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说：“比如孝敬父母吧，怎样才能保暖避暑，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地奉养，该讲求适当才是至善。基于此，才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如果孝敬父母只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恰好，一两天时间就可讲清楚，还说什么‘学问思辨’的功夫？保暖避暑、侍奉父母双亲时只要求己心纯为天理，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很容易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所以，即便是圣贤，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训示。如果认为把那些礼节讲求得适宜了就是至善，那么，有些演员在戏中恰当地表演了许多侍奉父母的礼节，他们也就可称为至善了吗？”
“心即理”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由“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变化而出的一个理论，它是王阳明心学的世界观。简单而言，所谓“心即理”就是，心在物（事）为理，有此心即有此理，无此心即无此理。
也就是说，心和理是一回事。
心在我们体内，遇到事时，我们的心动了，它就成了理。我们如果真有忠诚君主的一颗红心，就必能产生如何忠诚君主的道理，这道理不须去外面寻求，它就是我心。可如果我们没有忠诚君主的一颗红心，就绝对产生不了如何忠诚君主的道理，纵然做得再好看，也不过是戏子演戏，是假的，因为它和我们的心不匹配。
正因为心可生万理，心也就能生万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天下一切道理都在我心。
有弟子对这个理论并不十分理解。他问王阳明：“天下一切道理若都在我心，比如侍奉老爹的道理我可以在心中得到，可那些嘘寒问暖、早晚请安的细节，难道不须讲究、不须去外界学习吗？”
王阳明说：“当然要学习，但要有个主次。比如寒冬时的保暖，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炎夏时候的避暑，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得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只问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颗诚恳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抵御严寒，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会主动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现，但这颗孝心必是真诚无欺的。我用一棵树来比方吧，树根就是那颗诚恳孝敬的心，枝叶就是尽孝的诸多细节。一棵树，它必须先有根，然后才能有枝叶。你何曾见过有的树是先有了枝叶，然后才有根？”
由此可知，王阳明并不承认在孝顺上有道理、技巧可言。纵然有，也是枝叶，而真正的根本则是内心的良知。
这就是只要你用心，就能得到真理的定论。因为，心即理。
王阳明无非是想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符合我们心意的世界，而和外面那个客观存在的肮脏世界泾渭分明。
《传习录》中，王阳明清晰地告诉弟子们，他为何要提心即理：“只因世人将心和理一分为二，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弊端。比如春秋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为了一个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们说他们做得十分合理，这只是世人的心不够明净，对他们的行为往往羡慕，并且只求外表漂亮，与心毫无关系。把心和理分开为二，它的结局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虚伪还没觉察到。所以我认为心就是理。要让人们明白心和理只是一个，仅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心学的真谛，亦是我立论的宗旨。”
诸阳伯问他，天下事物的道理是无穷的，真的“致良知”就可穷尽？有些事是不是还要求于外呢？
答案很明显了，致良知可以穷尽一切道理。因为心即理，而致良知，无非是使用我们拥有良知的心。只要用心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理。
王阳明的弟子曾问过王阳明，人的良知不被遮蔽，就必能知必能行，何必再加个“致”字？
王阳明叹息道：“‘致’实属多余，正如知行本一，不必曰‘合’。无奈世人以为知道了就万事大吉，而不去行，不去致，我只能画蛇添足，重点强调。
所以，知道怎样做只是良知，去正确地做，才是致良知。由此可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