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几个派系之间相互竞争，那么几位竞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往往会决定派系策略。居首的派系自然会期望规模较小、不被重视的派系玩一阵就该退出江湖了。后者的成员会被忽视、击败或拒弃，最终淡出舞台，没能培养出接班人。我们始终要记住，派系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培养学术上的接班人。说一个派系无关紧要，等于是说它在这种培养方面不会有多少声音。但假如说有两个领头的学派，各自的领军人物都很有权力，也都得享尊荣，那么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变成合并的问题，会变成打造一个更大的联盟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学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力攻击，最先采取的防御策略之一就是否认真的有什么派系乃至学派。正是在这类场合下，活动家们回归了他们政客的本色。
对派系来说重要的任务，往往会与对于学派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性的任务混淆一处。在新进后学当中，这一点会影响到他们职业生涯的机会；而对资历较老的人来说，派系会额外奖赏管理、推销、政治和交际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尤其是这些前辈，他们的声望基础因此可能变得非常暧昧。外人或许会问，这个人声望这么高，究竟是因为实际完成的工作的学术价值，还是出于他在派系中的位置？
我们一旦考察派系之间的关系，立刻就会遇到有些特别的人，他们不是哪一个派系的代言人，而是整个“领域”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经理，而是整个行业的代言人。如果某人很想扮演代表整个领域的活动家的角色，通常就必须切实否认，在比如说某领域的两个领头派系之间，学术上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差异。实际上，他作为它们的联合代言人，学术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出“它们的工作其实是致力于同一目标”。他开始充当每个派系都宣称自己所特有的声望的象征，也充当它们“实际上”或至少是最终会达成的统一性的象征。他从每个派系那里借取声望，又将声望转授予它们。他就像是个经纪人，处理各方的声望调配。
比如，假定在某个研究领域里，有两个领头的学派，一个叫“理论”，一个叫“经验研究”。成功的活动家在两端之间忙碌穿梭。他在人们眼里，既像是兼在两者之中，又像是居于两者之间。他靠着自己的声望，似乎承诺“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同属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中某个整合一体的研究模式。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承诺的象征。该承诺并非基于他实际写的什么书或做的什么研究，实情乃是：在所有为人称道的“经验研究”工作中，活动家寻求“理论”，其方式是完全碰运气的，而结果无一例外都能找到。而在任何值得称道的“理论”工作中，活动家也会寻求“经验研究”，同样，他们也以完全碰运气的方式，找到了它。这些“发现”相当于长篇书评，与其说是考察研究本身，不如说是在把声望分派给各人。这样完成的研究，真正把“理论”和“经验研究”展示为一体，如我前文所言，相当于一项承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活动家的声望也不依赖于任何这种研究，事实上，它几乎根本不依赖于任何研究。
我认为，所有这类活动家角色中，都含有一桩不幸的事实。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常常有着一流的心智，事实上，平庸之辈没有能力真正扮演这样的角色，虽说当然也有不少人竞相仿效，但只是徒具其名。活动家逐渐习惯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这会使其远离实际工作。他所积攒的声望较之实际的成就是如此不相称，他所宣扬的承诺是如此宏大，往往会非常限制他具体从事“研究”。而当他真的在某项研究或著作中承担重要角色，他又会迟迟疑疑，不想完成或公开发表，哪怕别人都觉得其实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会抱怨自己肩负了好多委员会及其他活动负担，却同时大量接受了更多的此类负担，事实上，他往往还主动寻求这类负担。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本身既是他不从事具体工作的原因，也是他为此开脱的借口。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深陷罗网，但其实又一定会继续作茧自缚，否则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就会被别人和他自己视为无非是借口而已。
派系的世界并不是学术界的全貌。学术界也有无所依附的人，他们其实形形色色，其研究也是丰富多样。从居首派系的角度来看，不妨认为无所依附者对派系的学派是友善的，或至少持中立态度。也许他们在研究中“博采众长”，或者只是不表现出“社会倾向”。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受人青睐，或被评判为有长处、有用场或有价值，就此而言，派系的成员可能会力求吸引他们，为他们指点方向，最终招他们入伙。称颂如果只是相互称颂——出于派系成员，属于派系成员，为了派系成员——那是不够的。
但在无所依附者当中，也可能有些人并不参与游戏，不想通过宣扬声望捞好处。当然，有些人只是对此不感兴趣，醉心于自己的工作，而有的人则是对这类行径深恶痛绝。他们是学派工作的批评者。如果可能的话，派系会对这些人及其工作都忽略不见。但只有在派系本身享有真正崇高的声望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策略才是合适且安全的。不仅如此，只有当派系的范围几乎相当于整块研究领域，并近乎铁板一块地控制着该领域时，这种策略实施起来才是真正不失体面的。当然，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在同一块领域中，一般会有许多中立人士，会有些博采众长的实际研究者，以及其他派系。其他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也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学界之外的受众和公众群体，它们的兴趣或赞许搅乱了派系对于声望、名誉、生涯的铁板一块的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有鉴于此，如果不能对批评者视而不见，就必须采取其他策略。用来对学派成员进行内部管理的各种手段，当然也都可以用来对付敌对的外人。我只需要简单讨论一下其中之一：书评。这是调配声望最常见的手段。假设有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再要视而不见就不合适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交给派系的某位大佬，尤其是大家知道的与作者观点相互竞争甚或针锋相对的人，或者至少是与对立观点有关联的人。比较高明的办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中某位人微言轻但正崭露头角的成员，他自己还没怎么发表作品，因此其观点尚未广为人知。这样做有不少好处。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对他的忠诚的回报，也是一次机遇，使他可以通过批评比他更有资历且更有名的人来赢得认可。而相比于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一位杰出学人，如此发落这本书也间接意味着它不那么重要。年轻人扮演这个角色也很安全：更有名的人出于某种势利心理，可能不愿“回应”评论。书的作者对专业评论者的批评做出回应并不是什么惯例，事实上，有些学术杂志的政策是不鼓励甚或不允许这么做。不过，就算评论得到了回应，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所有既写评论也写书的人都知道，一切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就是用一两页纸“批驳”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而要以同等篇幅“回应”这样的评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参与争论的所有读者都还算仔细地读过书本身，这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们无法假定如此，这就使评论者占尽优势。
