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高大的芒果树，局促在大树下的棕榈树，还有其他的开红花、开黄花的不知名的树，好像都松了一口气，伸开了肥大的或者细小的叶子，尽情地享受夜风的清凉。它们也毫不吝惜地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香气仿佛充塞了黑暗的夜空。中午将近五十摄氏度的炎热似乎还给它们留有余悸，趁这个好时候赶快松散一下吧，这样就能积聚更多的精力，明天再同炎阳搏斗。
马里的中午也确实够呛。炎阳像是一个大火轮，高悬中天，把炎热洒下大地，洒在一切山之巅，一切树之丛，一切屋顶上，一切街道上，整个大地仿佛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在这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树木。它们站得最高，热流首先浇在它们头上。但是，它们挺直腰板，精神抖擞，连那些娇弱的花朵也都显出坚毅刚强的样子。就这样，这些树和花联合起来，把炎炎的阳光挡在上面，下面布上了片片的浓荫，供人们享受。
巴马科的人民显出了同树和花一样的风格，他们也在那里同炎阳搏斗。不管天气多么热，活动从不停止。商店都不关门，卖各种杂货的小摊仍然摆在芒果树荫中。街上还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穿着宽袍大袖的人们照样骑在机器脚踏车上，来回飞驰，热风把他们的衣服吹得鼓了起来，像是灌满了风的布帆。到处洋溢着一片生机、一团活力。
我是第一次来到马里，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怎样；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新精神，一种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新精神。只有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人民才能有这种精神。我曾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参加了在体育场举行的非洲青年大会。在那里我不但看到了马里的青年，而且还看到从刚果和葡属几内亚战斗的前线来的青年。他们身着戎装，从他们身上仿佛还能嗅到浓烈的炮火气息。当他们振臂高呼控诉殖民主义的滔天罪行的时候，全场激起了暴风雨般的呼声和掌声。非洲的天空仿佛在他们头上颤抖，非洲的大地仿佛在他们脚下震动。刚才进场的时候，我实在感觉热不可耐。我幻想有一件皮袍披在身上会多好呀，这样至少可以挡住外面的热气。但是，一看到这热烈的场面，我立刻振奋起来，我也欢呼鼓掌，同这些战士热烈地握手。这时候，我陡然感到遍体生凉，一点也不热了。
当然，真正的凉意只有夜间才有。巴马科之夜毕竟还是可爱的。在一天炎热之后，夜终于来了。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炎阳已经隐退，头顶上没有了威胁。虽然气温仍在四十二摄氏度左右，但是同白天比起来，从尼日尔河上吹来的微风就颇带一些凉意了。动物和植物皆大欢喜。长街旁，短墙下，家家户户都出来乘凉。有的人点上了火炉，在那里煮晚饭。小摊子上点上了煤气灯，在灯火中，黑大的人影晃来晃去。看来人们的兴致都不坏，但是寂静无哗，只有火炉中飘出来的轻烟袅袅地没入夜空。
这也是我们的好时候。我们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我们遇到了许多白天参观访问时已经见过面的马里朋友。虽然认识了不过才一天，但是大有旧雨重逢之感了。我们也遇到了许多在马里工作的中国专家。看样子，他们都是单纯朴素的人，谦虚和气的人，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却是十分不平凡。过去，马里是不长茶叶和甘蔗的。殖民主义者曾大吵大嚷，说是要帮助马里人民种茶树，种甘蔗。但是一种种了十几年，钱花了无数，人力费了无数，却不见一棵茶树、一根甘蔗长成。最后的结论是：马里是不适于种茶树和甘蔗的。现在，中国专家来了。他们不声不响，住在马里乡下，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终于在那样同中国完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让中国的甘蔗和茶树在马里生了根。他们自己也仿佛在马里生了根，马里人民把他们叫作“马里人”。他们赢得了从总统一直到普通人民上上下下异口同声的赞誉。乡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们老远就用中国话喊：“你好！”每年，当第一批芒果和香蕉熟了的时候，马里农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把果品先送来让他们尝鲜。现在，细长的甘蔗、矮矮的茶树，已经同高大的芒果树长在一起，浓翠相连，浑然一体，它们将永远成为中马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难道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我觉得，创造这个奇迹的那些单纯朴素、谦虚和气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闪耀着炫目的光芒，吸引住了我。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骄傲，感到幸福。
我们也在夜里参加马里朋友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有时候是在露天舞场里，看马里艺术家表演精彩的舞蹈。有时候是在一起吃晚饭。在这个时候，访问过中国的马里朋友往往挤到我们身边来，娓娓不倦地对着我们，又像是对着自己，谈论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庄严瑰丽，描述颐和园的绮丽风光。他们也谈到上海的摩天高楼、南京路上的车水马龙。也总忘不掉谈到杭州：西湖像是一面从天上掉下来的镶着翡翠边缘的明镜。无论谈到哪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情总是主要的话题。国家领导人、工厂里的工人、人民公社里的农民，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对他们怀着真挚的感情，使他们永世难忘。他们谈着谈着，悠然神往，仿佛眼前不是在马里，而是在中国；眼前看到的仿佛不是芒果树，而是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颐和园、南京路和西湖。我听着听着，也悠然神往。我仿佛回到了祖国，眼前是祖国那如此多娇的江山。等到我一伸手捉到从栏杆外面探进来的芒果树枝的时候，我才恍如梦醒，知道自己是身在马里。我内心里深深感激着马里的朋友们，他们带我回了一趟祖国。
