我如愿以偿了，什么艰难困苦，对于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费多了一半，对于一户城市里的穷困人家，那是多么大的境况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里的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我对父母的报恩愿望。一想到母亲脸上的愁云定会因而减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与哈尔滨师范学校有关的梦了。对于我，哈尔滨师范学校不存在了。
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了。
世上的人其实也可这么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谓先天遗传，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而且人对那种影响几乎无法摆脱。纵然是负面的影响，大抵也毫无办法。第二类是不但有生理基因，还具有后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诘起来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前提若非遗传，“基因”之说便不成立。这里所说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对人的影响。那一种影响如果从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了，那么其无法摆脱性起码是难以摆脱性，与先天遗传的生理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完全可以视为同样的。第三类也是具有所谓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谓文化“基因”，是另一类书籍所给予的。而那另一类书籍，根本不承认有什么“超阶级的”、普世的人性原则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认除了一种被定义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还应恪守什么人格底线。更不承认除了所谓“革命”的人格之外还有什么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们所谓之“革命”，并不是以改革社会为使命，而是以专革别人的命为己任。
在1968年乃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种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还不至于那么多。因为1949年以前，文盲虽然也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但文盲者并不等同于完全没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国数千年文化中关于人的人文营养，不可能对文盲众多的民间毫无正面影响。文化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化人渗透力，除了书籍之外，也能通过戏剧、诗歌、谚语、民间故事甚至辈辈相传的“老话”的方式，直达文盲者的芸芸众生的心间。举例来说，文盲自然是不会去读什么《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许人也。但“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这样一些直接来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或同样意思的“老话”，在文盲多多的民间世代诫传，足以证明文化“化”文盲绝非童话。
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起了大的变化。传统文化中初级人文思想元素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被指斥为“封建”的、“危害”大众心智的，甚至“反动”的文化“毒素”了。而与之一脉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国民间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众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们又是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被变成了“一张白纸”，“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由别人往他们的头脑里画，画别人认为“最美、最好的图画”。这一种情况，也可以直接说是“政治洗脑”。
新一代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这一代人中喜欢读书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书籍种类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后每年出版两三部的“革命文学”；苏联的“革命文学”；以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不多的几位老俄罗斯时期的作家的书；少数法国作家诸如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的小说，以及卢梭、伏尔泰等的政见书。我这一代人当年所能读到的英国文学著作是极少的，除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大抵再也就只能读到狄更斯的小说了。莎士比亚戏剧太古典，不怎么会引起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共鸣。而狄更斯在当年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当年老版本的译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着这样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其对革命不可避免地会进行歪曲，书中对人民的革命行动，每进行暴力色彩的描写，而这一点是需要以革命思想来进行批判性阅读的。”连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阅读”之外，他的《悲惨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变成了可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印数极少的，因为小说居然传播这样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就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相针对。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对“暴动”亦即“革命”给出的最权威的结论。这种结论自然也可以导出“革命即暴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显然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所针对的是一切中国之“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当年之中国，几乎等于“反动文学”了。
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的、欧·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箭靶。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喜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
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对“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的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50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这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道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道组去当报道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而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的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
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
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
