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我们可以下定结论：欲养得此心不动，除了自信、学养深厚外，还有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随机而动。
五、心学养生法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文化叫“养生”，儒释道三教针对“养生”发过的论述浩若烟海。三教还算殊途同归，认为“养”即保养、调养之意，“生”即生命、生存之意，养生的目的是让我们拥有一个好身体和健康的心灵——归根结底，养生就是养心。
《吕氏春秋・贵生》中说：“圣人认为天下所有事中，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如何保护我们的生命呢？这就需要去我们生命主宰的耳朵、眼睛、鼻子和嘴上用功。耳朵虽然想听悦耳的声音，眼睛虽然想看好看的东西，鼻子虽然想闻芬芳的香气，嘴巴虽然想吃美味的食物，但如果对于生命有害就该用心制止。对于这四种器官来说不愿接受的事物，但只要对生命有利，就该去做。由此看来，耳朵、眼睛、鼻子和嘴，不能擅自行动，必须有所制约。这就像担任官职一样，不允许随意行事，必须有所制约。这是珍重生命的方法。”
这个“制约”就是克己。王阳明说：“人需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方能克己，能够克己，就能成就自己。”
有个叫萧惠的弟子问：“自私很难克去，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说：“让我替你克去自私。”
萧惠很沮丧也很疑惑：“我的确有为自己着想的心，可就是不能克己！”
王阳明循序渐进道：“你不妨先谈谈你为自己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被问住了，许久才说：“我也一心要做个身心健康的人，便自我感觉很有一些为自己的心。如今想来，也只是一个空有躯壳的我，并非真实的自我。”
王阳明说：“真正的我怎能离开身体？只是你也不曾为那空有躯壳的我，你所说的躯壳的我，岂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爱看美色，耳朵爱听美声，嘴巴爱吃美味，四肢爱享受安逸，我无法制约他们，自然不能克己。”
王阳明说：“美色使人目盲，美声使人耳聋，美味使人口伤，放纵令人发狂，所有这些，对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损害，怎么会有益于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虑耳朵当听什么，眼睛当看什么，嘴巴当说什么，四肢当做什么。只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实现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这才真正是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此时，并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动不看、不听、不说、不动，这必须是你的心在起作用。其中视、听、言、动就是你的心。你心的视、听、言、动通过你的眼、耳、口、四肢来实现。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没有你的耳目口鼻。所谓的心，并非专指那一团血肉。如果心专指那团血肉，现在有个人死去了，那团血肉仍在，但为什么不能视、听、言、动呢？
“所谓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视、听、言、动的‘性’，亦即天理。有了这个性，才有了这性的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显现在眼时便能看，显现在耳时便能听，显现在口时便能说，显现在四肢便能动，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为天理主宰着人的身体，所以又叫心。这心的本体，本来只是一个天理，原本无非礼存在。这就是你真实的自我，它是人的肉体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我，也就没有肉体。确属有了它就生，没有它就死。你若真为了那个肉体的自我，必须依靠这个真我，就需要常存这个真我的本体。做到戒慎于不视，恐惧于不闻，害怕对这个真我的本体有一丝损伤。稍有丝毫的非礼萌生，有如刀剜针刺，不堪忍受，必须扔了刀、拔掉针。如此方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反而说什么有为自己的心，但为何不能克己呢？”
萧惠至为感动。
恰巧有位弟子捂着一只眼来找王阳明。他忧伤地对王阳明说：“我的眼睛坏了，现在心情异常糟糕，这可怎么办？”
王阳明脱口而出：“你呀，真是贵目贱心。”
这个回答就不仅是养生问题了，它是心学的精髓：关注心，如果心正了，良知光明，那外在的一切困难就都不是困难。
六、心学之勇
有个弟子叫陈九川的生了病，卧病在床，痛苦万分。
王阳明来看望他，嘘寒问暖一番后，问他：“关于病这个东西，‘格’起来有点困难，你觉得呢？”
陈九川苦笑道：“的确难！我觉得它比‘正心’难多了。它的难受，肉体的疼痛，非是心能控制得了的。”
王阳明不这样看，说：“你的肉体也是受你心控制的，它疼时，你若能快乐、常快乐，就是功夫。”
这是大有难度的事，陈九川不想在这问题上纠结，而是和王阳明探讨起了学问：“我常反省自己的念头思虑，有时觉得邪妄歪曲，有时想去治理天下大事。思考到终极时，也津津有味，达到难分难舍的地步而无法祛除。这种情况发觉得早还容易去掉，发觉迟了就难以排除。用力抑制，更觉格格不入。唯有将念头转移，方能把这种现象全部清理出去。如此清净思虑，似乎也无妨害。”