有一天，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们几个人坐在中国大使馆的一个小院子里闲谈。周围是一些不知名的树。因为不知名，我们也就没有去注意。但是，刚一坐下，就有一股幽香沁入鼻中。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是桂花！”我们到处搜寻，结果在一株枝条细长的树上找到了像桂花似的细小花朵，香气就是从那里面流出来的。不管树是不是桂花树，花香确实像桂花香。我的心一动，立刻有一股乡思涌上心头，本来是平静的心，竟有点乱起来了。
乡思很难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使人愉快的，还是使人痛苦的。但是，在这样一个亲切友好、斗志昂扬的国家里，有什么乡思；在这样一个夜里，有什么乡思，似乎是不应该的。中国古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马里人的心目中，中国人就是兄弟。同马里人民待在一起，像中国专家那样，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难道还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吗？在马里闻到桂花香，难道不是同在中国一样令人高兴吗？我陡然觉得，我爱上了这个地方。如果有需要也有可能的话，我愿意长住下去，把自己的微薄的力量贡献给这个国家。
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但是它包含的东西却是丰富的。我应该感谢巴马科之夜，它给了我许多新的启示，它使我看到了许多新东西，它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奇妙的巴马科之夜啊！
1965年7月18日
战斗吧，非洲！
不久前，从非洲大陆上传来了帝国主义杀人放火的消息，同时也送来了刚果（利）人民惊天动地的战鼓声，送来了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人民愤怒抗议的声音。
我的心又回到非洲去了。
我曾经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两次访问非洲。我虽然没有到过刚果，但是北非和西非的许多国家我都到过。我曾访问过许多工厂、学校、乡村、城市，接触过成千上万的人，结识了不少的朋友。我到处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朝气。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一个我久已向往的地方。
到非洲来的人第一个印象恐怕就是，这里国家多，人种复杂，语言分歧大。如果你乘飞机，往往半小时或一小时，就飞过了一个国家。一走下飞机，看到餐厅里面包的式样变了，人们嘴里说的话也变了，你就会知道：已经又换了一个国家。
但是，非洲人自己恐怕是不大会有这种感觉的。尽管他们的国家情况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多少年来外来的殖民主义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使他们有一种十分强烈、十分巩固的同命运共呼吸的感觉。在非洲，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同情与支援；走到什么地方，都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据说，黑非洲的人出国旅行，有时候是用不着护照的。他们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就是最可靠的护照，此外还要什么护照呢？在另外一点上，非洲人也是一致的，就是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这一点同上面谈到的情况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不是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已经同我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非洲人民，不管是北非或西非，还是东非或南非，都是新中国的朋友。中国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欢迎。哪怕是坐在火车上、汽车上，或者甚至乘飞机过路，都可以看到热情的目光、微笑的面孔。
我曾到过阿联的塞得港。这个港口城市曾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严重破坏。英勇的阿联人民打败了侵略者，到今天才不过几年，破坏的痕迹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全城建设得焕然一新，比原来的城市还要漂亮。我们一到，就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招待。不管我们的汽车是走在闹市中，还是小胡同里，站在街道两旁的大人们总向我们点头微笑，而小孩子们则成群结队地跟在我们汽车后面跑，拍着小手，嘴里还喊着什么，一团热情温暖的气氛。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位阿联朋友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我们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是中国人民支持了我们，让我们在挫折中看到胜利，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这一点是我们永世难忘的。”
我曾在阿尔及利亚遇到一些老游击队员。多少年战火和牢狱的锻炼，使他们看上去坚毅像苍松，雄健如山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或者手执武器同敌人搏斗，或者被敌人关在牢里忍受难以形容的折磨，或者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城市里做地下工作，“把脑袋提在手里”（用他们自己的生动的说法），同敌人的密探周旋于大街小巷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疏忽就能把性命送掉。在他们最苦难的日子里，首先伸出支援之手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中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就十分亲切，听到它，眼前一片光明，心头一团温暖。他们搏斗下去，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现在见到了中国兄弟，怎能不倾诉一下自己的胸怀呢？他们根本不管我们听懂听不懂，只是絮絮地讲下去。我的法国话不太灵，但是主要内容是听得懂的。我想，即使我一句法国话都不懂，我照样可以听懂他们的话。他们那有力的握手、充满了激情的眼睛、洋溢着无限热情的声音不是已经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地托给我们了吗？