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一次是我与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去看望哈尔滨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云南省军区的部队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脱下了军装，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作家是多么古怪的“动物”啊，居然在接受“劳改”期间写出了长篇小说《雁飞塞北》！那是反映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建设国营农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雁飞塞北》在当年是青年读者们特别喜欢的长篇小说之一，林予的名字广为流传，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暂，“文革”伊始，他又因为几句“反‘文革’言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团战士以后，尤其成了兵团文学创作员以后，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为《雁飞塞北》一书虽被批为“大毒草”了，却仍是兵团文学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学圣书”。我利用一次探亲假的机会，多方探问，终于获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几度，我敲开了林予家的门。他的家是筒子楼的一居室，因为城市缺煤，虽有暖气却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个煤球炉，从小小的通风窗接出烟筒去。煤球炉不好烧，倒烟，并不能使屋里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学青年以后，林予这名刚从“牛棚”放出不久的“现行反革命”，对我表现出了超出我预料的热情。我俩围坐小炉两旁，袖着双手，谈北大荒，谈十万官兵，谈文学。一上午的促膝相谈以后，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邓小平复出后，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长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拨乱反正”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东风”得以问世。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小道消息”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楼”。“小白楼”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北京方面传来的“小道消息”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二百五”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反动”的语来。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谣言”。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独自一人“随波逐流”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帮”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
在连队时，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进入一家小饭馆，说今天是全中国人民都万分高兴的一天，咱俩怎么也得喝点儿啊！
我知道当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种问题，但究竟什么问题，从没问过，不清楚。我还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问题，他早已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了。虽然他不可能再成为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团员了，但我想他是有个人理由高兴的。
那一天，我也特别高兴，确实有种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思想获得解放的感觉。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说：“那就喝点儿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开第十一瓶啤酒时他居然还没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么他喝了九瓶半！期间去了一次厕所，回来跟没事儿似的。但我却是在他一劝再劝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俩离开时，我几乎站不起来了。天已黑了，他搀着天旋地转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里时，我迈不动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边的一棵大树坐下了。而他也守着我坐下了，吸起烟来。
当他将我送到复旦大门前时，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虽醉了，却没吐。那是我唯一虽醉无悔的一次，因为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11年多的时间里再没沾过一滴酒，不论何种酒。
再后来，我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不久，父亲的去世使我经历了亲情重创。我其实并没机会怎样地孝敬过父亲，我极怕对母亲同样丧失此种后悔莫及的机会，再次将母亲接到了北京。
母亲是能饮二三两白酒的。父亲是个滴酒不沾的人，母亲起先自然也闻酒侧身，但后来连酒都凭票才能买到以后，母亲反倒开始饮酒了。因为若家中并无饮酒人口，酒票是不给发的。而对于好饮之人，酒票在当年比粮票还宝贵。父亲远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亲一个弱女子操持风雨飘摇的穷家贫户，为难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饭。求人须送礼，送礼必花钱，而家中最缺的是钱。于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钱却又颇受欢迎的礼。为了能发到酒票，母亲得证明自己是饮酒者。为了证明自己是饮酒者，起先闻酒侧身的母亲开始饮酒。饮过几次酒的母亲，感受到了酒能浇愁，酒能解忧，结果有时也是“馋”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价白酒，母亲实在苦绪成结时，便背着我们偷偷喝一口。对于那时的母亲，酒是药。父亲退休以后，因为他不喝酒，甚至也见不得家人喝酒，母亲便戒酒了。我们都知道那对母亲是不容易的事，但因为都习惯了顺从父亲，便只能委屈母亲。
那些年，我经常想，等什么时候母亲单独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备有各种酒，使母亲什么时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经常由我这个视酒如同毒品的儿子陪饮。
孰料，母亲单独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于父亲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节，我将一瓶“五粮液”摆在了桌上。
母亲看着问：“是好酒？”
我边开酒边回答：“还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亲却幽幽地说：“放一边儿去，我不喝。你父亲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里，你又患过肝病，饮酒对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么意思呢？听妈的，收起来吧。”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默默将那瓶“五粮液”又按上了盖子。来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团战友张福俭开着车来找我。他是《求是》杂志的发行处处长，预先跟我约好的，要载我去与另几名兵团战友相聚，而我将约好的事忘了。
那时快到中午了。
我为难地说不能去了，得做午饭，做好了也不愿将老母亲留在家中独自吃饭。
那一年母亲78岁了。
福俭说：“做什么饭啊，让大娘一起去嘛！”
我问母亲愿不愿一起去？
母亲乐了，说愿意。
78岁的母亲，已腿软，很少下楼到户外去了。那时，母亲高兴的样子使我这个儿子意识到，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没尽好儿子的义务啊！母亲又不是只鸟，怎么可以整天被关在家里呢？再忙也得经常陪母亲到户外活动活动啊！就从今天开始啊！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表态：“妈，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点儿酒，我也要陪您少喝点儿！”
坐在车里的母亲，从摇下玻璃的车窗望着街景，脸上的表情可高兴、可神气啦。
聚餐地点在一家清静的小店，选在那儿主要是为另几位兵团战友考虑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们下午还须上班，那里离他们的单位近。
小店的空调开得极低，我有颈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进门，顿觉周身僵紧，连打了几个寒战。
有人居然还带去了一瓶茅台！
我对母亲说：“妈，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亲是听说过茅台的，乐得合不拢嘴。
一小盅酒刚刚咽下，相聚的愉快气氛刚刚开始，我又连打几个寒战，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离座，却已迟了，没能跑到外边吐去，吐在了一个墙角。如果只吐在一个墙角，还则罢了。那是神经性呕吐，根本没办法忍住的。紧接着，连另外三个墙角也吐脏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脏得一塌糊涂，几乎全湿了。包括母亲在内，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变成了那样，聚餐根本没法进行下去了呀。别说聚餐没法进行下去了，就是饭店的服务员也非常不高兴啊！一边捂着鼻子清除，一边埋怨不止。福俭赶紧脱下他穿在衬衫里边的背心给了我，我天旋地转地又坐入车里，福俭嘱咐司机一定要扶我和母亲上楼。那次聚会是他张罗的，他不能也随之一走了之啊！我与母亲坐在后排，我觉出母亲握着我一只手。我说：“妈，对不起，儿子今天太扫您兴了。”母亲说：“别说话，安静着，妈心疼你。”
