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滞后的角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实用派更容易采用哪些类型的评价？整体而言的“制度”滞后于整体而言的“科技”，这是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它对“科学”，对循序进步的变迁，抱持积极正面的评价。简言之，这是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角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而且视之为行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把这种进步观带进美国的院校的，是曾经风行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直到仅仅约莫一代人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还是生意日益扩张中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生产工具，还获得了政治权力，也赢取了社会声望。老一代社会学家中，许多学院人士要么来自这些上升阶层，要么积极与之融合。而他们的学生，也就是他们思想的受众，则是这类阶层的产物。屡屡有人指出，有关进步的观念通常适合那些正在收入和位置的层级上节节攀升的人们。
那些运用文化滞后观念的人，一般不会考察某些利益群体和决策者的位置，而他们可能正是造成一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变迁速率”各不相同的背后因素。你也可以说，就文化各部分可能运动的变迁速率而言，往往倒是技术在“滞后”。30年代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在家用技术和人员交通之类的领域，情况依然大抵如此。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于“滞后”的用法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用语是“滞后、裂缝和摩擦”，并由此通向有关“工业与商业之对比”的结构性分析。他问道：“滞后”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不适？他试图揭示商人们是如何恪守企业规范而行事，培养起消极无为的习性，从而导致有效地侵害了生产和生产力。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利润创造在私有制体系内的作用，但并不特别关心“去工匠化的结果”。不过，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滞后”的结构机制。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用“文化滞后”这个观念时，洗白了它的政治意涵，从而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的附着。他们将这个观念给一般化了，以求用于一切，但始终是散碎凌乱的。
四
要探究实践中的问题，势必会做出评价。被自由主义实用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偏离中产阶级和小城镇习惯的生活方式；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与“文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口号不合拍；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不过，“调适”及其对立面“失调”的观念也从许多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关键所在。
这个观念往往很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但一般来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宣传要遵从理念上与小城镇中产阶级相维系的那些规范与特性。但“适应”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生物学比喻却遮掩了这些社会道德内涵。事实上，与这个术语相伴而来的，是“存在”和“维存”这类在社会维度上殊无意义的术语。“调适”这一“概念”借助生物学比喻，变得形式化、普遍化。但这个术语的实际运用却往往表明，用者接受了所处小共同体情境的那些目的和手段。许多论者建议使用据信比其他选择较少引起干扰的技术，以求实现既定目标。但他们通常并不会考虑，如果不对作为整体的制度框架做些调整，那些困于不利情境的特定群体或个体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调适的观念似乎可以径直用于这样一种社会舞台，台上一方面有“社会”，另一方面有“个体移民”。然后移民必须针对社会做出“调适”。“移民问题”很早就属于社会学家的关注核心，用来陈述这个问题的那些观念也很可能融入梳理一切“问题”的一般模型。
如果细致考察有关失调的具体描述，我们不难推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会被评判为已经实现了理想意义上的“调适”：
对于上一代的社会学家，乃至整体上的自由主义实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这种理念往往意味着他在伦理上是“自私”的对立面。作为社会化的人，他考虑着别人并友善待之。他不会兀自冥想或闷闷不乐，相反，他颇为外向，渴望“参与”所在共同体的日常活动，帮助这个共同体以可调适的匀整节奏“进步”。他参加许多共同体组织，并以它们为归属和目标。就算不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成员”，他肯定也十分积极。他乐于遵从传统道德，顺应传统动机。他还乐于参与可敬制度的不断进步。他的父母从未离婚，他的家庭从未遭受无情破裂。他是“成功的”，至少是低调的成功，因为他满怀抱负却保持低调。可他不会琢磨太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以免自己变成“空想家”。作为一名正经妥当的小人物，他并不奢望发大财。他的有些品质过于寻常，乃至于我们无法说出个中的意味。但他也有些品质颇为特别，我们由此可知，这个人身处局地情境，已经求得调适，他的品质符合某些人所期待的规范，这些人一般是住在美国小城镇里的中产阶级，眼界局促，独立自处，亦步亦趋地活出新教徒的理念。
我倒是乐意接受这种令人安逸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小世界，它想必存在于某个地方，否则也一定会被创造出来。而就创造它来讲，似乎没有什么人群在理念上比上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寻常成员更合适，也没有什么观念比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更有助于这项任务。
五
