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研究一个当代社会时，我认为有一条规则一般不会错：在说明该社会在当代的特征时，首先看其在当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要定位它们，视之为当代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当代环境的其他特性所引发的一部分。即便只是为了对它们做出定义，做出清晰的限定，使其组成要素更加具体，最好也首先从一个多少有些狭隘的跨度开始，当然，这个跨度仍是历史跨度。
有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可能以卡伦·霍妮为代表，在探讨个体成年后的问题时，似乎也使用了类似的一系列步骤。他们只是在论尽了个体性格在当下的所有特性和环境后，才去回溯遗传和人生经历方面的原因。当然，有关整个事情的经典讨论，还是发生在人类学里的功能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我猜想，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是所谓“历史说明”往往会变成保守立场的意识形态：诸项制度历时弥久，演化至今，因此不能草率待之。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意识也往往会变成某种激进意识形态的根源：逐项制度说到底皆属过眼烟云，因此这些特定的制度对于人来说都既非永恒不易，也不是“顺乎自然”，它们都会发生变迁。而这两方面的观点都往往依赖于一种历史决定论，甚或是容易导致消极无为姿态的历史必然性，这样来理解历史如何演变至今、如何成型若此，实属误解。我一直致力于获取这样的历史感，不想让它归于无声，但我也不想以保守或激进的立场来运用历史命运的观念，借此支撑我的说明路数。我不赞成将“命运”视为某种普遍的历史范畴，稍后我将予以说明。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甚至更具争议。即便如此，它依然非常重要：我认为，就理解它们是否需要直接诉诸“历史因素”而言，各个时期和各个社会都不尽一致。一个给定社会在某个给定时期的历史性质或许在于，对于理解它而言，“历史过去”只具有间接相关性。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变动缓慢，贫困、守旧、疾病、愚昧历数百年而恶性循环，积重难返，要理解这样的社会，就要求我们研究其历史根源，考察其深陷于自身历史而不能自拔的历史机制，这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明这样的循环，说明其各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就要求我们进行非常深入的历史分析。要说明的首先就是整个循环的机制。
但是在美国，或西北欧诸国，或澳大利亚，就其现状而论，并未陷入任何历史死循环。像在伊本·赫勒敦笔下的荒弃世界中的那种循环，并没有攫取过它们。在我看来，从这些角度理解它们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事实上，往往还成了跨越历史的无稽之谈。
简言之，历史的相关性本身就受制于历史特定性原则。诚然，“世间万物”可以说总归“源于过去”，但“源于过去”这个短语究竟为何意，却是争议不休。有时候，世上也会涌现出全新的事物，也就是说，“历史”有时“重演”，有时并不“重演”；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历史所属的时期。
这项社会学原则或许适用于当代美国，我们的社会或许正处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相比于其他许多社会和时期，历史说明的相关性要更弱一些。我相信，上述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科学的几项重要特点：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科学家只关注当代西方社会，甚或更为狭隘，只关注美国，认为历史研究与自己的工作无关；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现在用在我看来非常任性的口吻，谈论什么“科学主义史学”，试图在研究中运用高度形式化的技术，甚至是明确非历史性的技术；为什么其他历史学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留下特别的印象，尤其是在那些周日增刊中，说历史其实都是些假大空，就是出于当前的意识形态用途，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用途，而对过去进行的某种神话塑造。美国的过去可真是制造快乐意象的令人惊叹的源泉。如果我说大部分历史在当代无关紧要所言非虚，那么这一点其实就使这种对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运用变得愈发方便。
历史研究之于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承诺的相关性，当然不仅限于对这种“美国类型”的社会结构做出“历史说明”。不仅如此，所谓历史说明的相关性会各见差异，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想法，必须基于历史的理据来讨论和检验。即便是对于这种当代社会来说，历史的无关紧要也很容易被做出过多推论。我们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清楚意识到一个社会缺失了某些历史阶段，而这对于理解该社会的当代形貌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缺乏一个封建时代，是造成美国社会的许多特性的一个根本前提，包括它的精英群体的特点，以及地位的高度流动性，而人们往往误以为美国社会的特性是由于缺乏阶级结构，“缺乏阶级意识”。社会科学家可能会试图通过将“概念”和技术做过度的形式化处理来摆脱历史，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家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些尝试要求他们就历史和社会的本质做出假设，而这些假设一无丰厚成果，二不符合实情。如此摆脱历史，使得即便只是理解这个社会最具当代特色的性质也变得不可能——我选用这个词是很小心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种历史结构，除非我们接受具备历史特定性的社会学原则的指导，否则我们别指望能理解它。
四