我扭头看母亲，见母亲脸上淌着泪了。
母亲的手一路都握着我的手。
那以后，母亲背着我，将家里的几瓶酒都送给邻居了，有时客人拎来一瓶作为见面礼的酒，母亲也会出面恳拒之。于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无饮酒者之家”。单位夏季发箱啤酒，我也干脆不往家搬，当场分给同事们。
两年后，母亲回哈尔滨，轮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两年后，母亲病逝于哈尔滨，生前没再提过一个“酒”字。
如今的我，在应酬场面上，也居然能喝一两小盅白酒了。但诚实地说，仍不能感觉到酒本身带给我的乐趣，总希望从从容容地、缓斟慢饮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样独饮，也不是想与三五好友共饮，而是希望能只与一人对饮，饮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亲啊！
9.父亲与茶
父亲是从不饮茶的。
我想，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当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节前，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作的特大的帆布袋，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四顶兔毛帽子、几件毛线背心、五十来斤四川大米。父亲背着这些东西，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
当年的中国列车，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从四川到哈尔滨，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车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
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车由于超载，决定取消座号，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互相谦让，轮流而坐。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
父亲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
父亲回到家里时，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却那么高兴。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只都有磨破处，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带回来给我、哥哥和三弟穿。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也都由父亲补过了。而毛线背心，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再用染料染了，一针针织成的。有母亲一件，还有妹妹一件。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
他将纸包递给母亲，叮嘱说：“这是茶，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哪天要分给邻居，放好，千万别沾水。”
1963年我已经14岁了，还没见过茶。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红纸包好。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5分钱一张，母亲让我买了两张。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说那才显得心诚。我在一旁裁红纸时，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母亲陪着父亲，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回家时都满脸高兴，我想那足以证明，收到茶的邻居们也是都很高兴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在我们那个大院儿，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
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除了茶，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随口一问的话。
我说：“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随口一答的话。
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
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妈说，她家没人喜欢饮茶，好东西别白瞎了。
在我看来，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白开水、白糖水、红糖水。至于茶，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欢饮，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女孩走后，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
父亲说：“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
母亲说：“一向处得很好啊！”想了想，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
父亲一拍脑门说：“错！错！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
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水稻严重减产。全哈尔滨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
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后悔极了，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
母亲说“行了”，父亲嫌太少，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使父亲犹豫不决了。
母亲说：“只送给一家，其他几家不送，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
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户两三斤，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尽管，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
米最终没送。
那包茶，母亲后来送给了别家。
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并没因而出现裂痕，但两家的大人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只不过都尽量掩饰。
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
从此，我与父亲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仅两个星期，并且通信也少，因为父亲只不过在“扫盲”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仅一页纸而已，字体大且歪歪扭扭，夹杂着错别字。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总是难免犹豫不决。
1971年，也是春节前，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却没成行——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建设任务紧张，请不下假来。”
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我们父子二人已8年没见过面了。而母亲在8年中，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
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信上说是花8元钱买的头季芽茶，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那一年我已22岁，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40元，自己又节俭得要命，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却居然用8元钱买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疯着，母亲关节炎很重，三弟也下乡了，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确乎算得上珍贵了。
“动力之乡”在郊区，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下车后开始步行。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才终于到达“动力之乡”。在那一带，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远。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因为当年的“动力之乡”，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着一栋栋高楼、一排排平房，沮丧极了。