过去数十年来，除了旧有的实用取向，又冒出来新的一种，事实上，是好几种新类型。自由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再是一种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国家中对于各项社会服务的管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愈益偏重于支离破碎的问题，趋向于零散的因果关系，从而转向保守主义，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随着这类科层机构日益主宰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诸秩序，“实用的”意思也发生了转换。人们认为，只有服务于这些大制度大机构的宗旨才能称得上“实用的”宗旨。
或许我们能够用“工厂人际关系”学派来便捷地示例新型的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如果我们看看这种风格的“文献”中指涉管理者和工人的所有用语，就会发现，谈论管理者时，基本都是沿循“聪明—不聪明”“合理—不合理”“有见识—没见识”这样的路数，而提到工人时，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有效率—没效率”“士气高—士气低”这样的路数。
这些学者提出的建议，无论是直截了当还是间接默含，大多可以精确概括为如下简单公式：要让工人快活、高效、合作，我们只需要让管理者聪明、合理、有见识。这就是有关工厂人际关系的政治公式吗？如果不是，那还包括什么？如果是，结合实际地讲，这个公式难道不是把工厂关系的有关问题给“心理学化”了吗？它所依赖的基础，难道不就是有关各种利益之间的自然和谐的古典公式吗？只是现在这些公式令人遗憾地掺杂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体现为管理者的不聪明，工人的不快活、不理性。基于这些研究而概括出的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事管理者通过增进对于雇员的理解，抵消他们针对管理方的非正式团结，放松自己自恃权威的做派，放宽对于雇员的操控，以此确保更为宽松、顺畅、有效的管理？上述种种，在士气这个“概念”中凸显无遗。
在现代工厂工作，就是在等级制下工作：这其中有一条权威的脉络，因此自下观之，就存在一条服从的脉络。大量的工作是准例行化的，这意味着为了提高产出，每一位工人的操作都是条块细分，模式固定。如果我们把工厂结构的等级制性质和大部分工作的准例行化特征这两桩事实结合起来，就会清楚看到，现代工厂中的工作包含着纪律：迅速地、相当模式化地服从权威。所以，人际关系专家如此遮遮掩掩地处理的权力因素，其实对于充分理解士气问题可谓至关重要。
说到底，工厂既是实施工作的场所，也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场所。有鉴于此，要界定士气何谓，我们就必须同时考虑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从主观角度上说，士气似乎意味着愿意去做手头的工作，高高兴兴去做，甚至享受做的过程。而从客观角度上讲，士气好像是说工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最小的开支，完成最多的工作。因此，现代美国工厂中的士气必然涉及工人这一方的乐于服从，其结果是工人富有效率地执行手头工作，而这当然是由管理方来评判。
任何有关“士气”的观念要想明晰，都要求阐明用作标准的价值。似乎存在着两种相关价值，一种是工人的快活或满足，另一种是他有何等权力决定自己工作生活的进程。如果我们稍稍扩展一下思维，就会记起，有一种“士气”是自我管理的工匠所特有的，他参与决定自己的工作，也乐于这样做。这是亚当·斯密和杰斐逊式的未被异化的人，或惠特曼笔下“自然生长的人”。我们还会想起，由于引入了大规模等级制的工作组织，要设想这样一种人所需要的全部预设都已经变得十分荒谬。事实上，单单引入这一项因素，就可以基于颇为严格的逻辑，从经典自由主义中演绎出经典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从所谓“工人控制”的经典观念中，就可以构想出第二类“士气”，事实上这类士气也已经构想出来了。而想象这种形式时，针对的就是处在大规模集体工作的客观条件下未被异化的人。
与人际关系专家眼中的这两类“士气”相反的是无权无势却还乐呵呵的工人的士气。当然，被归入这一类的人也是五花八门，但关键在于，如果不改变权力结构，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的工匠之道或自我指导。“人际关系”专家所构想出的士气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已经被异化，但服从于被管理的或合惯例的对于“士气”的期待。“人际关系”专家设定现存的工厂框架不可变异，设定管理者的目标就是所有人的目标，就不会考察现代工厂的权威结构，不会考察工人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他们对于士气问题的界定非常狭隘，并通过运用其技术，力求向他们的管理方客户揭示，该如何在现存的权力框架内提升雇员士气。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操控性的。他们会允许雇员“宣泄减压”，而不改变他在其中活过自己工作生涯的那个结构。他们业已获得的“发现”如下：在现代工厂的权威结构内部，存在地位组合；这些地位组合会抵抗权威，发挥作用，保护工人对权威的对抗；因此，管理方要想提高效率，防御“不合作”趋势，就不应该试图拆散这些组合，而应当设法为己所用；承认并研究这些组合，就有可能实现上述任务，以便操控其中涉及的工人，而不是保持一味发号施令的权威做派。换言之，人际关系专家已经延伸了现代社会的整体趋向，即以明智的方式将其合理化，服务于管理精英。
六
新的实用取向带来了社会科学的新形象，也带来了社会科学家的新形象。新的机构出现了，包括工业关系中心，大学的研究部门，企业、空军和政府中的新设研发分支，安置了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它们并不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饱尝打击的人们，如惹是生非的坏小子、有失检点的烂女人、居无定所的流动工、尚未归化的移民。恰恰相反，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幻想中，它们都关联着社会的顶层，尤其是那些通晓事理的工商经理和掌握大笔预算的军队将领。社会科学家们和远超福利机构和县府农业家政顾问的高层级公私权力结成了专业上的关系，这在其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上都是头一遭。
他们自己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他们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转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转为新主顾的要求。学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对抗往往趋于和缓，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实用考虑。他们大体接受了体制现状，倾向于从管理者相信自己面对的那些困扰和议题中梳理出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研究的是不安现状、缺乏士气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人际关系艺术的管理者。他们还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传媒广告业的商企目的。
