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这是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一书开头的一段文字，写的是“七七事变”前夕住在北平羊圈胡同七十五岁的祁老太爷的心态。住在北平城里的人，改朝换代的事看多了，日本人来了又能怎样呢？小说中有着类似心态的人一大把，真有民族国家观念的人却不多。
大儿媳妇这时关心的是，“万一自己在这两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
长孙瑞宣想的是“一家老少的安全与吃穿”问题。自己是当家的，这个时候能甩手一走了之吗？有没有可能“过几天‘和平’解决了”呢？
二孙子“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
小顺儿他妈想的是：患难总难避免，一个人想活下去，就要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
三孙子瑞全向大嫂讲抗日道理，大嫂却劝他：“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
日本兵刚一进城，李四爷就立在胡同口的槐树下开始“声音凄惨的”吆喝称：“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庚子年，我们可是挂过！”
邻居钱先生跑去找帮会的人宣传抗日，却发现不论黑门、白门，这些人只讲自己的“道”与“义气”。“他们说日本人很讲义气，没有侵犯他们，所以他们也得讲义气，不去招惹日本人”。
当然，更极端的，是那些邻里邻居的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等等。处此关头，他们要么摆出一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要么就是想着法儿地谋划着怎么发国难财。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作的事”。
老舍讲述的这个故事，与姜文那部叫《鬼子来了》的电影，反映的问题颇为相似，但背景条件却大不相同。姜文电影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黄河流域交通闭塞、大字不识几个的落后村民的求生心态，老舍这里写的可是皇城根儿下这个中国文化程度及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地方，人物中有好多位还是受过一些教育、见过大世面的城市居民。尽管时代变了，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市民大量围观瞧热闹，甚至用各种方式协助洋人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小说中出现了钱先生、瑞全这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出现了像孙七、小崔、长顺等反感日本入侵的体力劳动者，但是，和《鬼子来了》一样，老舍同样揭示出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日本当年能轻而易举地占据并统治中国，其实是有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原因的。北京城里的市民尚且如此，又何况中国其他地方？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不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也出现了不少以民族革命为己任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等，闹得轰轰烈烈，几乎没有停歇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的反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北平尤其不安生。何以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这里的多数居民还只是在操心自个儿的家庭安康，甚或个人的福祉呢？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很多，比较重要的看法大抵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说中国的教育、历史、文化只教人忍耐顺从，鼓励以德报怨、逆来顺受，用暂时的牺牲来换取生存的机会，从不教人怎么强硬与反抗，以致养成了国人中庸调和的屈从性格，不能勇敢面对强权；一是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当时尚未形成，依旧还是传统的臣民观念和奴隶思想，只习惯于从家族和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面对统治者或侵略者总是本能地以弱者自居，相信改朝换代之类的国家大事与己无关。
如何看待国人当年的“国民性”和“国民意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国民”一词最初其实是英文citizen/法文citoyen一词的日译，不过这个概念却和现代西方citizen/citoyen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