到家时，天已黑了。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8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
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8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连队，我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超出，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些话，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
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列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当时，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3年。
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便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
而今天，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10.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虽然，我已经六十余岁了，但对于黄宗英，我还是得称前辈。因为她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长我二十四五岁呢。事实上，前辈这一种称谓相当中国化。即使在我们中国，也相当的古代，还多少具有点儿江湖意味。在当下生活中，我们已不太听得到“前辈”这一称谓了，似乎只有在武侠片中还听得到。据说网上挺流行，也同样只不过出现在网络上的后武侠小说中。并且，网络本就是很江湖气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网主们的名字，不论男女，也都挺江湖气的。
我和黄宗英都是中国文坛上的人。以我的个人感觉而论，亦觉中国之文坛，往往也江湖气弥漫。倒不是由于文坛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实际上外国之文坛，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风生水起、是非频发的，但却并不给我以江湖气浓的印象。为什么我们中国之文坛，给我以江湖气浓的感觉呢？大约是由于我们中国之文坛拉帮结派，形成团伙的风气较盛的缘故吧？除了这一缘故，还有另外的因素吗？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么因素呢？我还没想清楚，此不赘述。
但我犹豫再三，决定在此文中及文内称黄宗英为前辈，并不意味着我对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称谓情有独钟，更不意味着我对中国文坛之江湖很认同。恰恰相反，我嫌厌任何所在的江湖气，也从未属于过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称黄宗英为前辈，只因一点，她年长于我不是几岁、十几岁，而是二十四五岁。如果她是男姓，我当按中国习惯称她为“黄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并且我了解，她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那样一颗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动，前一分钟也必定还是年轻着的；所以我不愿在对她的称谓之中加入“老”字。事实上，此前不论当面或背后，我一向是称她“宗英老师”的。那么，在这一篇短文的题目中和文内，一如既往地称她为“宗英老师”，岂不是更亲近吗？那是的。但我内心里，对她始终是怀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结的，而我写此文所要表达的，正是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竟变得越来越难以忘却的感恩情结。我怕亲切抵消了感恩。即使仅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违背我写此文之初衷的。我读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这篇文章的初衷一样的文章，每使我产生一种变味的印象，就是由于称呼似乎太亲近了，写到后来，感恩的元素少了，亲近的成分多了，结果感恩被亲近所稀释，仿佛便更是一篇记录友情的文章了。何况，尽管黄宗英前辈每次见到我，对我的态度无疑是亲近的，见面也无疑令她感到高兴，但若论到友情的话，其实我们之间反而并没什么值得书写的内容。
真的是这样。
前辈黄宗英，她是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我写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为了以记录性文章的方式来公开表达我对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黄宗英的大名了。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当年在收音机里广播过。我家没有收音机，我是从中学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当时给我以特别满足的语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读员朗读的，她的声音圆润而豁亮，仿佛唱着歌的泉水从山涧流淌而过，携带着悠扬的回声。以现在的美文标准来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学并不能算极好。但在当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凤毛麟角，黄宗英又是演员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长期浸淫于电影界，置身于上影厂这一特殊的文艺单位，经常接触皆有丰富经验的导演、演员们；再加上她善于观察生活的一双慧眼，几乎可以说天生地从生活中捕捉细节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乐的性格，发自内心的以赞颂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极善于将笔下人物写得“活起来”的同时，也极善于营造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她写一篇报告文学如同导演在执导一部电影。她笔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凸显角色的作用和魅力。当年，中国的收音机里，最经常播出的是根据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评书。那些评书更偏重的是故事，对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总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这一名中学生第一次领略了生动活泼的文字被女性好听的声音所朗读的美感。
我便记住了“黄宗英”这个名字。
但是我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名知识青年，与《小丫扛大旗》这一篇赞颂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识青年的报告文学没一点儿关系。
后来我初中毕业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尔滨市的某电影院，连续几天放映“反动电影”，曰“批判观看”。是由哈市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们发起组织的放映，某几所重点中学的“革命师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但那一年我与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点中学，他是“红五类”，由他给过我几次票，于是我得以看到了几部以前不曾看过的电影，包括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武训传》、《林则徐》、《李时珍》。
我至今认为赵丹主演的《林则徐》、《李时珍》，演技炉火纯青。这两部电影中，他主演的林则徐尤见功力。并且一直认为，以后不论再拍多少次《林则徐》，“赵丹化”的林则徐恐怕无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别喜欢《十字街头》，觉得那一部电影中的赵丹，大演员的天赋已被他充分证明。那时的他，其实身上已兼具卓别林式的黑色又温暖的幽默和金·凯利式的即兴表演的机智。可我当年却并不喜欢《武训传》，至今也还是喜欢不起来。武训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办义学的极虔诚、极执着的愿望自然是无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动的。但他所实行的向富人“集资”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的方式，对于受西方文学影响特深、人格尊严意识特强的我，是实难认同的。
那一年我已知道黄宗英是赵丹的夫人。
三中的朋友问我愿不愿写一篇批判赵丹主演的电影的文章，写了就能收在几所大学的联合主办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赵丹，用《列宁在十月》中高尔基对列宁说的话来说，是“一个好人”。这是我对赵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我反问：你怎么不写？
他说：我是理科生啊，不感兴趣。