王阳明说：“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懂得良知，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即可。你一有念头，良知就知是非，只就在‘是非’上用功，‘是’的保持，‘非’的祛除。”
陈九川很沮丧：“我说的这些情况，正是良知未知时。”
王阳明笑了：“良知怎么可能有不知的时候？只是你的良知被遮蔽了，它告诉你答案，你感觉到了却不肯去做。”
陈九川若有所思：“大概是这样吧，这真是一场恶战，虽然明白，却不能扔掉。”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必须要有勇气！”
陈九川茫然：“勇气？”
“对！你用功久了，自会有勇。”
陈九川越发茫然。
王阳明解释道：“孟子说勇气是‘集义所生’，你行事合乎道义，这就是致良知。肯致良知，自然就会产生勇气。勇气反过来会光明你的良知，你在这场恶战中就很容易取胜了。”
王阳明所谓的“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孔子集语・杂事》记载的一则故事来解说：孔子的弟子子路自诩很勇敢，但孔子始终认为子路是个容易冲动的勇夫，并未得孔门儒学“勇”的真谛。
某次，孔子游山，子路随行。孔子口渴，让子路去打水。子路在水边遇到一只老虎，兴奋得发狂，扔了水瓢就和老虎搏斗起来。几个回合，子路把老虎揍死，并把虎尾巴扯下揣在怀里，回来问孔子：“上士打虎如何？”
孔子发现子路的水瓢不见了，怀里露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马上就明白了，于是回答：“持虎头。”
子路又问：“中士打虎如何？”
孔子回答：“持虎耳。”
子路急了，再问：“下士打虎如何？”
孔子回答：“持虎尾。”
子路忿懑不已，自己徒手和老虎搏斗险些搭上性命，才落了个“下士”。他跑到一边，把老虎尾巴扔掉，揣了个石头回来。恶狠狠地问孔子：“上士杀人用什么？”
孔子脸色不变：“用笔。”
“中士杀人用什么？”
“用语言。”
“下士杀人用什么？”
“用石头。”
子路垂头丧气，心服口服，扔了石头，不言语。
孔子微笑道：“你已接近勇士的标准了，因为‘知耻近乎勇’。”
把孔子的话和王阳明的话结合起来，我们就可得出王阳明对“勇”的定义：知道是非、善恶、羞耻是良知，只是接近“勇”，而肯矫正和改正，就是真的勇，也就是致良知！
七、知行合一就是杠杆原理：撬动天地万物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驿站发现了“良知”的神奇威力。公元前250年左右，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于是发出豪言壮语：“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
那个支点，倘若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良知，而那根足够长的杠杆就是“行”。不必给我一个支点，因为这个支点与生俱来，剩下的事只是找一根足够长的杠杆，用力压下去就可以撬动天地万物和人情事变。所以，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王阳明运用杠杆原理的实例不胜枚举，其创建心学不久后，在贵州龙场就牛刀小试了两次。第一次是撬动了贵州巡抚王质，第二次是撬动了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
贵州巡抚王质属于后反劲儿型，王阳明来龙场小半年了，他没有动静。可当王阳明在龙场讲起心学，他有了动静。动静是很大的，一批受他指使的亦官亦匪的城管人物来到龙场驿站，作威作势要揍王阳明。王阳明岿然不动，听课的土著们暴跳如雷，情绪转化为行动，把这群人揍了个半死。
王质闻听此事后，七窍生烟，他想调动军队对付王阳明，但又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去找王阳明，但又改变了主意。最后，他下令给贵州司法部长官毛应奎，要他通知王阳明，这件事的影响极端恶劣，王阳明必须要在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姿态下向他道歉，然后他才可以考虑是否赦免王阳明的罪。
毛应奎了解王质，知道这是廉价自尊下的无理取闹。虽然如此，他权衡了一下，认为王阳明比王质更容易摆平。于是他给王阳明写信，要他对王质走狗被群殴的事向王质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阳明让他大失所望。毛应奎接到王阳明的回信，信上说，殴打那群流氓的是当地土著，土著不会无缘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动手的。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质派来的，我没有打他们，所以我和王质之间未产生任何关系。我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揪住这件事不放，那你替我转告他，我在恶劣的龙场什么没有遇到过，几乎一日三死，再大的风暴对我而言也不过是虫豸。他最后说，我虽然是流放官员，不过也应该得到尊重。
据说，王质收到这封并非是给他的信后大为震惊，只好接受了尊严被侵犯的现实。我们可以仔细分析这件事，撬动王质的支点不在王质身上，而在王阳明心中。按他的意思，支点就是人人具有的自尊，王质有错在先，本应该王质向他道歉，但他大人不计小人过。有了这样一个支点，其他的问题，诸如“打人者非我”“我什么没经历过”也就顺理而来。
王质事件不久，安贵荣事件再来。安贵荣在贵州并非等闲之辈，贵州的驿站就是他祖上奢香夫人为明帝国免费开凿的，所以他的神态里有一种无上荣耀的傲慢。他来见王阳明并不是听心学，按他的思维，王阳明学识渊博，声名远播，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阳明能为他解惑，这个惑就是：他想减少贵州通往中原的驿站数量。
