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幼年时，最初的意识就如江水源泉，活泼而无拘无束，只要一点点力量就能改变它的流向。所以，对孩童的教育，必须谨慎。健康的精神，或者说良知的光明是一个孩童必须具有的。
这份《教约》虽是写给老师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适合家长。站在人性立场看，教师即使把良知光明得完完全全，也绝不会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来培养。这也是王阳明所谓的“仁”心也是有厚薄的，人们倾向于先己后人，先亲后疏。
询问学生的四个问题，前两个问题（在家孝敬父母，有没有疏忽而导致的不适宜之处；早晚侍奉父母与请安，是否有未尽的礼仪）是关于孝的，这也正说明《教约》的意之所在是家训。第三个问题（来学校的路上有没有轻狂而有悖礼仪的行为）是关于礼和义（适宜、合适）的。第四个问题（昨天的一天，是否做到言行一致，不撒谎不骗人）是关于信的。
一大早上，春光明媚，学生们精气神旺盛，最先做的事就是对“孝、礼、义、信”的反省，这非常符合王阳明家训的真谛。
值得注意的是，孝、礼、义、信的反省，不在学校，而在家庭。确切地说，孩子这四门品德的修行，家长责无旁贷。
现代教育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老师自己的举动千万不可违反自己的训导，否则孩子不可能相信你。老师如果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却教育孩子反躬自省就是白费力气。做父母的如果不孝顺自己的父母，怎能指望孩子来孝顺你？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学习的模板，模板的好坏决定了孩子的好坏。所以，做家长，怎能不谨慎？
这四个问题结束后，王阳明又谈了两个主题，一是诗歌诵读，二是礼仪学习。
王阳明非常重视儿童的诗歌诵读，这既是一种学习的高明捷径，也是一种情怀。人类对知识的记忆，浏览次于默读，默读次于朗读。把要学的东西大声读出来，其记忆的成本会大大降低。诗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词量丰富，意境幽远，最适合培养人的心境。在朗诵诗歌的过程中，畅想中华民族的伟大过往，心境不由地清明起来，爱国、爱民族的情怀顿生。
不同年龄段的孩童朗诵的诗歌是不同的，三四岁的孩子只要他朗诵最简单的、最接地气的诗歌，骆宾王的《咏鹅》就是最适合的；七八岁的孩子可以朗诵简单的具有文学色彩的唐诗；随着年纪的增大，唐律、宋词、包括元曲，也都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朗诵内容。
关于礼仪的学习，王阳明仍贯彻“心即礼”的心学主张，不仅是要一个人把各种礼仪做好，还要发自真心。换句话说，只要发自真心，才能把各种礼仪做得美好。反过来，各种美好、庄严的礼仪会强化内心的认同感，表里如一，使人成为彬彬有礼的美好少年。
最后，王阳明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即知识量：“给学生讲授知识不宜太多，但一定要保证教会，这就是在精不在多。应该重点考虑每个学生的资质，能学两百字的，只教一百字；能学一百字的，只教五十字。要经常让学生学有余力，这样他们才不会厌倦学习，渐渐会享受学习。”
这段话表面上告诉我们，不能实行填鸭教育。其实，反过来看，王阳明只是告诉你，根据每个学生的资质，要量他们的力而行，并非说，不让他们背诵诗歌。
诗歌必须要背诵，而且要反复背诵。中国古人讲，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很清楚地说明了背诵的重大意义。
所谓反复背诵，就是重复训练。中国古代教育极力主张以大量背诵来巩固知识，提升记忆力，有人鄙视为“填鸭式”教育；而西方主张以理解代替背诵，二者可谓泾渭分明。
按王阳明的看法，背诵是必须的，而且要极端严肃。因为孩童不是成年人，他没有自己的判断，必须要家长替他做出判断。为了涵养其知识、素养与自律，强制他遵守严肃的课堂纪律，尊重老师，死记硬背就成了必然。
阳明心学把人心所具备的能力（现代被称为认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知”：感应神速，是直觉、本能，根本不需要我们后天的努力就可完成任务。第二部分则是“行”：它需要我们专心致志，谨慎思考，运行时需要分析和推理的介入。
由于知行是一回事，所以这两部分缺一不可，等于是一部分。不过，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知”控制了本能行为。比如你走路，两条腿交替迈出，这实际上就是直觉、本能；你在街上突然饿了要吃饭，然后想到要吃汉堡，这也是直觉；接着你去行，吃汉堡时不要一口塞进去，因为意识告诉你，会噎死的。
重复训练所锻炼的正是你的“知”。诗歌能让人心性高尚，古代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充满着正能量，所以反复背诵它们时就能把你良知所具有的高尚心性和正能量激发出来。
当你具备了高尚的心性和头发里都散发的正能量后，你的“行”自然就具备了正确的方向和能力。其实，背诵功夫就是致良知的一个过程。
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也可以这样理解：唯有知之真切笃实（倒背如流）才能行之明觉精察。
我们只要理解了这些，才能明白，为何中国古代的那些优秀人物，诸如刘伯温、王阳明、张居正等人为何小时候都是过目不忘的神童，并且死记硬背了很多经典书籍。确切地说，他们把自己的良知光明得很好。
《教约》的最后，是一天的学习考核。我们注意王阳明主张的次序：德行，背诵课文，礼仪和课业，解释课文，诗歌朗诵。
在道德至上的古代中国，德行永远都排在第一位，第二个就是死记硬背的童子功。依此顺序，或者说依《教约》，凡是家长皆能培育出优秀的孩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