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事，一个标题就是一件事，然后就没有了。《左传》记言，你说我说大家说，但内容大都紧扣春秋里的标题。徐爱就认为，《左传》是《春秋》的扩编和注释版。
我们今天所见的《春秋》是经过孔子删定的，王阳明认为孔子删定《春秋》就是圣人作经的典范：“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由天子发布，写‘伐国’，就是说擅自讨伐某国便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为了端正人心。
“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愿多讲，只怕人们在语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能详细作解呢？详细地告诉人们等于是让人知道了如何去行不仁不义之事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中讲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桓’是齐桓公，‘文’是晋文公，二人都是凌驾于西周天子之上的霸主，孔子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悖礼法，所以关于他们的事从不说）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辙，他们怎么想得通呢？”
说完这通话，王阳明不禁感慨起来：“一般人，我不会和他说这些。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他的意思是，很多书津津乐道于杀戮的记载，毫无天理，极容易引起读者对暴力和人欲的联想。人知道太多恶事，就会激发他内心的恶。所以你看，在《尚书》中，即使是尧、舜、禹年间的历史，不过只有数篇。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当然有，可大概和天理不符，就都被孔子删掉了。由此可知圣人的意图，是剔除繁文，后儒则要狗尾续貂。”
这就是王阳明对“勤读书”开出的书单：它必须是原汁原味的经典，也就是当时流行于世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些书的内容都是激发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意和智慧的，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
无论哪个时代，人们都倾向于名著经典。所谓名著经典，非是章法奇特，文采纷呈，也不是流传深远，有某些伟人的推荐。它只是符合下面这个特征：无论是什么形式，它们都在宣扬着人类最纯粹的善，摈弃人类最卑鄙的恶。
知道读什么书，只是选对了路，如何把路走对，还需要功夫。也就是说，该如何读书。
人类的读书法则异曲同工，须经历三个阶段：苦读背诵，用心揣摩，自得于心。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把第一阶段的苦读背诵当成必修课的，因为要科举。
有人曾问王阳明：“读书却记不住，如何是好？”
王阳明的回答是：“只要理解了就行，为什么非要记住？其实，理解已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心本体光明。如果只是求记住，就不能理解；如果只是求理解，就不能使自心的本体光明了。”
王阳明从不反对科举，并且说过科举无妨圣（心）学。但是，如果你的记忆力一塌糊涂，几十字的文章要背诵一百遍，还磕磕巴巴，那科举之路也就不必走了。
大千世界，路有千条，读书人不必非科举之路不走。
圣学就是一条光明大路。而圣学的读书法则就是，不需要你记住，也不需要你全部理解，圣贤所要求的是让你通过读书而使自己心体光明。
如何让心体光明呢，这就是下两个阶段所要做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用心揣摩，争取将看到的内容全部理解；第三个阶段就是自得于心，“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你所理解的知识只要和你的心相契合，它才是真知识；如果不能和你的心相契合，那纵然是孔圣人的言语，也不是真知识。
众所周知，王阳明是主张心外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只有进入你心而被你心认可的，才是真理；如果不被你心认可，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那么，是不是我心认为错的，就一棍子打死呢？王阳明说：“不对！读书的目的是培养自家心体。他说得不好处，我这里用得着，就是益。只要此志真切。有人曾写信给燕国国王，误写了‘举烛’二字。燕国国王误会了：烛光明亮，是教我举贤明其理啊。其国后来大治。故此志真切，因错致真，无非得益。今学者看书，只要归到自己身心上用。”
有一笑话说，某人去某寺，看一横匾，上书“心中业物”，再三思索，大为感叹：业障物碍，肇源心中，佛力清净，一切都消。于是下定决心依此路走去，并跟身边的人认真诉说，俨然要成佛作祖。但身边的人却说：“您看反了……”
谈到这里，我们已能下结论了。王阳明要人勤读书的目的是培养自家心体，自得于心，以其心学语境而言，就是光明良知。
所以，套用孟子的话头就是，万书（物）皆备于我——天地之间的一切书籍，都是为我光明良知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