如果说，无论被讨论的书高下如何，都会在所属领域内部或/和外部赢得大量关注，那么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的某位大佬，最好是活动家，他会给出尺度合适的称赞，但不会多着墨于其内容，而是指出该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对整个领域中富有前景的主导趋势做出了贡献。任何不做事轻忽、心思散漫的派系，都必须努力避免让这书落到另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手中，他首先会清晰准确地阐述书的内容，然后会从完全独立于学派、派系和时尚的角度来做出评论。
三
社会科学各类学派所使用的口号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社会科学的宗旨就在于预测并控制人的行为”。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我们还能听到许多有关“人类工程”的讨论，这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用语经常被误当作一项清晰显见的目标。人们相信它清晰显见，因为它依赖于“主宰自然”和“主宰社会”之间不被质疑的类比。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把社会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学”，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无所挂怀，那些习惯于使用上述用语的人，很可能就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基本观念通常都会被阐述为社会科学“滞后”于自然科学，从而需要缩小差距。对于我前文所描述的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等于充当着某种政治哲学的角色。他们以为自己正像设想中自然科学家处置自然那样处置社会。他们的政治哲学就蕴含于一个简单的观点中：只要人们现在用来控制原子的那些“科学方法”被用来“控制社会行为”，人类面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足。
这些用语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有关权力、理性和历史的奇特观念，它们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团，可悲可叹。这类用语的用法暴露出一种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究其根基，是对理性在世间人事中可能承担的几种角色，对权力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对道德行动的意涵，对知识在道德行动中的位置，对历史的性质一概浑然无知，不知道事实上，人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来讨论一番。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简要考察一下持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哲学家们的核心口号，即有关预测和控制的这一条。
要想像许多人那样轻松平常地谈论预测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层官僚的视角。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些人眼里，世界就是一个有待操控的客体对象。要说清楚这一点，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个人拥有一套精妙而强大的装置，能够控制一股驻扎在一个没有任何敌人的孤岛上的军队，你必然会同意说，此人处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他充分使用其权力，也制订了明确的计划，他就能够在相当小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出，在某年的某一天的某个时辰，每个人都会做什么。他甚至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这群人里各色人等的情绪，因为他就像操控无生命的客体对象那样操控他们。他有权力推翻他们自己可能有的许多计划，有时还可能蛮有道理地自视为全能的专制君主。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预测。他掌控了“规律性”。
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或许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可操控性这么高，或许不会自视为开明专制君主，傲视芸芸众生。至少可以说，要做出上述任何一种设定，就等于采取了某种对教授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政治立场。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是被紧密包裹在我假设的军队的那种严格框架下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的将军，我们不妨为此感到欣慰。但要像许多人那样将“预测与控制”相提并论，通常就得假定某种单向控制，就像我想象出来的那位将军，我为了说清楚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的权力。
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以便揭示科层制气质的政治意涵。它主要的应用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非民主领域，如军营、公司、营销机构、政府管理部门。许多社会科学家受邀去工作的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这类科层组织，而他们在那里所操心的问题，也就是这类管理机器中更具效率的成员所操心的问题。
我看不出人们如何才能有理有据地反驳罗伯特·s.林德教授对《美国士兵》一书的评论：
这几卷书刻画了人们如何以娴熟的技能运用科学，来对人进行筛选和控制，使其服务于非出己愿的目的。这是衡量自由民主体制的无能程度的重要标尺，它在运用其社会科学来应对民主自身的问题时，不得不越来越采取迂回间接的方式，而不能直接面对。它不得不捡拾零碎，借鉴纠缠于如何测量受众反应以综合规划影视广播节目之类问题的私人工商研究，或者就像眼下这个例子一样，借鉴讨论如何将胆小的新兵训练成坚强的战士，使他们能为自己并不理解其宗旨的战争去战斗的军队研究。诸如此类无关社会核心痛痒的宗旨控制着社会科学的应用，使得其应用的点滴推进都倾向于让它愈发成为大众控制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民主体制。