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管理技术专家，和给作为权力体制的工商企业提供的新的正当性辩护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实用取向就是学院对此趋势的回应。对于人员和意识形态的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社会里的一些具体变迁，如工会兴起成为竞夺效忠的核心，以及萧条期间公众对于工商业的厌憎；也因为现代企业权力的规模庞大，高度集中；还因为福利国家愈益扩张，得到公众接受，并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也都体现在商界高层的转化中，他们从所谓经济上讲求实用的保守主义，转向了政治上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
实用保守主义者还带有乌托邦式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意象，从未真正接受工会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必要属性或有用属性。一俟可能，他们就会敦促解散工会或对工会加以限制。在这里，就现在，实用保守主义者的公开目标一向是争取私人获利的自由。这种直言不讳的观点依然盛行于许多小型企业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大型企业那里也是如此。其中最大的几家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相较于其他大企业而言，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出它们所称的保守主义的那种“实用取向”。纵观历史，实用保守主义有赖于一点：事实上，商人从未觉得需要有什么新创的或更老于世故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广泛流传、不受质疑的公共观念的内容可谓水乳交融。
当新的权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无能力用既有的权威符号来掩饰自己，却已逐渐兴起时，就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来给出正当化辩护。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的特点，就在于用着自由主义的符号，却是为了保守主义的目的。他们的源起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工商业正受到专注揭露丑闻的调查人员和一意清除积弊的新闻记者的攻击。在大萧条的氛围之下，加之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他们再度得到发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与右翼实用主义者的普通成员截然相反，老于世故的保守主义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赢取利润所面临的新的政治条件：在当下的经济体系里，强有力的工会与强有力的工商联盟针锋相对，共处于不断膨胀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管理框架中。他们迅速看出，在这个时代，当工会和政府彼此竞夺工人和公民们的忠诚时，就需要有新的符号来为自己的权力提供正当化辩护。
在新型实用取向下，工商业者的关注点通常显得一目了然。但教授们呢？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呢？与工商业代言人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并不在于实用取向的赢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方面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诸如此类的结果基本只是通向其他目的的手段。我认为，其他目的最终汇聚在他们自己的“生涯”上。诚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动、新的咨询业务，自己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许增长，教授们肯定也会欢迎的。他们不一定满足于帮助管理者在管理其工厂的时候，挣的钱更多，惹的麻烦更少。他们帮着为既存的工商权力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识形态，自己的权力也不一定会大幅提升。只要他们还是学者，那些学术之外的目标就不一定聚焦在这样的满足感上。
工商业和政府总体规模得到扩张，也愈显科层特征，企业、政府和工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制度关系，这两点趋势都促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们的参与就是对此做出的回应。这些发展趋势意味着对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相应，职业生涯不仅在大学内部，也在大学外部开启了。为了回应这些外部需求，高等学术中心愈益倾向于生产看似不涉足政治的技术专家。
即使那些留在学院中的人，也已经可以选取一种新式的职业生涯，不同于旧式的教授。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式企业家”的生涯。这类雄心勃勃的顾问，通过确保大学外部的声望乃至小规模的权力，也能推动其在大学内部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在校园内设立一所财源可观的研究与教学机构，将学术共同体带入与现世人事的鲜活接触。这群新式企业家置身自己那些更固守书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为大学校务的领导者。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学术职业常常不能够使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满足于单纯的学术生涯。这门职业的声望尚不能抵消往往连带着的经济上的牺牲。许多学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铸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颇为凄惨，再加上他们意识到，相比于已经赢得其他领域里可以获取的权力与声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聪明得多，这就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这些闷闷不乐的教授看来，社会科学的管理应用方面的新发展提供了能让人满足的机会，这么说吧，可以不必当上院系老大，去当经理好了。