我说：那么优秀的几部电影，有什么可批判的呢？
他也反问：你不是不怎么喜欢《武训传》吗？
我说：一个人不喜欢的文艺作品，评论是一种权利。但动辄乱扣“反动”大帽子地进行批判，并且剥夺被批判者的辩论权利，这样的批判不就等于是迫害吗？
他说：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多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个人的批判文章，其实对于赵丹的命运都没什么影响了。但是对我们俩却有一点好处，我们就有资格再多看几部电影了，许多电影我们以后也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的话很代表了当年之中国一些确实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个人参与少我一个人参与，多我一句口号少我一句口号，多我一张大字报少我一张大字报，反正对已被划入“另册”的人的命运不起任何作用了，于是对自己的参与首先自行地宽恕了。倘还有一点点个人好处，则更是“盲从无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久，我所读过的那些书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参与迫害别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时也是好人们的大悲哀。
故我对我的好人朋友说：你我互为朋友，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好人，对吧？那就让我们把好人做得再好一点点，而别在乎以后看不到某些电影了吧！……
一年后，我下乡了。
黄宗英也罢，赵丹也罢，在我的头脑中，渐渐的不留任何记忆痕迹了。
大约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参加兵团总司令部文艺处举办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听说黄宗英由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并在哈尔滨观看“全省青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几名知青，发起了对学习班组织者的建议——将黄宗英请到佳木斯来，与我们文学创作学习班的知青们交流交流创作体会和经验。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对那建议表现得格外支持。学习班的组织者崔长勇是我们共同的“好大哥”，我们的建议正中他下怀。但那也得向上级请示啊！政治部的批复很快，大意是——黄宗英既然是周总理亲自点名予以“解放”的，但请无妨。“好大哥”特高兴，欲亲自到哈尔滨去请黄宗英。却随之传来了令我们震惊的情况——她被省革委会的干部从哈尔滨驱逐走了，并且还被扣上了一项新的罪名——企图靠昔日名气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文艺青年，实行反革命串联……
革命热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头脑中会有什么“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呢？
我们不禁地都愤愤不平起来。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会想办法将赵桔调到兵团来，并且要尽早满足其入团愿望。但他这种决定直至“文革”结束也没实现，而赵桔在东北下乡九年也终究还是没入得了团。此是后话。
以上听来的情况，促使我做出过一件既郑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复旦大学前两天，仍在木材加工厂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头更累的活儿。我可以不干活儿了，入取通知书已发给我了，按规定我享有几天准备行程的时间。我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一心想用坚持劳动到最后一天来抵消一些别的知青对我的羡慕。两天后就将离开北大荒了，我决定为某些知青作最后一次代言。于是前两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食堂里，给连队团支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将信转送团里。那是一封谈我对发展知青入团入党的组织路线之意见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重在表现”四个字，几乎不起作用，他们对于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或父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知青，其实实行的是发展践线上的“关门主义”。还举了赵桔的例子，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难道用多年的艰苦劳动和青春岁月，还换不来一枚团徽吗？”而实际上，所谓“关门主义”并不表现在我们木材加工厂，因为在木材加工厂，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的，恰恰便是两名家庭出身属于“剥削阶级”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曾经当过班长和小学教师的老连队，实行的也是“重在表现”。进言之，在能入团或不能入团这件事上，赵桔的例子具有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点而举她这名并不属于兵团的知青为例，委实是有些蛇口蜂针的。我的动念，确乎也主要是为她那样的知青们一鸣不平而矣。（三十几年后，木材厂的两名天津知青非将我请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俩在招待我的饭桌上对我说：你幸亏走得及时，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复旦了。当年我们觉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动了。你虽然走了，我们还是将信的反动思想批判了一通，并且要求团里严肃处理。你居然顺利地成为复旦的学生，证明当年团里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于是明白，他俩非把我请到天津不可，是要当面道歉。而我却早已将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厂时与他二人关系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俩当年大为其难了，他们除了那么做显然也没有另外更“正确”的做法，于是互相举杯一撞，皆释怀而笑。再后来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自己当年写的那一封信，成了剧本中的情节。）
我在复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独而苦闷的三年。那三年里，所知“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将黄宗英、赵丹、赵桔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结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极大的动作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如今想来，那般隆重地予以纪念，用心可谓良苦。那应该说是一次被打入“另册”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集体大亮相。也许是由于应该参加的人数太多，复旦大学仅获得一个名额。名额自然给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将名额给在了我这名七月份就将毕业的学生头上。由此可见，当年大学母校的老师们是多么的厚爱我！
纪念会共开三天，我所分在的一个组，组长是茹志鹃老师（当年我才三十余岁，自然称她老师。现在我六十余岁了，她已驾鹤西去，那么我就同样在此文中称她先辈吧。她也是有恩于我的人。此不赘述，当另记之。）、副组长是黄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书记员，即负责记录整理发言的人。至于组员，不得了——巴金、黄佐临、吴强、师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个名字都令我肃然起敬。
那时我一再想到了“缘”这个字。黄宗英这个数次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记的名字，忽一日与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页纸上，而且都成了对一次大会负有小组责任的人！不是“缘”的话，我这个东北知青，又怎么能在上海与黄宗英并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组讨论中，只要她到了，必定与我并肩而坐——因为我和她和菇志鹃先辈三个人的座位是不变的。
第一天上午黄宗英没到，下午才出现在组里，看了组员名单才知道自己是副组长。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赶回来的。她说自己回到家里换了一身衣裳就来了，而她穿的是一身旧衣裤，脚上也是一双旧的，许久没打过油的平底皮鞋。她衣着朴素得令我暗暗讶异。虽然菇志娟的衣着也是极朴素的，但并未使我讶异，反而觉得她就该是那样的。一想到赵丹此时还没被公开“平反”，我的讶异也就转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鹃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会干部，将工会工作当成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之使命的女工会干部，不善于搞阶级斗争并且还希望能搞好阶级调和的那么两位女工会干部。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乃是因为，她们的面相都是那么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当年的黄宗英挺“壮实”，身材颇似六十年代的马玉涛。六十年代后的马玉涛开始发福了。我知道她们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条的，我猜得到黄宗英变得“壮实”了肯定与多年参加体力劳动有关。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称为“甜姐”的俊美线条。她发过几次言。显然的，每次发言前都有满腹想说的话。但真开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说什么了。所以她每次的发言其实又很短，并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发言时，总有人向她传递暗示的目光——说几句就行了。一接触到那种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赶紧再说三言两语结束了发言。
