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紧张工作。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叫：“司徒！你怎么啦？”
接着便是一片嘈杂：椅子挪动声、很重的脚步声、慌乱的对话声，响成一片。我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他们安静下来，便跑过去看个究竟。只见司徒倒在办公桌下，瑞克跪在他身边，扶着他的上半身。司徒两眼紧闭，脸色蜡黄，凯文正在电话上，似乎在重复电话里的指令：“脉搏！他的脉搏！”
有人手忙脚乱地给司徒把脉，“找不到。”
凯文对着电话重复：“我们找不到脉。呼吸？再试一下他的呼吸！”瑞克把手伸到司徒鼻子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这时救护人员到了，我们忙让到一边。只见那几个人围着司徒一阵忙，然后把他放在担架车上，推了出去。我们似乎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仍聚在司徒的办公桌旁。瑞克一遍一遍地给后来的人讲：“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我看见他倒在椅子里，嘴里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我想拉他起来，他一下子从椅子上滑到地上，我把他的上半身扶起来，叫他，他突然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就……停止呼吸了。”
很快，从医院传来噩耗：司徒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了。
唉！司徒。
我刚上班就认识司徒了，因为他很引人注目：人长得面黄肌瘦，上衣总是肥肥大大、皱皱巴巴的，下面常常是短裤、拖鞋，头发很长，好像从未梳理过，一堆乱草似的堆在头上，耳朵上常夹着根没点过的烟。第一次和司徒合作差点儿打起来，那次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法国用户遇到问题，说是不马上修好就退货。当地的同事技术力量不是很强，问题升级到我们这里，大肚子j安排我帮忙检查界面，开发部派司徒检查程序。麻烦的是，法国与我们有5小时时差，我们早上4点就要开始工作。4点一到，法国的同事准时打来电话，可司徒还没来。等了5分钟还不见司徒的影子，我只好打电话给司徒的上司哈威尔。又过了10多分钟，哈威尔和司徒几乎前后脚赶到了。司徒知道是我叫了他的上司，非常生气，满嘴酒气冲着我嚷：“谁让你找我的头儿！我不就晚了一会儿。”我忍着没理他，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自己迟到了还这么有理。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和他打交道。
几个月后的一天，豆豆学校没课，我便把他带到办公室。中午，我带他到马路对面的古巴馆吃饭，一坐下，就看见司徒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到我们，他过来问：“我可以和你们坐一起吗？”
我愣了一下，忙点头：“来吧，欢迎。”
老板娘过来为我们点菜，那菜单上所有菜名都是西班牙文，下面有英文解释。豆豆在学校学过一点西班牙文，看中了一道菜，便试着读那菜名。司徒听了马上鼓励他：“你的西班牙文发音很准。”
豆豆便问：“你懂西班牙文？”
“对呀，我在墨西哥住过很多年呢。”然后司徒便教豆豆读那些菜名，又一一给他解释菜名的真正意思。
我忍不住说：“想不到你对小孩这么有耐心。”
司徒说：“我有个女儿，从她两岁起，一直是我自己带她，现在女儿已经上高中了。”看我惊讶的表情，他便给我讲了他的经历：他的父亲曾是美国军人，他从小便成了随军家属，和母亲一起跟着父亲驻过好几个国家，也学会了数种语言，但对西班牙语情有独钟。高中毕业他便去了墨西哥读大学，在那儿交了个同居女友，俩人有了女儿。女儿两岁时，那女友不辞而别，他只好自己带着女儿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女儿。
想着他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饭后回到办公室，司徒郑重其事地和豆豆握手道别：“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办公室里让我敬佩的人不多，但你妈妈是其中一个，客户的问题到她那儿，没有解决不了的。”这话又让我大大吃惊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