王阳明劝他别胡思乱想：“驿站，尤其贵州境内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贵州的烽火台，你撤驿站，会给中央政府‘弱化中央政府对贵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后果如何，不必我说。”
安贵荣急忙派人送来酒肉，说：“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有如您这样见识非凡的人，让人钦佩，关于裁撤驿站的事，我以后想都不想。”
王阳明回答他：“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对于祛除安贵荣欲望的支点，王阳明选择的是为其做利害分析，为何会把支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安贵荣要减少驿站数量的目的是少受中央政府的管辖，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谋取利益的人最怕失去利益，所以只要把支点放在利害关系上就万事大吉了。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曾谈到苏秦和张仪：
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
苏秦和张仪是战国时期的超级说客，靠纵横术发迹，名垂千古。王阳明为何要说苏秦和张仪“窥见良知妙用处”呢？原因就是“善揣摸人情，言语上都能切中对方的要害和关键”。这个“要害和关键”就是肯綮，就是阿基米德支点的位置，就是良知所在。
苏秦原本是去说服秦王灭六国的，结果秦王对他嗤之以鼻，这让他深感耻辱。他发下重誓：“你秦国不灭六国，我就让六国来灭你！”于是蜗居在家，头悬梁锥刺股，发愤图强研究六国情况，出山后去说服六国联合起来抵抗强秦。
苏秦游说六国的模式被后人总结为“利导法”，这种方法的层次如下：肯定优势—指出危机—出谋划策—分析利弊—以利导之。其实也就是分析利害，划出远景，以利导之，让被说服方乐于接受自己的主张。
说服六国任何一国时，苏秦第一步就分析对方的地理条件、兵力情况、军需物资、国力强弱、周边关系等客观优势，结合君主贤能、士卒英勇等主观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条件。并且注意结合每一个诸侯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分析，有针对性地强调该国特色。总之，不论对于哪个国家，都首先强调其优势，以解除他们惧怕强秦的心理压力。然后指出其危机所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为合纵战略做好铺垫。再然后替对方谋划，并给出主意，设计摆脱危机的方案(合纵战略)。最后分析利害，以利诱之，以理导之。
实际上，这个“利导法”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利害，就是阿基米德支点。苏秦知道六国任何一国的利害所在，这就是良知的效用。也就是说，苏秦后来成为六国宰相，他其实只做了两件事：第一，找到撬动六国的那个支点（利害）；第二，压下杠杆（说话）。
苏秦撬动六国联合起来的支点是利害，他对各个国王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六家联合，即使不能灭掉秦国，至少不会被秦国灭掉。倘若不联合，那肯定会被秦国一一灭掉。
张仪撬动六国分解的支点同样是“利害”，但比苏秦的支点放得更精致。我们可以欣赏他说服魏国投靠秦国的精彩话语：“魏国土地纵横不到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各国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攻，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从新郑（韩国都城）到大梁（魏国都城）只有两百余里，战车驰骋，士兵奔走，不费多大力气就到。魏国南边跟楚国接境，西边跟韩国接境，北边跟赵国接境，东边跟齐国接境，士兵驻守四面，守卫边防堡垒的不少于十万人。魏国的地势，原本就是战场。如果魏国向南亲附楚国而不亲附齐国，那么齐国就会来攻打它的东面；向东亲附齐国而不亲附赵国，那么赵国就会来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韩国合作，那么韩国就会来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国亲近，那么楚国就会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
“大王如果不事秦国，秦国出兵攻打黄河以南，占据卷地、衍地、燕地、酸枣，胁迫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不能向南支援魏国，魏国就不能向北联系赵国。魏国不能向北联系赵国，合纵联盟的通路就断了。合纵联盟的通路一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要不危险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国说服韩国攻打魏国，魏国害怕秦国，秦、韩两国一致对付魏国，魏国的灭亡就可以跷起脚来等待了。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问题。