在许多方面，具有社会和历史维度的心理学问题是我们当下能够研究的最引人入胜的问题。正是在这块领域，我们时代的各主要思想传统，事实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各主要思想传统，眼下形成了让人十分兴奋的交汇。也正是在这块领域，“人性的本质”，即从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整体意象，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一系列趋势的质疑：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民族志相对主义，人身上非理性的潜力之巨大，以及众生男女明显遭受历史转型影响的速度之迅疾。
我们已经逐渐看到，要想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历史变迁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不仅对个体的生活方式有意义，也针对性格本身，即人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可能。生气勃勃的民族国家作为塑造历史的单位，各色男女也在其中被筛选、被塑造、被解放、被压迫，一句话，它也是塑造人的单位。正因为如此，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各类人之间的斗争，从中东、印度、中国到美国，最终都将盛行这样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文化与政治当下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对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如此需要、如许要求。我们如果想要充分地理解“人”，就不能视之为孤零的生物体，将其看作一堆反射或一系列本能的集合，或当其是某个“可理解的领域”或独立自在的系统。无论人还可能是什么，他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如果能够被理解，就必须在与社会历史结构密切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
当然，有关“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争论永无宁日。绝大多数争论都属于在形式上尝试将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各式观念整合起来。毫无疑问，这些尝试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某些人有用。幸运的是，我们在此尝试梳理社会科学的格局时，不必考虑它们。无论心理学家们可能怎么界定其研究领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时，都必须就“人性”做出相关预设。而这些预设现在通常落入了“社会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心理学和历史学一样至关重要，乃至于只要心理学家还没有转向相关问题，社会科学家就得做自己的心理学家，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兴趣也就愈益增长。经济学家原本一向是社会科学家当中最讲究形式化的，却也开始意识到，旧有的追求享乐、精于计算的“经济人”意象，已经不能再被设定为有关经济制度的充分研究的心理学基础。人类学已经对“人格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和心理学一样，“社会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作为对这些学术发展趋势的反应，有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另一些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界定心理学，杜绝明显属于社会性的因素渗入这块研究领域；更有些人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研究人体生理学的范围。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考察心理学内部的学术专业分工；这块领域已经被折腾得十分零碎，更不要说对其加以评判了。
有一种心理学反思的风格，学院派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公开采用，但其仍然影响着他们，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学术生活。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有关人性本质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探讨。简言之，就在上一代人的时间里，精神分析学家中不那么死板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已经做出了两大推进：
其一，他们超越了有关单个有机体的生理学，开始研究那些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的小家庭圈子。不妨说，弗洛伊德从一个出乎意料的视点，即医学的视点出发，开启了对处在双亲小家庭中的个体的分析。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家庭对于人的“影响”，但新鲜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了个体的内在性格及其生活命运的固有影响因素。
其二，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之下，尤其是通过应该被称作有关超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要素也被大大拓展了。在美国，精神分析传统中又融入了许多不同的源泉，在乔治·h.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中，结出了早期的硕果。但此后，精神分析研究就陷入了束缚或徘徊。人们现在已经对“人际关系”的小范围场景看得很清楚了，但这些关系本身所处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个体本身，却还没有被看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埃里希·弗洛姆，他把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对于各类个体的意涵。整体上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精神分析学者的社会角色受限，从职业角度上说，他的研究、他的视角都维系于个体患者；在他实践活动的专业化条件下，能够让他比较方便地意识到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牢固而有机的组成部分。
