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500多人
1903年，1300多人
1904年，2400多人
1905年，6000多人
1906年，7283人
1907年，6797人
1908年，5216人
1909年，5266人
1910年，3979人
1911年，3328人
由上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即留日学生人数进入20世纪以后迅速增加，1905年以后年均接近万人，1907年以后逐年下降，但直到辛亥年，仍有三四千学生在日留学。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赴日者并非在校留学生，因而不易统计计算。但据不少人回忆和当年资料记载可知，此类进出日本的青年，数目也不少。胡汉民1904年初到日本时就赫然发现，当时在日本的国人就不少于两万，是取得留学生资格人数的将近八倍。
当然，可以肯定，1905年以后中国赴日和留日的青年人数确实一度猛增，这自然与清廷停止科举考试、开放兴办西式学堂有关。因为科举制事实上被废除，把大批原先只能靠作八股文改变身份地位的大批农村青年逼到了留学的路上来了。因为西文不易读，西方不易去，日本仅一海之隔，费用便宜又文化相通，想要到日本留学者人数较多是必然的。
但另一方面，1904—1905年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也再度给了国人以强烈的刺激。自19世纪末以来，大清国士大夫就开始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混淆。严复、梁启超等早就明确地把白种人和黄种人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相信黄种人应该具有共同的立场，日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积极主张大亚洲主义，即是出于此。甲午战争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天朝子民”的迷梦，大家认识到需要向日本学习，但那到底还只是黄种人内部之间的战争，并不代表日本人就真的能够与西方白种列强平起平坐了。日俄战争则不同，在中国的报刊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被国人视为“白人受辱于黄人之第一次历史”。
日俄战争的爆发，让国人兴奋，结果更是出乎多数国人预料。当“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最终战败投降后，大多数一向以西方思想和科技知识为圭臬的知识精英，不能不瞠目结舌，并进一步转向以日为师的心理。旅顺开战之初，当地士绅多数即已“皆抱亲日之意”；日军获胜后，颇多地方头面人物还亲往祝贺。不少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发出欢呼声。
当然，即使处于思想启蒙过程中，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在日本学界亦有不少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于资本主义持异议者。受此影响，积极主张向日本学习者，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抑或青年学生，如何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学习后当如何，大家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那个年代凡主张以日为师者，都是以富强自己国家为目的的，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把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变相种族主义的，也颇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