“我替大王着想，不如归顺秦国。归顺了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乱动；没有楚国、韩国的危害，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了。秦国所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魏国。楚国虽有富足强大的名声，但实际空虚；它的士兵虽多，却容易败逃溃散，不能坚持战斗。如果全部出动魏国的军队，向南攻打楚国，胜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国而加强魏国，亏损楚国而满足秦国，转嫁灾祸，安定国家，这是大好事呢。大王如果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国将派精兵向东进攻，那时即使想归顺秦国，也不可能了。”
魏王被这番话折磨得寝食难安，最后同意了张仪的观点，做了秦国的卫星国。
这就是苏秦、张仪的利害杠杆原理。王阳明创建心学后的一切事迹中，都有这种杠杆原理充盈其中，尤其是在对付太监张忠时，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目瞪口呆。
1519年，江西南昌宁王朱宸濠造反，王阳明只用月余就平定这场叛乱，并活捉朱宸濠。皇帝朱厚照御驾亲征，实际上是想到南方玩耍。但王阳明已活捉朱宸濠，朱厚照亲征玩耍的理由变得很不充分。其身边的太监张忠出主意：可将朱宸濠放了，皇上到江西重新捉他一回。
朱宸濠狂喜，张忠立即派了锦衣卫拿着一面威武大将军的手牌去见王阳明。锦衣卫狂奔起来的速度至为可惊，1519年九月初，锦衣卫到达南昌城，并向王阳明呈上威武大将军的手牌，命令王阳明和他见面。王阳明确信，朱厚照真的来南方了。
弟子们说：“明显得很，威武大将军，就是皇上。他的手牌到和圣旨到没有区别，应该赶紧相见。”
王阳明拿出他的支点：“圣旨是圣旨，手牌是手牌，怎可同日而语？大将军的品级不过一品，况且我是文官，他是武官，文武不相统属。我为什么要迎他？”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骇：“他明明就是皇上，老师您这是想瞒天过海，恐怕要得罪皇上。”
王阳明叹息道：“做儿子的对于父母错误的言行无法指责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怎么可以奉迎他的错误呢！”
他的属下苦苦相劝，王阳明只好让一名属下代替自己去见那名锦衣卫。锦衣卫发了一通火，更让他火大的是，按规矩，王阳明需要孝敬锦衣卫一大笔钱，可王阳明只给了五两金子。锦衣卫七窍生烟，决定第二天返回张忠处，让王阳明为其不恭付出代价。
第二天，王阳明适时出现了，他要撬动锦衣卫的良知。他说：“我亲自来送您。”说完就拉起锦衣卫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下官在正德初年下锦衣狱很久，和贵衙门的诸多官员都有交情，但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轻财重义的锦衣卫。昨天给您的黄金只是礼节性往来，想不到就这么点钱您都不要，我真是惭愧得要死。我没有其他长处，只是会做点歌颂文章，他日当为您表彰此事，把您树立成典型，让天下人膜拜。”
锦衣卫的良知被他撬活了，因为这个支点选得非常好，正是绝大多数人最渴望的名声！锦衣卫先是错愕，接着就是感动。他让王阳明握着手，说：“本来这次来是让您交出朱宸濠的，可看您也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我没有完成任务，但您的一番话让我心弦大动。我提醒王大人，还会有人来。”
王阳明装出一副惊异的样子，问：“为何要朱宸濠？朱宸濠既被我捉，本该我献俘才对啊。”
锦衣卫不语，转身跳上马背，一溜烟尘跑了。
王阳明不交出朱宸濠，朱厚照就不能来。朱厚照若来可不是一个人，他是带着十几万大军来，这群蝗虫所过之处人民必定遭殃。他们仅以搜索朱宸濠余党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能让无数百姓家灰飞烟灭。
此时的王阳明只有一个支点：押着朱宸濠急速北上，在半路堵住朱厚照，让他没有理由再来南方。1519年阴历九月十一，王阳明把朱宸濠一干俘虏装进囚车，从水路出发去堵朱厚照。
王阳明走到广信，张忠派来的两位高级宦官来见王阳明，声称是奉了皇上朱厚照的圣旨，要王阳明把朱宸濠交给他们。
王阳明这次面对的不是锦衣卫，而是东厂太监。锦衣卫还有点人性，东厂全是兽性，王阳明用对付锦衣卫那套办法对付东厂太监，显然是胶柱鼓瑟。他的支点是：对付恶人，千万别激发他的恶性，你不能和恶人直来直去地对着干，要懂得斗争的技巧。恶人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最怕的就是利益的丧失。对付他们，只需要给他们摆清利害关系，他们就会知难而退。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两位高级宦官，两位高级宦官请王阳明不要废话，立刻交出朱宸濠。王阳明慢条斯理地问：“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们大佬张忠的意思？”
两宦官冷笑：“当然是皇上的意思。”
王阳明又问：“皇上如此急着要朱宸濠，想要干什么？”
两宦官再度冷笑：“我们做下人的，怎敢去擅自揣摩圣意？”
王阳明就讳莫如深地说：“我大概知道皇上如此急迫想要干什么了。”
两宦官以为王阳明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脸色一变，不过很快就恢复平静，问王阳明：“王大人难道是皇上肚里的蛔虫吗？”
王阳明说：“我能猜出个一二。宁王造反前在宫中府中朋友无数，天下人谁不知道，宁王交朋友靠的就是金钱。本来，这是宁王人际交往的一个方式，可他现在既然造反，就是叛逆，用金钱交朋友那就是贿赂，我进南昌城后在宁王府中搜到了一箱子账本，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他给了什么人，给了多少钱，这人又为他谋取了多少好处。”
