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政治家理解问题更加全面一些，因为社会追求的不仅仅是效率。从理论上讲，纯粹的物竞天择的社会效率最高。如果都不去照顾老人，让每个弱者被自发淘汰，效率会更上一层楼，但那样社会很快就会陷入崩溃，更别谈效率了。
事实上，欧洲的福利制度正是起源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俾斯麦搞这套福利制度的初衷就是稳定社会，防止德国社会在一波革命中灰飞烟灭。
不过单纯的分配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把蛋糕持续做大。在这方面，美国其实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国转民”。
什么意思呢？
进入20世纪之后，明显出现一个问题：技术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高，如果私人部门搞研发，就算急死也搞不出多少来。比如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几项关键研究，原子能、计算机、互联网和基因工程，都是以国家的力量集合各种资源搞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伟力。
不过市场经济真正的能力在于把这些技术变得既廉价又平民，让大家都能用上，最后国家通过税收回收了投入，企业通过雇用高收入员工拉高了社会就业率和工人收入，社会效率也得到大幅提高。
美国通过高效运用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系列操作，成功从巨大的工业国，变为拥有一个巨大内需市场的工业国，实现了真正的内外双循环。
只不过到了新千年之后，问题发生了大变化。大量的美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搬到了海外。相应地，美国逐步空心化。这也造成了现在美国社会的极度分裂。
我国的艰难转型
上文说了那么多，其实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要把“内循环”也做起来，本身是个系统性工程，非常复杂，而且不是在短期内能搞定的，很可能要到二十年后回头看才能明白现在这个政策的意义——正如现在的房地产政策情况。
为什么说这事复杂呢？
比如，单纯提高工人工资，确实是会增加消费，但会损害我国产品的海外竞争力。如果给企业减税，企业订单没增加，突然账上多了一笔钱，它会给员工涨工资吗？可能会，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企业的第一反应基本都是去买套房囤着，这样反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美国那边减税后会去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
那如果给中产阶层减税呢？
中产阶层又分成好几等，比如年收入60万元以上的也是中产阶层，年收入5万元到10万元的也是中产阶层（美国那边的定义是滴滴司机就算中产阶层，我国滴滴司机姑且算5万元的年收入吧），你给他们减了税，各个阶层反应差别很大。
比如，一个年收入100万元的家庭退税10万元，这一家子会用多出来的钱去超市里买水果、买衣服增加消费吗？有可能，不过最大的概率可能是去买海外奢侈品，或者直接去海外旅游，钱花到国外去了，成外循环。
你给年收入30万元的家庭减税，或者补助，他们有什么反应？会去三亚旅游？买双鞋？给孩子买个玩具？有可能，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攒着准备买下一套房，毕竟旅游和买玩具他们本来就支付得起，不愿意支付是因为在攒钱买房，买了一套还想再买一套。
如果你给低收入阶层减税，你会惊喜地发现他们并没有交税，有什么可减的？直接发钱？这个倒是也可以，而且他们也很愿意消费，问题是这个操作我们已经在做了，“脱贫攻坚”不就是向下转移嘛。
此外，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也做了很多年，这个不用我们说也会继续搞下去。
那我们缺了点什么呢？
这一点有关部门也看出来了，正是技术的转换。它们指导投资技术研发，然后将技术成果转给私企来廉价化和市场化，最后涌现出一堆公司。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成功经验，比如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并且成熟的“内循环”案例。
不难理解嘛。我们当初投资了一些钱，把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体系搭了起来，然后一轮又一轮地涌现出了一堆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公司塑造了中国现在的新面貌，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岗位，还创造了一些其他岗位，比如快递员和电商从业者等。
大家要有个常识，一般说的“中产阶层”，是介于穷人和有钱人之间的那些人，所以美国那边开滴滴、修下水道的，都是中产阶层。