我在马里也曾遇到许多同样激动人心的场面。著名的芒果城库利科罗造船厂和炼油厂的工人们那热烈欢迎的盛况，中马两国国旗并排地飘扬在尼日尔河晴朗的上空中那动人的情景，师范学校学生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那激昂的声音，一个乡村农妇匆匆地跑过来紧握我们手时那一股热情，这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
同样使我难忘的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有一天中午，天气十分炎热，气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四十摄氏度。我们完成了上午的参观节目，正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走过一条大街的时候，前面开了红灯，我们的车子只好停下来。这时后面又开上来了一辆车子，同我们的车并排着停在那里。我只看到司机是一个马里青年，双目炯炯发光。还没有等我把他的面貌看清楚，绿灯亮了。他蓦地一回头，看到我们车里的中国人，温和地一笑，说了一声：“中国同志，很好。”车子就风一般地开走了。这件事情发生在半秒钟之内，可是留给我的印象却是百年也难以磨灭的。
另外，还有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们接连参观了三所小学。小学生有的年龄很小，看上去不过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一二岁。我们走进正在上课的教室，我们的面孔大概对他们十分陌生，他们显然有点惊愕。老师示意鼓掌，他们勉强拍了几下。但是，当老师一告诉他们，这是从中国来的伯伯和叔叔，他们的眼睛蓦地亮了起来，微笑压住了惊愕，立即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每个学校是这样，每一个班也是这样。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中国”这个词谁知道有多大分量呢？
我曾在几内亚住了两个星期。时间不算太长，但是遇到的动人心魄的事情却不算少。在首都科纳克里的街上，小孩子们会用中国话向我们说：“你好。”有些小孩子成群结队地髙呼“北京—毛泽东”“北京—周恩来”。值岗的警察看到插着中国国旗的汽车，连忙举手致敬，满面笑容。有一次，我们遇到一辆运送兵士的大卡车。看到我们的车走过，一个士兵匆匆忙忙地站了起来，敬了一个礼。在科纳克里，这都是常常遇到的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其中所透露的却是十分不平常的感情。
当我们从科纳克里到金迪亚去访问的时候，沿途几百里路，我们所遇到的工人、农民、警察，男、女、老、幼，只要看到我们，几乎都招手示意，或者点头微笑。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路有多长，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有多长，一直把我们陪到金迪亚。到了金迪亚，自然风光之美似乎更增加了，人们的友谊也似乎更增加了。在著名的果品研究所的果子园里，我们走在万木丛中，上下左右全给绿色包围了起来。各种各样的芒果累累垂垂地挂满了树枝，有的竟压到地面上。还有金黄色的大橘子、像马头那样大的不知名的水果，都引人注目。就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群男女工人。我们走过去，他们鼓掌欢迎；我们走回来，他们又鼓掌欢迎。自然之美和情谊之美在我们心里交融起来，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陶醉。我想，如果我们再从金迪亚走上去的话，几内亚人民的友谊还会陪我们走上去。这友谊是绝不会枯竭的。
上面说的这些事例，是说也说不完的。我们到处受到这样的欢迎，难道是由于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对非洲人民做了不知多少好事因而引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吗？不，绝不是这样。只有特别狂妄的人才会这样想的。像我这样的人，人家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也并不想去知道，他们的兴趣不在这里。出国的时候，我们往往印上一些名片。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这些名片确实也有一些用处，未可一概抹杀。但是，在广大的群众中，比如走在大街上，参加集会，访问一所大学、中学或小学，参观一个工厂，名片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谁也不会在这时候把名片掏出来，一一散发。人家也绝不要求你这样做。科纳克里的小孩子向我们髙呼“北京—毛泽东”“北京—周恩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他们觉得，这些伟大而响亮的名字就能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我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只是说一声“中国朋友”“中国同志”“中国兄弟”，或者干脆只说“中国人”，这也就很够很够，也就能代表一切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刻好了一张名片：“中国人”。
非洲人民世世代代为外来的殖民主义者所压迫、所剥削。他们的血肉养肥了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的老爷们，而自己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身体遭到摧残，智慧遭到压抑。今天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打碎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他们要战斗。帝国主义者手执利刃，张牙舞爪，要扑灭他们。但是他们要战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劝他们安静，但是他们要战斗。革命的道路总不会是直的，现在和将来都可能遭到这样的或那样的失败和挫折，但是他们要战斗。现在刚果（利）人民的斗志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他们的战略和战术不是失灵了，而是更加灵活机动了。他们意气风发，而帝国主义则惊慌失措。谁胜谁败，了如观火。战斗吧，非洲！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支持你们。
1965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