说到这里，两位宦官早已面无人色，因为朱宸濠的朋友里就有他二人。王阳明见二人已没有了刚见面时的冷傲，马上就清退身边的所有人，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两本册子，一本是账簿，另外一本则夹着二人和朱宸濠来往信件，这些信件完全可以证明二人和朱宸濠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在朱宸濠造反的准备工作中给予了很大帮助。王阳明把来那个本册子都递给二人说：“我仔细搜检了一番，只有这两本册子和二位有关，所以就都拿来，你们早做处理，以免后患。”
两人又惊又喜，对王阳明感激不尽。王阳明借势说：“我准备北上亲自献俘，二位可跟随？”
两位宦官急忙说：“不必，我等回张公公处报告，王大人放心，我等绝不会在您面前出现第二次。”
两人装出一副沮丧的表情回报张忠，说王阳明的确不好对付，取不到朱宸濠。张忠两次失败，发誓事不过三。他再派出东厂太监，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朱宸濠。
这一次，连王阳明的弟子们也认为，张忠第三次来取朱宸濠，势在必得，恐怕再用什么计谋也无济于事。王阳明平静如古井之水，特意在广信多留一天，等待张忠的奴才到来。
这位东厂宦官抱定一个信念：“不和王阳明说任何废话，必须交人，否则就把王阳明当场法办。”在东厂眼中，王阳明不过是个都御史，他们的祖宗刘瑾连内阁首辅都办过，何况区区王阳明！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提出要取朱宸濠时，王阳明没有和他针锋相对，而是马上同意。这位宦官正在沾沾自喜时，王阳明突然让人摆出笔墨纸砚，然后指着窗外说：“朱宸濠的囚车就在外面，只要您写下下面的话：今某某带走朱宸濠，一切后果由我某某承担。然后签字画押，马上就可以领走朱宸濠。”
这位宦官呆若木鸡，他不敢签字画押。他和张忠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朱宸濠绝不能出意外，但意外很可能会发生。朱宸濠余党隐藏在江西各处，如果这些人头脑一热，劫了囚车，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朱厚照砍的。
他试图让王阳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张公公无论取什么，都不需要签字画押。
王阳明说：“那就请张公公亲自来！”
张忠不能来，不然他早就来了。
就这样，王阳明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张忠的三次所设的障碍。其所用的方法也不过就是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支点，然后行动，撬动它罢了。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面对父母，我们就会把支点放到孝顺的位置；面对君王，我们会把支点放到忠诚的位置；面对同志，我们会把支点放到真诚的位置；面对敌人，我们会把支点放到利害的位置。剩下的事，只是压下杠杆（行），省时省力，一步到位。
所以，当我们的良知光明时，我们就能撬动世界，驾驭天地，统治万物。面对纷繁复杂的人情事变，我们能快速地找到处理它的最简捷有效的方式。
如果你的良知不明，就会出现支点位置有偏差。比如你面对父母时，支点会“过”或“不及”：过了就是把孝当作行为艺术，不及就是根本不会孝。二者在王阳明看来，都是恶。当支点不明时，你就无法撬动你要撬动的事物，知行就不可能合一，这就是阿基米德告诉我们的，更是王阳明告诉我们的！
八、所以恐惧，良知不明
有弟子问王阳明：“晚上怕鬼，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做了亏心事吧。人做了亏心事，良知会折磨他，使其提心吊胆。如果按良知去做事，积累善行（集义），光明磊落，怎么会怕鬼。”
旁边一个弟子说：“您说的那些是正直的鬼，谁做了坏事，它们自然会去找当事人。可世界上有种鬼，不分青红皂白，找到谁算谁，这种鬼，怎能不怕啊？”
王阳明说：“我从未听邪恶的鬼能被致良知的人撞上。如果真有人怕这种鬼，那是心邪，良知未明，和鬼无关。”
现代心理学认为，所谓恐惧，是我们对于危险的想象。和这种想象同时而来的是惊慌、警觉、肾上腺素分泌、盗汗、颤抖、心跳加快等心理和生理反应。
人为何会有恐惧？现代心理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当我们面对“自认为”无法克服、无法掌控、无法知晓的事物或环境时就会产生恐惧。
我们恐惧黑暗，是因为不清楚黑暗里隐藏着什么；我们恐高，是因为无法克服地心引力；我们恐惧鬼，是因为无法控制“行踪不定”的鬼；我们害怕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掌控它们。
如果从王阳明心学角度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所以恐惧一些事物，是因为良知不明，当良知不明时，我们的认知程度就会降低，比如我们无法证明人们传说中的那些鬼怪是否存在，我们无法保证一旦遭遇危险是否可以自救，我们更无法得知未来所遇到的种种危险。当良知不明时，意味着我们的“意”所在事物上就会产生恐惧。比如“意在”黑暗，就会恐惧黑暗，“意”在高处，就会恐高，“意”在虚无缥缈的“鬼”上，就会怕鬼。
由于意是从心所发出，所以王阳明断定：我们恐惧源于内心，而非外部。比如你心好色，就会撞到色鬼；你心贪财，就会撞到财鬼；你心发怒，就会撞到怒鬼；你心恐惧，就会处处撞到鬼。
我们该如何战胜恐惧？光明良知而已。确切地说，就是用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一是静坐，不要胡思乱想；二是事上磨练，怕黑夜里见鬼，那就去黑夜里找鬼；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集义，多做善良之事，在做善良之事时，你能得到心理慰藉，也能转移恐惧的注意力。