是的，那时的她极像一个童言无忌又特别喜欢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被对她友爱的大人们以目光制止时，便立刻装成沉默寡言的样子。
我想那时的她内心里一定是隐觉委屈的。
看着我所崇拜的人那样子我的心情也颇觉压抑。
她每次发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在一次次强调，自己是多么愿意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已。那显然是她真诚的想法，但又显然不是她唯一真诚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说出另外某些同样真诚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么一次纪念会上，当着那么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
也分明的——老朋友们认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还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讨论气氛特沉闷。主持会议的菇志鹃肯定不是善于启发别人发言的人，并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么做。和黄宗英一样，她也是前一天从深入生活的外地赶回上海的。正因为气氛沉闷，黄宗英才发了一次言又发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气氛活跃起来。
作为书记员的我几乎无可记录，只得一段段读《讲话》原文以及文件材料。我内心里对那种沉闷倒反而挺欣赏。人们只是在中午吃饭时，晚上分别时，话才多起来。嘘寒问暖，互道珍重，情形动人。吃饭时，黄宗英很主动地替这位盛汤，为那位添饭。在众人中，除了我，按年龄论她是小字辈，年长于她的那些男士们，对她的服务都很受用。那时的黄宗英显得很快乐，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快乐使大家也快乐起来。她的快乐也只不过就是一种表情现象。没人开玩笑，她也不。人们的话也只不过局限于互相询问亲人及儿女的情况。没人问黄宗英、赵丹的情况，显然都不愿影响她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是大会发言——有人在发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认为不管到任何时候，《百合花》的创作倾向都是不符合《讲话》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认为所谓“生活气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讨论就更沉闷了。作为组长的茹志鹃和副组长的黄宗英，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了。
我按捺不住发了一次言。我的发言自然是对大会发言中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冷嘲热讽，出言极不客气。前辈们起初皆怔愕，继而望着我的目光里都流露着赞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饭是会议期间的最后一次饭，我与黄宗英前辈配合着替大家加饭、添汤。巴金老居然询问我的经历，菇志鹃替我回答了几句。巴金老没听清，黄佐临替菇志鹃重复了一遍。我说在上海杂技学馆，我与黄小芹成为了朋友，黄佐临听了很高兴。
黄宗英问我：“从农场往兵团调有可能吗？”
我明白她那时想到了女儿赵桔。
我将当年“好大哥”崔长勇信誓旦旦的话转述给她听，她极欣慰，说希望女儿赵桔成为兵团战士，是因为兵团比农场更重视培养知青的文艺爱好，而赵桔也自幼热爱文艺。
1977年的五月，谁都不敢梦想，中国还有知识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会前我向菇志鹃和黄宗英两位组长、副组长要联络方式，她俩都高兴地亲笔给我写下了，并都说欢迎我去她们的家。
回到复旦，同学们听说我与那么多文艺大家分在一个组开了三天会，无不羡慕至极。
有同学说，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既然你认为他们对你都很友好，干吗不请一位到复旦来与咱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同学座谈一次，介绍介绍创作经验啊？
我想，可也是，为什么不呢？
我说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不为难他。菇志鹃老师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时联系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异口同声地主张：请黄宗英！请黄宗英！
于是就有了黄宗英1977年6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文学创作讲座。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有所记录，此不熬述。也因她亲笔写给我的一张“便条”，我分配到北影后成了黄宗英家的熟客，并与他成为忘年交。
我要补充的是——大约二三年后，她与赵丹二人应北影厂厂长汪洋之约住入北影招待所，准备主演电影《周恩来》。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们的房间访客不断，无不是文化界名人。我虽年轻，当年却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过一次。他们夫妇二人都对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们的情况有了解的意愿，我正向他们讲述着，厂长汪洋来了，说要请他们去参观摄影棚。汪洋看着我，颇觉奇怪，问他们我是谁？那时我虽已分配到北影编导室了，却还没与汪洋近距离对望过。
赵丹说：他是宗英的学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问黄宗英：你什么时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黄宗英笑道：我又不是只会演戏！他是我文学创作方面的学生不行吗？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们北影的人了呀！
我将自己怎么认识黄宗英的过程用简短的话告诉了汪洋。黄宗英接着说：听过我的讲座，当然算是我的学生了！
汪洋问我：有收获吗？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黄宗英又表扬地说：他可是好青年，有独立思想，十年中没跟着闹过。
于是汪洋说：那你就一块儿陪着参观摄影棚吧。
当年的北影，虽然是电影界名人经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黄宗英、赵丹夫妇的身影一出现，必定是更吸引人们眼球的一道风景。
参观摄影棚的黄宗英和赵丹，有以汪洋为首的北影的一干人等，包括北影的导演大师们和著名演员们相陪。但紧随他们夫妇左右的却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军装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顾永菲，男的便是我。顾永菲的伯父是上海电影当然便也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人物顾尔已，在汪洋们那一代电影人中老友多多，与赵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当年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她父亲顾尔谭是南京文学界的名人。所以对于她紧随在黄宗英、赵丹夫妇一侧，没有谁好奇。不知她是谁的，或许起初也是有几分奇怪的。但悄悄一问，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却引起了几乎每个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编导室的“工农兵学员”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并不习惯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机会就自我边缘化。偏偏的，汪洋却比黄宗英更关注我的存在与否，隔会儿就四顾着大声说：“小梁哪儿去了，过来过来，学生不是白当的，前边来前边来！陪就得有个陪的样子，得形影不离！……”
他那天很高兴，所以总开我玩笑。
而这便引起更多的奇怪了——人们一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赵丹的学生还是黄宗英的学生，以及究竟是何种关系的一个“学生”。
结果参观的全过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那一天以后，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许多人都知道编导室有一个叫梁晓声的最年轻的剧本编辑是黄宗英和赵丹的学生了。
我显得挺神秘起来，正所谓大沾名人之光。