精神分析研究的下一步推进，就是将弗洛伊德开始在特选类型的亲属制度中出色完成的工作，充分推广到其他制度领域中去。这里所需要的观念，是将社会结构视作多个制度性秩序的组合，对其中每一个组合我们都必须展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就像弗洛伊德对某些亲属制度所做的研究一样。在精神病学，即对“人际”关系的实际治疗中，我们已经开始质疑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价值与规范根植于个体本身据说的需要当中的倾向。但是，如果说不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就无法理解个体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关联中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包括将作为一个人生历程实体的个体定位于多种人际情境中，而且包括将这些情境定位于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当中。
五
说完了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谈谈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关怀了。我在此尽可能简要概括，开列出的那些命题只是我认为最富成果的启发，或者至少是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所认为的合法假设。
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生历程记录了他如何获得、失去、调整某个角色，并以非常切近的方式记录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你可以是某类家庭里的孩子，某种孩童群体里的玩伴，一个学生，一名工人，一个工头，一位将军，一位母亲。人的生活大部分就在于在特定制度里扮演上述种种角色。我们要想理解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就必须理解他过去和现在扮演的种种角色的意涵和重要性。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们所属的那些制度。
但是，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这样看问题，要求我们理解人身上最内在、最具“心理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他的自我意象，他的良知，其实就是他的心智的成长。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有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在腺体和神经系统的宽泛限制下，要理解恐惧、憎恨、爱恋、愤怒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人们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在感觉器官的生理机制的宽泛限制下，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知觉本身，我们所分辨的颜色、所察觉的气味、所听到的声音，都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和限制。要理解人的动机激发，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一般会察觉到的这些东西的不同程度，也都要看一个社会里通行的动机词汇，看这些词汇当中的社会性变化与混淆。
如果只看所处环境，当然不完全是婴儿和孩童时期的早期环境，是不可能理解个体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要想取得充分的理解，我们必须把握这些私密环境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结构框架的相互作用，考虑这种框架的变迁以及由此对情境产生的效应。一旦理解了社会结构和结构变迁会对更为私密的场景与体验产生影响，我们就能够理解在具体情境中的人自身都未察觉到的那些个体行为与情绪的致因。要检验有关任一类型的人的观念是否充分，不能只看这种类型的人是否觉得该观念令人满意地符合其自我意象。由于人们生活在有限的情境中，就不知晓也不能指望他们知晓造成其境况的一切原因，知晓其自我的种种局限。能够真正充分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的人群，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而要做与之相反的假设，就像依赖部分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往往做出的假设一样，就是假设人们具备相当程度的理性自觉和自我认知，其程度之高，就连18世纪的心理学家都不能接受。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清教徒”，他的动机，以及他在宗教制度和经济制度里所履行的功能，使我们能比这种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他。韦伯这样运用结构观念，使他能够超越“个体性的”对于自身及其所处情境的意识。
早期经历的相关性、孩童时期在成年性格心理中的“权重”，本身也要看不同社会里通行哪一类孩童期，哪一类社会生活历程。比如，现在已经能明显看出，要说清楚“父亲”在塑造人格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须结合特定家庭类型的限制，也要看这类家庭在其所属的社会结构中处在什么位置。
并不能单单基于有关特定系列的个体及其对所处情境的反应的观念或事实构筑起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基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学说来说明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这样的尝试往往有赖于假定，社会无非是众多散布的个体，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全面熟悉了这些“原子”，就能以某种方式累积信息，从而搞明白社会。但这不是一项富有收获的假设。事实上，我们通过把“个体”当成社会角度上相互孤立的生物来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甚至都搞不清楚“个体”最基本的性质是什么。经济学家并不能设定“经济人”，除非是做抽象的模型建构，那当然可能还有些用处。研究家庭生活的精神病学家也不能假定经典的“俄狄浦斯人”。这是因为，正如目前对于理解个体的经济行为来说，经济角色和政治角色的结构性关系往往至关重要，同样，自从维多利亚父权时代以来，无论是家庭内部的各种角色，还是家庭作为一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历史特定性原则既适用于社会科学，也适用于心理学。就算是人的内心生活中相当私密的特性，也最好作为处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问题来梳理。纵观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众生男女展示出了如此纷繁多样的面貌，你只需对此稍加思索，就能认识到，上述假设完全合乎情理。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心理学家在对何为“人”这一主题发表任何定论之前，也应当好好想想这一点。