最后，请相信这一点，我们所恐惧的黑暗、鬼是无善无恶的，它们和人类不同，只要你与它坦诚相对，它就不会伤害你！
九、阳明心学与情绪控制
有对夫妇花了11年时间，看遍天下所有不孕不育医院，才生育了个孩子。夫妇二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对待孩子。孩子两岁那年的一个清晨，丈夫着急上班，出门前看到一瓶没有盖子的药水。他嘱咐妻子，记得把药瓶收好。
妻子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忘记了收起药瓶。结果就是，她孩子被药水的颜色所吸引，一口气喝光了。这种药水，少喝可以治病，多喝可以要命。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但仍没有活下来。
妻子悲恸欲绝，她更不知该如何向丈夫交代。
很快，丈夫气喘吁吁地跑来，得知孩子已没了，发出根本不是人类的叫声。可当他看到一旁精神极度萎靡的妻子时，他拉起妻子的手，低声说道：“iloveyou,dear!”（亲爱的，我爱你！）
我们已无从知道他妻子到底什么反应，因为故事就此结束了。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胡编的，我敢肯定，很少人在面对故事中男主人公的境地时会说出那句话！
为什么有人胡编这个故事呢？因为它要证明一个概念：presetbehavior，翻译成中文就是“前摄行为”。所谓“前摄行为”，就是要人反过来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牵制！
胡编故事的人解释说：做丈夫的因为儿子死亡已成事实，再多的责骂也不能改变现况，只会惹来更多的伤心，而且不只自己失去儿子，妻子也同样失去了儿子。所以，就该反过来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牵制！
王阳明说：
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这是王阳明的“前摄行为”。它告诉我们，控制局面的最好方式就是止于至善，也就是良知所指定的那个关键点。唾沫横飞时，看到别人露出厌烦，能马上收嘴，这就是致良知；意气风发，恨不得把尾巴翘到天上时，能快速不露痕迹地收敛，这就是致良知；愤怒得如同炸药被点燃时，能春风化雨般将怒气化解于无形，这更是致良知。
可要做到这些，必须要有天下之大勇。这个“勇”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真诚恻怛地致良知。唯此而已，别无他勇！
当你拥有这种勇气并付诸行动时，就能掌控反客为主，掌控局面，掌控一切人情事变！
这不是王阳明谈高调，而是有他的亲身经历为证。
1519年阴历十一月末，皇帝朱厚照的亲信张忠、许泰和江彬带领二万中央军进入南昌城，南昌城是之前造反的宁王朱宸濠的老巢，张、许等人来到这里以搜捕宁王“余孽”为由，大肆侵夺南昌百姓的财产和生命。
王阳明告诉自己，一定要拯救南昌城的百姓。他的第一步计划是不给张忠团伙捕捉宁王“余孽”的机会，他命人悄悄通知南昌百姓，年轻人抓紧时间离开南昌城到乡下去躲藏，只留下老人小孩守护家园。如此一来，张忠团伙对南昌城百姓的伤害就会降到最低——没有人相信颤颤巍巍的老人和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会是乱党。
张忠团伙对王阳明恨之入骨，但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对王阳明下手，于是他们思索出的招数是把王阳明活活骂死。他们挑选一批口齿伶俐、善于骂人的士兵组成一支特种部队。这支部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巡抚衙门口向门里破口大骂，这些脏话可以把死人骂活。
按常人思路，摆脱这种局面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针锋相对，找一批嘴皮子更厉害的人对骂；二是捂上耳朵不听。第一种方式肯定无法控制局面，第二种方式可能会起效果，但有些消极。王阳明控制局面的方式是：和弟子们专心致志地探讨心学。这就是“前摄行为”，反过来不动声色地控制局面，而不被局面所牵制。
如此，局面完全掌控在王阳明手中，他一旦掌控局面，就开始反击。1520年春节将至，南昌城开始了祭祀祖先的活动。哭声一片，王阳明趁势发布告示，要南昌城百姓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下面的事实：南昌城中的中央军可是孤独一人来南昌的，他们出来多日肯定也思念家人，应该体谅他们。
这是攻心，而且毫无悬念地击中了对手。当张忠团伙派人去军营巡视时，探听到士兵们已经在开始诉说王阳明的好。他们很是吃了一惊，因为他们那颗烂污的心永远无法想明白，王阳明只是发了一道告示何以就产生了如此重大的效用。
他们想不到的事还有很多。紧接着，王阳明又发布告示说：“值此新春来临之际，中央军的兄弟们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南昌，辛苦万分，我代表皇上犒师。”
张忠团伙失声叫了出来，王阳明这是要收买人心啊。不过江彬智慧略高一筹，说：“要他犒师，如果他铺张浪费，我们就报告给皇上；如果他抠门，我们正好煽动士兵骂他。”
江彬的确是个有智慧的人，当时南昌城百废待兴，王阳明根本没有实力犒师，所以他的犒师只是精神上的：要南昌城的百姓端着粗茶淡饭在大街小巷等着，只要看到中央军士兵就上前关怀，搞得中央军心潮澎湃。王阳明也亲自上阵，每当在街道上遇到中央军受伤的士兵时，必会停下真心实意地抚慰一番，这是典型的以情动人，已不仅是反过来控制局面，而且还是主动攻击对手，毫无悬念，这种方式会产生奇效。