在中国，中产阶层大概是年入5万元到100万元的这些人。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三个年入10万元的人，肯定比一个年入30万元的人对经济循环的贡献大，六个年入5万元的人贡献会更大。所以，扩大中产阶层规模，说的是年入5万元这个层次的中产阶层，不是年入30万元的中产阶层。
移动物联网在这方面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也生动地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技术拉动经济”，创造了几千万个相关岗位。我说一件其他的事，大家感受下移动物联网的广度有多大。
前段时间一个视频博主跟我说，他本来在大城市里上班，有十几万粉丝，后来无意中向大家推了下他们村的手工竹器，现在他们村的手工竹器卖得特别好。以前村里每家每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现在已经有三四万元了，后续会更好。这说明技术的创新触手已经伸到了偏远农村。
说到这里，我再总结下，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b所谓内循环，短期靠转移，长期靠科技。也就是短期靠财政向基层转移财富，提升基层的消费能力，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消耗我国的工业品。扶贫攻坚战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b
不过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跟自己关系都不太大，因为自己钱不够。但是，如果你年收入超过5万元，你就是成熟的社会人了，不能指望政府帮你做什么了。如果你年收入超过10万元，那你妥妥的就是社会中坚力量，得承担起义务了，你得想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了。至于那些年收入超过30万元或者100万元的人，当然是希望他们想想如何搞点高端项目，让他们想花钱的时候尽量在国内花。
但是这种做法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需要技术的突破，搞几个新的爆发点出来，像移动物联网一样，催生出一大堆新公司、更多数量的高收入阶层和更大规模的中产阶层，这才是决定性的操作。
至于曾经热议的房价问题，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可以借鉴先进模式。
我以前以为新加坡房价很便宜，去了之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新加坡政府给大家提供了建得差不多的廉价房，如果你愿意就去那里住着。廉价房旁边就是商品房，特别贵，比北上深都贵，新加坡的有钱人就在那里边住着。
今后是否也可考虑这个路子？关系民生的那部分房价应该会慢慢平复下来，比如二、三、四线城市的非核心区，每年涨幅可能跟通货膨胀差不多。但是还有一部分房产价格会贵到让人怀疑人生，比如一、二线核心区，彻底金融化。不然有钱人的钱去哪儿？全世界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一有钱就置豪宅。如果没有高端房产，有钱人就跑去国外置产了，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种财富外流。
而且今后进口替代会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一些国外高端奢华大品牌，要慢慢地以国产物品替代。中国工业品尽管发达且门类齐全，但中国有钱人消费的高端物品还是依赖进口，比如好几千元一把的菜刀，两千元一个的珐琅锅，一万多元一顶的帐篷。
最后的目标是：穷人国家补，富人国内花；科技要突破，进口要替代。
所以说，这个过程快不了，只能是慢慢来了，而且机构也只是个导向，通过税收什么的来激励，真正去操作，还得依赖一拨又一拨强人去操作，一般十年一个周期，2010年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出意外，到了2030年又是另一番天地。
内外双循环这种事早就应该做，而且是大方向。发达国家都得有个强大的内部市场来消化产能，不然境外一感冒，境内就没法过日子。
但之前那种“出口导向”有太多的受益者。如果想改变这种导向，平常没法进行操作，只能是在危机时期才能操作，类似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遭到封锁，才开始被迫发展太平洋航线和国内市场，大萧条爆发后才被迫调整贫富差距。每次经历巨大的危机，大家才会思考怎么避免这类问题，平时根本顾不上，就算有人提出来也会被笑话是“杞人忧天”。
以前对内部市场重视得不够，今后估计要作为国家安全问题来看待了，有点像粮食问题，以前是“人家不卖你粮食怎么办”，现在是“人家不买你工业品怎么办”。
总之，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危机绝对是转机。b肯定是之前的老路走不下去才有了危机，这时候不得不跳出舒适区，去做那些艰难的事，解决复杂问题，这才是进步之源。/b
b老路走不下去才有了危机。/b
b要跳出舒适区，去做那些艰难的事。/b
b解决复杂问题，才是进步之源。/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