人类工程师的口号有助于推动科层制气质超出这种思维风格和探究方法的实际应用。运用这些口号来阐述“所欲何为”，就等于接受了科层角色，即使此刻并不在扮演该角色也是如此。简言之，承担这种角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仿佛以为的。采取了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努力循此行事，就等于仿佛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位人类工程师而行事。人们现在往往就是在这种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下，来理解社会科学家的公共角色。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的理性得到了广泛而民主的确立，那么以这种“仿佛以为我是一位人类工程师”的做派行事，或许只会让人一笑了之，但美国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不管美国在其他方面如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社会里，秉持功能合理性的科层机构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世间人事和塑造历史的决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其间的历史变迁是如何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控制，背着所有人发生的，情况并不一样。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似乎委身科层建制中的精英们是否做出关键决策越来越成为历史变迁的源泉。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控制的手段、权力的手段，都在不断扩大和集中化，现在已经包括相当广泛地应用社会科学，以实现控制这些手段的人可能指派给社会科学的任何目的。一个学者谈论“预测与控制”，却不直面这类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
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控制”？是的，当然有可能。人们已经构想出各式各样的“集体性自我控制”。要想充分阐述任何这类观念，就得全面讨论有关自由和理性的话题，既把它们看成观念，也将它们视为价值。它还包括“民主”的观念，既是作为一类社会结构的民主，也是作为一套政治期待的民主。民主意味着那些受法律控制的人拥有权力和自由，可以遵照协商同意的规则，改变法律，甚或改变这些规则。但还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于历史本身的结构性机制具备某种集体性自我控制。这个观念比较复杂棘手，我稍后再来详细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置身一个蕴含民主渴求的社会，希望严肃地讨论有关“预测与控制”的话题，就必须仔细考察这类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预测”呢？是的，当然也有可能。预测可能有赖于“非意图的规律性”，而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非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多少控制，而“自愿的”、非例行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语言用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人”发生的。或许这类规律的产生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了“预测的根据”。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首脑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人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迄今为止，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预测。只要人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但我的观点在于：要说“人类工程”或“社会科学”的“实际的、最终的目标”就在于“预测”，就等于用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替代了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也等于接受了科层视角。只要充分采纳这种视角，里面可以采取的道德选择就少得多了。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一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日，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一切的社会里都将出现这种状况。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一种颇具诡辩色彩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行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没有什么关联。那些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统计性的，注定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不影响对“概念”详加阐释。而这样的阐释又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毫无关系，倒是关系到政权及其变动中的特性的合法化。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加以处理。而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一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理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提供辩护。为着科层目的的经验研究为权威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让权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人们以科层的方式应用抽象经验主义，尽管它当然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意涵，有时人们也直接应用这些意涵。如前所示，宏大理论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用。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可能的用途不难想见。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
paullazarsfeld,,pp.19-20.黑体为引者所加。
“thescienceofinhumanrelations”,thenewrepublic，27august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