谈了这么多，前摄效应的关键点在哪里？王阳明说，实际上就是控制住我们的情绪。坏情绪是我们人生的杀手，一定要学会操纵情绪，才能控制住你所面对的一切局面！
十、人生规划只能“致良知”
在社会上，有一种人看上去很与众不同。他们整日踌躇满志，无时无刻不在算计和规划他的人生。据说，他们一出生便树立起伟大理想，并用尽浑身力气向这个理想前进。当他们功成名就后，就站到布满鲜花的讲台上，对芸芸众生喷道：“我今天能站在这个位置，因为很久以前我就树立了这个理想！”
有人问王阳明：“那些圣人应变无穷，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是否之前有过规划（讲究）？”
王阳明回答：“如何讲究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人生就是一道变幻莫测的波浪线，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走向哪里，会发生什么，所以人生不可能有完美的规划，如果一定要说有，也就是时刻光明自己的良知。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实际上都是许多个说不准的意外和偶然。在这意外和偶然之外，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致良知，良知之镜越明，当事物来时就照彻得越净。这也就是“机会永远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话的意思。
有这样一个故事，它的本意是灌输给人们，对无常世事要有耐心和信心。但从另一角度看，它正是“人生不可规划”这法则的经典案例。
有位名叫桑巴的登山运动员，在一次登山时出了意外，陷入深谷，凭借毅力，他坚持了10天，最终获救。有记者问这位死里逃生的登山运动员：“10天时间里，你都想了些什么？”
桑巴回答：“两个字——生死。”
他说：“这10天，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细细地想了一遍，却兴奋地发现了一个人生的秘密：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所有人的命运，原来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
桑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婚姻。20岁那年，他差点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只是因为结婚前，那个女人向桑巴的家人多要了一张牛皮（当时的财礼）。桑巴的家人不同意多给一张牛皮，婚姻由此告吹。之后桑巴便娶了别家的女人。也就是说，一张牛皮，改变了桑巴的生命轨迹。
两段姻缘之间，桑巴还和别的女人有过交往，不过，没有一个和他走到一起，用他的话说：“就差了一点点。”
桑巴的婚姻后来迎来了七年之痒，差一点离了婚。他和女人合不来，于是两人写好了离婚协议书，准备去办离婚。但那几天突降风雪，无法出门。风雪停了的时候，两人似乎已经过了非离不可的阶段，就这么又过到今天。要不是那一场暴风雪，桑巴该是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是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切就都不是眼下的这个样子了：时间、地点、工作、环境都会不同，他现在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
桑巴最后又说到死亡，其实，这不是第一次面临死神的召唤。死神经常闻着他的踪迹追踪他。他3岁那年，患急性病，昏迷半月。医生查不出他是得了哪种病，无奈中宣布了他的死期。家人开始为他准备后事。谁想，这时正赶上一名同样病的人来就诊，而这名病人的病情更加显著，是细菌感染。大夫们恍然大悟，桑巴原来也是同样的病症。医生给他重新治疗……他活了。要不是赶上这么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桑巴3岁那年便结束了生命。一生只活到3岁。
桑巴刚会游泳那年，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在河里脚抽筋，沉入河底。岸上空无一人，桑巴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但就在这时，岸边突然出现了一位村民，偏偏还是一位水性很好的村民，救了桑巴。事后这位村民说，那天他是因为和自己的女人生了气，才跑出来。如果那天这位村民的生活一切正常，该是在家里吃午饭，那样桑巴也就没命了。桑巴活着，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赌气，是因为别人家的一件意外。
20多岁时的某一天，桑巴乘火车外出，却赶上了火车出轨。桑巴坐的那节车厢，人员死伤最多，17人死，34人伤。列车在出轨前的5分钟，桑巴上厕所，厕所却正被使用。桑巴无奈，只好到别的车厢去找厕所。事后桑巴得知，那位使用厕所的人，正是死者中的一个。桑巴冒出一身冷汗。他想，如果当时他先进的厕所，那么他该是17名死者中的一个。
就在那生死的10天中，桑巴还想了很多很多。他发现人生原本是没有规律的，你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你可能差一点变成有钱的富人，你也可能差一点沦为衣食无着的艰辛者。也许你本该活到70岁，但有可能你在10岁、20岁时便突然故去，可也没准你活过了80岁，而且依然健康。这都可能，什么都有可能。
既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那你的人生还需要算计什么呢？