人是如此纷繁多样，乃至于在我们所知范围内，没有任何“基础”心理学、任何“本能”学说、任何有关“基本人性”的原则，能帮我们说清楚难以计数的人的类型和个体本身。除了人的生活所处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内在固有的一些特点，再要就人做出什么断言，也就只有人这个物种所具有的广泛的生物性限制和潜能了。但正是在这些限制之中，正是透过这些潜能，我们看到了人的众生相。如果试图通过一套所谓“基本人性”理论来说明人的历史，等于是将人的历史本身局限在有关“人性”的“概念”的某种枯燥牢笼中，而这种“概念”往往是从有关迷宫中的老鼠之类精确但无关痛痒的琐碎结论中构建出来的。
巴尔赞和格拉夫指出，“金西博士的名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的标题就凸显了一个隐含的假设，但在此例中该假设并不成立：该书其实并非探讨人类男性，而只是讨论20世纪中叶美国的男人。……人性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项假设；说它构成了其报告的主题，等于回避了要害问题。或许有的只是‘人类文化’，一种变动不居的事情。”
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这一观念有悖于社会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而有关人的研究中的细致工作正需要有这两种特定性。说到底，研究社会的学人尚未赢得权利去做出这样的抽象概括。当然，我们应当时常记起，其实我们对于人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所具备的知识加在一起，也不能彻底去除历史与人生所揭示的东西：围绕着人的多样性的那种神秘莫测。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想沉溺于这样的神秘莫测，去感受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我们也应当如此。但作为一个西方人，我们最终还是要研究人的多样性；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从我们的有关观点中去除掉这样的神秘。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应忘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不应忘记，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生，对于我们既是创造物也是创造者的那些社会，我们的了解其实微乎其微。
jacquesbarzunandhenrygraff,themodernresearcher,newyork,harcourt,brace，1957，p.221.
morrisginsberg,essaysinsociologyandsocialphilosophy,vol.2,39，london,heinemann，1956.
参见muhsinmahdi,ibnkhaldoun'sphilosophyofhistory,london,georgeallen&unwin，1957；historicalessays,london,macmillan，1957，内中收有h.r.特吕弗-罗珀富有见地的评论。
比如，我在沃尔特·加伦森有关劳工史诸类型的出色描述中，注意到可以支撑我讲法的论证：“……爬梳陈旧的领域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抵会是比较小的……如果缺失……重要的新材料的话。但是，这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更晚近的事件的唯一理由。当代劳工运动与30年前的劳工运动相比，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有质的差异。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它具有宗派性的特点：它的决策并不出于什么重要的经济因素，它更多关注的是狭隘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全国性的政策。”［waltergalenson,“reflectionsonthewritingoflaborhistory”，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october，1957.］当然，就人类学而言，“功能”说明和“历史”说明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人类学家大多还是站在功能立场上的，因为他们无法找到其所研究的那些“文化”的任何所谓历史。他们真的不得不努力借助当下来说明当下，透过一个社会各式各样当前特征的蕴含意义的相互关联，来寻求说明。有关晚近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讨论，参见ernestgellner，“timeandtheoryinsocialanthropology”，mind，april，1958。
之所以出现“人际关系”被神化的趋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这个词有其局限性，非常笼统，而人的内心深处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就是从这个角度被认识和断言的。相较于社会结构，“文化”这个概念是社会科学中最笼统的词汇，虽说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专家手上就能大有可为。在实践中，“文化”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充分表述了社会结构，不如说往往是含糊地指称社会情境以及“传统”。
有关此处表述的观点的细致讨论，参见gerthand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
barzunandgraff,themodernresearcher,newyork,harcourt,brace，1957，pp.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