有一天我在厂内的路上遇见了汪洋，他主动驻足，对我说看了我的档案，我档案中有“保持独立思想，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鉴定语。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前，老师和同学们共同为我做出的一条鉴定，并且当我的面读给我听过——那实在是一条过誉性的表扬语罢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赏识地说：很好，很好。你配是黄宗英的学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话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别写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们那一代电影人，对“四人帮”痛恨极深。“文革”中眼见自己的知交良友一个个受尽迫害，内心里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们那儿是另有所指的。
后来我成了获奖作家。
后来汪洋接待外宾时，每吩咐厂办的人：将编导室的小梁找来陪外宾。
若有外宾是知道赵丹的，向他问起他与赵丹的关系，他每每指着我说：他是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学生，著名作家！
后来我到江苏去组稿，竟可直接找到顾尔谭先辈相助。因为我是黄宗英的“学生”，自然也就有资格称顾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称她姐了，上门去求她的父亲，便似乎是不必见外之事了。顾尔谭先辈也确实没拿我当外人，有次还邀了陆文夫、高晓声两位先辈与我长谈北京文坛的风云变幻，并在一家雅静的小酒店设宴款待我。他们当年可都是长我二十多岁的人，实在是分外抬举我。
后来黄宗英每出新书必邮寄给我一本，扉页写着“晓声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却从不曾回一封短信相告。那还不是家家都有电话的时代，更不是如今这种几乎人人有手机、有网址的时代。若是，我肯定也是会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连一封短信都不曾复过，情理上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赵丹逝世了，我居然没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当年好几次，我陪他和黄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张饭桌上吃过早餐。要写，是有些内容可写的。当然没写也能找到理由——因为赵丹临终前对文艺领导者们提了点儿中恳的意见，怀念他的文章是无处可发的。但我起码可以给黄宗英写一封信以表达哀思，居然也没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为避小嫌而失大义，这真是有点儿俗啊！
赵丹画展举办的时间，地点我是预先就知道了的，也没去表达支持。而且当年的我还挺郁闷，觉得黄宗英这位老师居然没寄给我这名“弟子”一份请柬，实在是她太不应该。而实际情况是，她顶着极大的压力才办成了画展。极度悲痛而又缺乏经验的她，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们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两难之境，根本就没向几个北影人发出通知。
黄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我过后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数日后，哀与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国散文年会见到了八一厂的翟俊杰兄，几句交谈后，不约而同地都回忆起了黄宗江，关心起了黄宗英。
他听我说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黄宗英的情况了，大为诧异，连呼：“不应该不应该，你可太不应该了！在你一代人中，黄宗英以弟子相称的，据我所知，唯你梁晓声一人啊！”
我顿时无言以对，继而无颜以对。
他告诉我黄宗英生病了，身体情况大为不好。
我心一怆。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杰兄的责备之语不绝于耳。
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黄海涛也就是黄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黄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黄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黄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黄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11.为了情怀而纪念
我至今写过多少篇序，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几乎都是遵中青年业余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为中小学生们的处女集效劳。并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着应该服务的态度来认真完成之事。
然而，由我为《吴伯箫纪念文集》作序，着实的使我大犯其难。依我想，吴伯箫先生之纪念文集，当以他同代人中的挚友奉献一篇最好。我虽也已六十余岁了，虽与伯箫先生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却终究是一个晚辈。况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无论如何是必定不相适的。
本文集的编者亓勇，作为与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缘之亲的年轻后人，却执意要求我来作序，恳拒再三，违心而诺。
读罢文集，犹豫又起。
因我觉得，集中若干篇，其实皆是可以印在前边为序的——比如公木先辈的长诗《啊，伯箫，伯箫哟！》；比如雷加先辈的长文《“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比如楼适夷、臧克家、朱子奇三位先辈的怀念文章，倘作为序，也都是与此纪念文集的分量相称的。尽管以上诸人也已先后故去，但若以分量的相称作为首要一条来考虑，无不是更佳的选择。并且，以纪念文集而论，同样的出版情况是不乏其例的。
我将我的想法及时通告了亓勇小弟，无奈他坚持他的要求不变。如此一来，我也就只得从命了。
此纪念文集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短文。该短文是我的自白性长文《京华见闻录》中的一段。
我在《京华见闻录》中，记述了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初年所遇林林总总的人、事，而与吴伯箫先生的几次接触，乃是“见闻录”中很愉快、很温暖、受益颇多的记述。
我须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即——我在“见闻录”中所记述的关于吴伯箫先生之学生中有人“丢”了一笔钱的事，在本纪念文集中，康平先生的怀念文章中也写到了。康平先生乃吴伯箫先生当年的学生，她的回忆毫无疑问，更符合当年实事。而我只不过听人转述的，故读此纪念文集者，当以康平先生的记述为准。
我读此纪念文集之校样稿，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感动了我。也使我记忆中的吴伯箫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可亲可敬了。
读罢全集，掩卷深思；许许多多人士，满怀真挚深情地著文怀念吴伯箫先生，怀念了方方面面，但主要怀念的是什么呢？
思去想来，我认为主要怀念的是吴伯箫先生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大情怀。情怀何谓之大？与信仰融为一体之情怀而已。许多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并无信仰可言的。即使那些经常自诩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也只不过经常体现于表态，口头上说给人听的罢了。
那什么又是吴伯箫先生的信仰呢？
他在《论忘我的境界》中说：“把全副精力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那就是忘我。”
雷加先辈在其怀念文章《“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中，引了以上一段话。
也许有人会问，那只不过是一段谈专一与执着精神的话，与信仰有何相干呢？
而我却觉得，若以宗教与主义的立场来看，确实那一段话中并无任何信仰的意味。但若纵观吴伯箫先生的一生，换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来理解，那一种“忘我”之境，却正表达着吴伯箫先生的终生信仰了。
因为，分明的，他以他坚持知识分子操守的一生告诉我们——他所爱的、所向往的、所行动的，将自身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并非是什么一己的爱好，而是一个富强的中国；而是一种为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有尊严的好生活的大事业。
正是这大事业始终吸引着他，成为他终生的信仰。
也正是为着这大事业的成功，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的大情怀。
没有此种大情怀，安有他一生中始终如一，只与人比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多少，以激励自己更加兢兢业业，却从不曾计较个人得失、待遇；即使在受到工作接待时餐桌上多了两道菜也发自内心地感到不安的“布衣知识分子”的操守？
就个人的阅读心得而言，我认为，在合成此纪念文集的近五十篇深情文章中，雷加先辈的那一篇尤为上乘。如果说公木先辈的长诗以感情的炽热使我觉得字字行行皆发烫，那么雷加先辈的悼念长文，则以沉郁的、感性与理性之思念结合得浑然一体而见长。诚实万分地说，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本身也堪称散文佳作的怀念文章——写出了灵魂层面的吴伯箫。或换一种说法，使吴伯箫这个名字灵魂化了。