不过，即使在愈发急切的年青一代里面，也时不时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式的职业生涯能把教授们拖出学院陈规，也完全可以把他们丢进至少同样令人不快的某种境地。无论如何，这一切令人担忧，新式学院企业家常常显得并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标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连可以从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实现了这些模糊目的，他们也往往显得心里没谱。这不正是导致他们深陷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吗？
美国的学术共同体作为整体，在道德上是对自己已然涉足其间的新型实用取向开放的。无论大学内外，处在学术中心的人们都成了行政管理机器里的专家。这无疑使他们的关注，使他们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趋于狭隘。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作为一个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这种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当罕见的。而转向技术专家角色的趋势更加固了他们与政治无涉的姿态，减少了他们的政治涉入，由于弃之不用，他们就连把握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你经常会碰到一些新闻记者，相比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我要遗憾地说，相比起政治学家，他们在政治上都要更为敏感，更有见识。之所以如此，上述趋势也是原因之一。美国的大学体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见的，它很少教学生如何评估现代社会中整体权力斗争的事态。对于共同体中叛逆反抗的这些部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很少甚或毫无持久接触。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让一位普通的学术从业者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与之结成相互教育的关系。不存在一股运动，能为政治知识分子提供支持，赋予声望，更不要说给份工作了。而在劳工团体中，学术共同体即使有什么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种种，意味着美国学者的处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经过任何意识形态的切换，不背负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纳新型实用取向。因此，要是说什么人在“出卖自己”，未免既欠妥当，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当真有什么东西在出卖的时候，使用这类尖刻的言辞才是恰如其分的。
这两段引文转引自barzunandgraff,themodernresearcher，newyork,harcourt,brace，1957，p.217.
比较《商业周刊》上有关经济学家的报道，见businessweek，2august1958，p.48。
1958年4月12日在美西政治学会上的讲演。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september，1957.
参见mills,“theprofessionalideologyofsocialpathologist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september，1943.
“社会问题”原本是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在学院里的主要落脚点，但就连这个专业方向也已经体现出实用取向的新旧类型的转换。“社会解组”课程已不再维持原状。到了1958年，践行这类价值的人对于自己秉持的价值有了更为成熟的自觉意识。从政治上说，这块领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整体意识形态，成为福利国家中的关键压力群体和行政辅助中的一员。
有关“梅奥学派”的详细描述，参见mills,“thecontributionsofsociologytostudiesofindustrialrelations”，inproceedingsoffirstannualmeetingofindustrialrelationsresearchassociation,cleveland,ohio，1948.
当然，也不能就设定，社会科学家在这块研究领域里的表现丝毫不比研究工厂人际关系的这个学派高明。正相反，已经有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作品问世，而更多的研究目前还在进行，如下列学者的作品：查尔斯·e.林德布罗姆、约翰·t.邓拉普、威廉·福姆、德尔伯特·米勒、v.l.艾伦、西摩·李普塞特、罗斯·斯塔格纳、阿瑟·科恩豪泽、威廉·h.怀特、罗伯特·迪宾、阿瑟·m.罗斯……就聊举数例吧。19世纪社会科学的重大论题之一，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人们被结构性变迁推动着，陷入缺权少力的境况，同时又在心理维度上变得躁动不安，索求过度。据此可以构想出历史发展的核心脉络：随着理性自觉和知识的扩散，工人们会以新的集体联合的方式觉醒，摆脱异化，发展成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士气。卡尔·马克思有关结构性变迁的讨论大多非常正确，只是对于变迁的心理后果，他看走了眼，也不够充分。在士气这个观念中，工厂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达到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极致，同时也成了要去探讨异化和士气的几种类型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考察权力的结构，考察其对于工人的个体生活具有的意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它要求我们考察心理性转换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伴结构性转换而来，两者各自的起因又何在。正是在这类方向上，蕴含着有关现代人的工作生涯的社会科学的承诺。
“countyagent”，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聘用，为各县农民提供农业和家政方面的咨询指导的人。——译注
《瓦格纳法案》，正式名称是《国家劳工关系法案》，为美国在20世纪通过的最重要的劳工立法。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民主党人罗伯特·瓦格纳提出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是劳资关系的管理者，也是最终仲裁者。法案设立常设的全国劳工关系局，保护工人组织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并鼓励集体谈判，禁止雇主推动建立内部独立工会和解雇或歧视组织或参加工会的工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