美国心理专家威廉通过多年的研究，以铁的事实证明，凡是对名利太能算计的人，实际上都是很不幸的人，甚至是多病和短命的。威廉说，太能算计的人，心率跳动都较快，常有失眠症。消化系统遭到破坏，气血不调，免疫力下降；容易患神经性、皮肤性疾病。
一个太能算计的人，通常也是一个事事计较的人。无论他表面上多么大方，内心深处都不会坦然。而一个经常失去平静的人，一般都会引起较严重的焦虑症。一个常处在焦虑状态中的人，不但谈不上快乐，甚至是痛苦的。
国学大师冯友兰对那些经常算计人生的人告诫说：“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全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
王阳明说：“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他算计得来的，而是当时有这样迫切的要求和机会，尧舜那样伟大的人物难道不能制礼作乐吗？当然可以，只是他们没有遇到如周公遇到的迫切要求和机会。”
所以，人生规划无他，只是个良知光明后的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十一、解决囚徒困境的“诚”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概念和理论如果你还未完全透彻明白，那我告诉你，只需要记住两个字就可以彻底读懂王阳明，这两个字就是——诚意！
所谓诚意，就是不欺骗自己良知做出的判断而去行动。王阳明说，惟天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只要你信守并践履“诚”，那就能成就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要想过得美满如意，诚是唯一的武器！
王阳明说，诚就是不欺自己，相信别人，坚信自己发自良知所做出的判断也是别人能做出的！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甚至是抉择。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抉择对我们至关重要，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做出选择或抉择呢？
诚！
先来看个很有意思的“囚徒困境”：a、b两个囚徒，a坦白b抵赖，b判10年，a判1年；若两人均坦白则各判5年；若两人均抵赖则都判2年。a、b面临抉择。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2年。
但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进行选择。
这两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盘算过程：假如他招了，我不招，得坐10年牢狱，招了才5年，所以招了划算；假如我招了，他也招，得坐5年，他要是不招，我就只坐1年，而他会坐10年牢，也是招了划算。综合以上几种情况考虑，不管他招不招，对我而言都是招了划算。
两个人都会动这样的脑筋，最终，两个人都选择了招，结果都被判5年刑期。
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2年刑）就不会出现。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纳什均衡”：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
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是囚徒困境还是纳什均衡，双方都没有站在“诚”的基石上考虑问题。抛掉法律和道德观念，囚徒困境中，倘若两个人都以“诚”为出发点，相信自己做出“沉默”的判断是正确的，相信对方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那最终的结果必是皆大欢喜的。
两人之所以得不到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就是没有“诚意”。没有“诚意”的人常会把别人想得毫无诚意，当他们以这种思维去试探别人的诚意时，得到的结果必如他所料。
有这样一个故事：丹麦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得主芬森晚年要找个接班人，在众多候选者中，芬森选中年轻的哈里医生。但芬森担心这个年轻人不能在枯燥的医学研究中坚守到底。这个担忧被其助理得知，于是提出建议：让芬森的一个朋友假意出高薪聘请哈里，看他是否会动心。
芬森拒绝了乔治的建议。他说：“千万别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别人的诚意。哈里贫民出身，怎么会不对金钱有所渴望？如果我们一定要设置难题考验他，一方面要给他一个轻松的高薪工作，另一方面希望他选择拒绝，这就要求他必须是一个圣人……”
最终，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若干年后，哈里成为丹麦著名的医学家，当他听说了芬森当年拒绝考验自己人性的事，老泪纵横：“假如当年恩师用巨大的利益做诱饵，来评估我的诚意，我肯定会掉进那个陷阱。因为当时我母亲患病在床需要医治，而我的弟妹们也等着我供他们上学，如果真的那样，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芬森的选择是对的，不相信别人的诚意、考验别人的诚意本身就证明你是没有诚意的人。曾有人问王阳明：“人事复杂，世间狡诈。我若以良知待人接物，别人若无良知，我岂不吃亏？”
王阳明回答：“你这样一想，其实就是良知被遮蔽了。别管别人如何，先管好自己。只要自己诚意，就必然会得到别人的诚意，这就是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