故我强烈地建议，此纪念文集，不论以何种方式排序，都应将雷加先辈的那一篇放在首篇。因为，读者读了那一篇，能首先从灵魂的层面接近吴伯箫先生，了解并进一步理解吴伯箫先生；而后再读其他怀念文章，一概怀念之情之事，皆可从一个人的灵魂方面找到认知的依据了。
至于公木先辈的那一首长诗，我建议放在怀念文章部分的最后。
不是因为那首长诗写得不好。恰恰相反，我觉得，作为挚友悼念挚友的长诗，写得何等之好啊！那分明是噙泪写成的悼诗，发自肺腑的悼诗，心疼与敬意交织的悼诗！
正因为写得那么好，所以才应放在最后。好比交响乐的最后一章，要达到高潮之尾声。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承蒙亓勇小弟错爱，坚持由我来为此集写序，心中愧怍难以形容。
我自知不论多么想要写好，其实是根本写不好的。
因为对于一位灵魂纯朴而广大的文化知识分子，我的灵魂与他是有很大差距的。为纪念他的文集写序，非是与他的灵魂共舞过的人，写不好几成必然之事。
“他的一生，像他那张面孔。这是一种农民的纯朴和学者的‘无奇’的混合，使任何画家都难以下笔；即使勾勒出轮廓来，也难以表现他的实质和特征。”——这是雷加先辈对吴伯箫先辈的概括，我也有同感。
但一个人的怀念印象如此，两个人的怀念印象也如此；许许多多人满怀深情与敬意的怀念印象组合在一起，那“实质和特征”，将逐渐地清晰起来。
而这正是此纪念文集的意义和价值。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心路的学者们，不可不读一读此纪念文集……
12.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王锋小弟自西安寄我雅集一册，名“坐卧终南”；望我作小序，为友情留痕。信中言——该集乃简样，“特供”友人们发表意见时有所参考而赶制的。
锋我所敬者。敬其敬业；敬其为人处世的坦诚；敬其在古体诗词方面的才情；尤敬其于名利泛滥之世而自愿保持一颗“拒腐蚀，永不沾”之洁静心，我曰“素心”。
“静”字我是并没写错的。名利泛滥之世，洁实不易。锋非清教徒，我和他从未聚餐过，但从他的诗词中知道，他是喜欢每与三五好友大快朵颐、满斟缓饮的。李白、杜甫们也喜欢那样，鲁智深更喜欢。虽然他们也都不得不入世地活着，并且未见得多么地崇尚出世思想，但起码都不甘与浊世污流共舞。故在我看来，他们皆他们所处之时代的洁人。我们所处之时代特浮躁，心态须持常自静，方能卸污守洁。
我与王锋小弟之间已有十几年友好交往了，我所了解的他，正是以上所言那么一个有“素心”的人。
雅集封面印有小照，其上四位陕北中年男士，看去皆书生意气风发，腹中才情饱满。我头脑中第一戏谑的反应是“四条汉子”。及赏阅罢，第二庄重的联想是《美在斯》。
《美在斯》乃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们当年在老清华创办的学子文艺刊之刊名。彼们当年皆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一心希望通过文艺美的陶冶，洁静自己也洁静别人的心态，使具有“素心”的中国青年多起来，以抵御他们那个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而《坐卧终南》的“四条汉子”，除了王锋，另三位是范樵父、王松、魏杰；我尚不认得他们。
樵父乃书法家；王松是山水画家；魏杰在石印篆刻方面成就彰显。
有位肖云儒先生，在集中评樵父的书法具有“禅意、清气、儒风”，我有同感。进一步认为，其实“禅意、清气、儒风”六字，用以评说王松的山水画、魏杰的石印篆刻、王锋的古体诗词，亦十分恰当。只不过，“儒风”体现于王锋的古体诗词，更是一种“古风”。而王锋的古体诗词于禅意、清气的格调之外，还每有黑色之幽默的色彩。关于此点，王蒙先生的评论文章已赞赏有加，此不赘言。
我赏樵父的书法，除了禅意、清气、儒风之同感，居然另外生出两个字是“婀娜”。因在我眼看来，樵父之书幅上，似有体态曼妙之数女子的婆娑舞影此隐彼现。
王松的山水画，除禅意、清气、儒风外，似还多了一重境界是恬淡淡泊。我品味时，心中油然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概言之，“素心人”画也。
我对石印篆刻之艺更是门外汉，不敢妄自评论，只能谈我的印象，便是——大巧若拙。拙中藏雅。于是，拙得雅。
雅，中国书法、绘画、石印篆刻所一向追求也。这追求的变境，便是以拙代雅，并终于至雅。
我认为魏杰深谙雅、拙之辩证关系。
我留意到，魏杰之《重温古玺》一文中谈及对黄宾宏绘画艺术思想的理解。王松之绘画心得文章中，也谈及黄宾宏大师的“国画民学”思想。
我也是崇敬黄宾宏的。
我想，连樵父的书法，估计也受到了黄宾宏艺术思想的影响吧？
“凡艺术，总是存于技，成于道；道者，人生修为者也。”
——此话虽是沈奇说的，但黄宾宏其实正是这么实践的。
至于王锋小弟的古体诗词，王蒙先生二千余字的评中，用了“令人叫绝”、“最妙的是”、“自然大气”、“甚有味道”、“从容悠远”、“不无聂绀弩风，应称作绝对中华诗词中的黑色幽默”——在我拜读过的王蒙先生之若干评论文章中，此篇可谓赞不绝口。蒙公此等评价，王锋小弟可引为终生之荣也。
《美在斯》——这是我赏这一册雅集的总体印象。
审美不仅美眼，且养心。
创作美，奉献美于别人，是热爱艺术的人们的欣慰。
我愿此雅集之正式出版，带给王锋、樵父、王松、魏杰如微醉般的欣慰。
我愿陕北乃至全中国，多些亲近艺术而又保持“素心”的青年！
终南虽是山，“素心”可容其大也。
13.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几乎人人都知道，贵州有一处著名的风景——黄果树瀑布。
但是知道贵州还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叫平塘的人，想来就不那么多了。
平塘是贵州一个县的名字。
到了贵州的人，如果仅去看过了黄果树瀑布，而竟没同时也到平塘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我以为该算是一种遗憾，甚至也可以说，该算一种损失。
我如此赞美平塘，乃因我这个只到过贵州一次的人，与别人们恰恰相反；没去看黄果树瀑布，却在平塘勾留往返整整一天。
此前，我对贵州的了解，是相当模糊的。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曾经在贵州的山岭间工作和生活过多年。那是所谓“大三线建设”的年代。
当年，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稚拙的字体，在许多信封上写下过“贵州”两个字……
后来，我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风光纪录片中，看到过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当年，《人民画报》的第一期，还曾以黄果树瀑布作为封面……
再后来，“贵州”二字和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莫贵阳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自然是贵州人，我们友情深笃。莫贵阳毕业后被分配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由而我开始熟悉了贵州的邮政编码和长途电话区号……
近两年我与“贵州”二字的关系又加深了——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即日军侵华时期，北大、清华等高校迁往云南，组成“联大”；当年，闻一多便是从云南去往贵州，接他的夫人高真和几个孩子的。我创作电视剧本《缪斯之子》，间接触摸到了当年贵州的脉象……
然综上所述，都只不过是我与“贵州”二字的间接亲密而已。
直至不久前的贵州之行，才终于使我对贵州有了一种较为感性的认识。
平塘——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确切地说，是贵州黔南地区的一个小县，但却是有百年以上历史的那一类，决然不是“80后”的“新生代”。
作为观光者的人，仅在平塘县城内走走看，那么他或她其实并不会感觉到，这一座小县城与西南各省的小县城有什么区别。所以，一定要逛逛它的沿江路段，只有那样，才会领略它水绕山环的妩媚。
我不想将平塘与威尼斯相提并论。事实上相比于威尼斯，平塘很小，而且也根本不能说是一座水城。但是，若将平塘比作小桂林，那么它倒真是有些当之无愧的。因为在全国很难找到另一座城市，会像平塘那样几乎完完全全地被一条河水围住了。平塘和那一条河水的关系，像一条曲线和一个实心圆的平面几何关系。曲线自然便是那一条温柔的河，如同打了一个结，将县城系在结中了。相比于某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大城市，生活在平塘的人们，显然是享受着一种难得的福气，那里的空气指数一向优良呢！
从县城驱车半小时，便到达了古代地质化石公园。
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处园址。因为它只有入门处，而没有另一处出去的门。也不可能有另一处出去的门。入得门来，便进入了山区。人即使走上一天，还是山区。再走上一天，也仍是山区。那是风光旖旎的山区。每隔百步，眼前便有不同的景观。可以肯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将那公园逛遍过。一言以蔽之，它当得起是另一处九寨沟。
令我惊讶的是，在那公园的入口前方，有一处坝子。坝子的四周，居然有几个小小的自然村落。
九月，早稻已然收割了。坝子最平整的地块，满目金黄。下着如丝的细雨，然而天空却晴朗着。大约只有四周环山的坝子地带，才每现晴日落雨的气象吧？几匹马和几头牛的身影，或立在或卧在地里，一动不动，如同雕塑。
那情形，仿佛是一幅凡·高的画。
最美的自然还是从山里流下来的泉水。即使是在那泉水积蓄的地方，水中也见不到一条小鱼。因为泉水太清澈了，鱼没有办法生存。当地人家，终年饮用之。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环保之水。
我问公园的管理者，日后是否打算将那几个小小自然村里的人们赶走？
他们回答说并无此种考虑。“当地百姓的环保意识很强，从不做任何破坏环保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都已是自然环境的守护神。何况，你不觉得那几个小村的存在本身，也成为着美好的风景，与公园的景观浑然一体吗？”
我说：“正是那样。”
平塘是令人流连忘返的。
我在公园内外不知不觉地观赏了三个多小时，然而也只不过是看到了它的一角。正如面对一位遮纱的阿拉伯女郎，我只不过看到了“她”的一双秀目。
平塘是迷人的。
它是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