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年长一些的中国人，都会对一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外滩公园门口树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告示的事，有点印象。从五六十年代的大陆舞台剧，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里，都当作国人的屈辱记忆，有过反映。但历史上真有这件事吗？因为从未有任何实物或影像资料留存下来，因此，史学研究者对此或不免有些怀疑。1994年，一位研究上海租界史的研究者就此做了一番考证，最终认定“这是一个人为编造的故事”，因为他翻遍租界工部局的相关规定，没有找到这样的条文。然而，文章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据说反驳的文章一时间“排山倒海”。一些人举出了1903年周作人白纸黑字的日记。周写道：“上午乘车……途经公园……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版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类似的文字，也陆续可以在姚公鹤、郭沫若、蔡和森等人1917、1923年的著述文章中找到。1928年6月1日租界工部局取消了限制华人进入公园的规定后，英文报刊上也有文章提到说，此前确实存在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
进入21世纪后，先是国外学者，继而是大陆学者，又就此发起了新一波考证潮。这一回研究者们更细致地考察了公共租界当局相关管理规定的历史变化情况，并且更全面地搜集研读了那个时代中人有关这一话题的各种文字记述。通过对上海公共租界相关管理规定，以及对租界中华人为公园规定与管理方交涉史料的细致考察，不仅没有找到把“华人与狗”并提的禁止文字，而且注意到外滩公园自开园起，租界管理规定多次修订变动的情况和原因。这里面最值得重视者有三：一是公园并非开始就禁止华人入园，相关规定是开园十六年后出现的；二是针对华人的规定自1884年制定，1913年取消，这些年也并非完全不许华人入内，1889年后即采取了发放游园券的办法，允许少数租界华人入园；三是禁止华人入园的规定文字从未与狗并列，禁止对象基本上是特指的，如“nodogsorbicyclesareadmitted”（狗与自行车不许入内），“nopersonsareadmittedunlessrespectablydressed”（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childrenunaccompaniedbyforeignersarenotallowedinthereservegarden”（儿童无外国人陪伴不得进入公园），等等。专门针对华人的规定只有一条，即“nochineseareadmitted,exceptservantsinattendanceuponforeigners”（除外国人仆佣外，华人不得入内）。
与1994年那次相比，这一回报刊、网络上的反应完全不同了，批评反驳的文字几乎不见了踪影。极个别网络媒体使用了有质疑口吻的标题，内中却也承认当年上海外滩租界公园管理规定中确实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文字。反过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编辑记者，倒是从当年华文报刊文章中发现了不少国人反思检讨的文字，因而颇受触动。例如有多位研究者和编辑记者撰文介绍称，外滩公园1868年建成后，原本不限制华人入园，“因华人既人数众多，占其良好之坐位，复因无公德心之华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随意采折花木”，“小孩子到处撒尿拉屎”，并乱丢垃圾，租界当局至1884年才不得不出台禁止华人入园、禁止脚踏车入园、禁止采折花木、禁止无成人陪同的儿童入园等规定。几年后，为平息租界华人的不满，租界当局还在苏州河边另建了一座公园，专供华人游玩。然而，该园的多数设施不久就被毁坏殆尽，连一座作为公园标志的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也不知去向，石麟变得残缺不全，两边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毛泽东后来的岳父杨昌济留学回国途经上海，就曾明确表示认同限制华人入园的规定。他写道：“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1928年，外滩公园被迫向华人全面开放之日，不少人又不能不开始担心了。他们或劝告国人“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或教授维护公共卫生的具体方法：吐痰要吐在手帕里，不要在公园内吃东西……
既然如此，那么能不能像有的网络媒体似的，就此得出结论，说过去围绕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传说与批判，根本就是一个“流传了一个世纪的谎言”呢？抑或能不能像有些研究者或编辑记者所讲的：“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坦率地说，这类说法都有点简单化。
租界当局有没有将“华人”与“狗”并列在一条规定当中，严格说来并不重要。把华人列入禁止入园的对象，与“狗”、“脚踏车”以及“衣冠不整者”等一并公布在一张告示里，这样做本身就注定会造成“华人与狗”的歧视效用和耻辱联想。至于说当年租界公园由开放到限制，和许多华人自身不检点有关，虽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我们照样经常可以看到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便溺、乱丢垃圾、损毁公物等等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的现象，但不要说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即便是在外国，也再没有相关管理机构会直接针对中国人张贴出“华人与狗”，哪怕是“华人”如何、“狗”如何之类的告示与规定了。对中国人此种行为极为反感的一些国家的重要旅游点，充其量也只能专门制作中文告示以告诫中国游客，上面的行文还得注意礼貌，通常都会用上“请勿”两个字。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赶走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实现了国家独立，是国家强大的结果。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外滩公园建成后十几年并没有制定那种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园规，更不能解释为什么1884年园规制定后又发放部分入园券让华人入园，又另建华人公园提供华人休闲的场所，而1913年以后还取消了禁止华人入园的明文规定，到1928年更彻底地将公园对外开放了。这段时间的中国既未赶走外国殖民主义者，亦未取得独立地位，离强大就差得更远了。
解读这段历史，还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当时人类社会文化思想观念演进的经过去找原因。
这段历史发生在什么时间？1868年到1928年。直到18世纪末，中国留给西方的印象还大体上是神秘的、美好的。从12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15、16世纪葡萄牙商人吉罗拉莫·苏尼奇，再到16、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包括这一时期在欧洲中世纪影响最大的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juangonzálezdemendoza）所著《中华大帝国史》（ithehistoryofthegreatandmightykingdomofchinaandthesituationthereof/i），几乎都认同中国人“跟我们一样白”，“与我们非常相像”，“穿着得宜”，“外型健康良好”。即使到17、18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众多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以后，他们传送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也还是一些物产富饶、官民和谐、社会发展水平高的“盛世”景象。这种印象也极大地影响到法国和德国的众多早期启蒙思想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断言：“中国在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法国哲学家伏尔泰亦相信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然而，这种印象自18世纪初开始已经逐渐受到了挑战。最容易形成对照的，就是英国作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temple）与笛福（danieldefoe）两人作品中对中国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了。前者主张开明君主专制，因而极力推崇中国人最有智慧和最讲道德，中国的制度和文化都是最好的；后者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在他笔下，中国不过是专制帝王统治着一群傲慢、专横、粗野、无知的人罢了。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出版了《出使中国》（iourfirstambassadortochina/i）等书，历数了中国官员虚伪、傲慢和无礼的言行，更谈到中国人的种种陋习和欧洲人无法适应的表里不一。这些书还较多地谈到中国人野蛮落后的一面，如称：他们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虱子很多，且从来不用肥皂。由于缺少卫生意识及公德心，“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者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
19世纪以后，美国新教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他们基本生活在社会下层，掌握了大量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33年到中国，1877年回国，1883年出版《中国总论》（ithemiddlekingdom/i），他的看法全然是批判性的。他指出：中国“整个制度是现存的最专制的制度之一，它像一张大网笼罩在社会的表面上，每个人在他自己的网眼中都是孤立的，可是又和他周围所有的人在责任上联系在一起”。“皇帝是一切权力、显贵和特权的源泉。他是宗教首领，唯一有资格拜天的人；他是法律的源泉，是独断专行的。”“中国官员敲诈勒索、残忍暴虐、虚荣自负”，下级唯有思谋瞒骗上级才能自保。中国的法律只是摆设，每个人都只顾自己。这种情况“抵消了中国人的真正活力”。结果，今天的中国“就像一辆沉重、破败的大车在艰难地蹒跚前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垮掉，碰得粉碎”。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72年来华，1926年返国，这期间接连出版了《中国人的性格》（ichinesecharacteristics/i）、《中国乡村生活》（ivillagelifeofchina/i）等著述，他对中国人的看法却与卫三畏开始有些区别了。他的著作中同样较多地谈到了中国人的问题，比如，太讲面子，太多礼节，太少同情心，太缺乏对细节的重视和对提升智力的教育，太保守，太自私，太缺少公德心和公利心，人与人之间，包括官民之间，都太缺少信任而太多相互间的猜忌等。但是，他同时也告诫西方读者称：“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经常断言，中国人不文明。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我们如果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也会提出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这样的问题。时代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但只要出现新情况，这些标准也将必然要改变。这些标准肯定会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相同。”
明恩溥在华生活的时间，恰好和我们这里谈到的外滩公园针对华人的管理规定从出台到废止的时间基本重合。那么，为什么卫三畏的看法就和笛福的观点那么相近，明恩溥的看法却不那么偏激而较客观了呢？这就和西方种族主义的高涨与退潮有关系了。
19世纪欧洲工业发展迅猛，全面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化和法制化，并且加速了现代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依旧极力维护传统的落后中国的形象自然越来越差。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精进，人类学、医学日渐发达，古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和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继诞生。这两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形成和高涨，并为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通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但建立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广泛生长中。英、美等国反对种族主义及其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思想和运动，几乎同时先后蓬勃兴起。1807年和1833年，英国议会在公众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先后通过法案，废止了奴隶贸易及奴隶制。在国内公众力量坚持不懈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还对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各国逐渐就废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问题达成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从1860年开始，到1866年结束，美国政府亦通过长达将近六年之久的战争，打败了拒绝解放黑奴的南方联盟，也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隶制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固然不可能一举消除种族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生长，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西方在种族问题上，包括对中国的看法，又都逐渐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美国学者伊罗生（haroldisaacs）就美国的中国形象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按照他的分期，18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尊敬”的，1840—1905年间基本上是“厌恶”的，1905—1937年间则明显变得比较“善意”了。显然，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事实上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西方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渐趋客观，善意的评价也逐渐多起来了。
由上可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外滩公园华人入园规定问题上的措辞及其改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与西方国家那段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