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混乱既是“科学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试图对这一事实视若不见，正是这种混乱挥之不去的原因之一。要想对社会科学中各式各样流派的问题与方法做出评判，不仅需要对大量学术议题做出判断，还必须对众多政治价值做出取舍，因为我们要是不知道问题对谁而言是问题，也就无法很好地阐述任何问题。对于某人来说是问题，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根本不算问题，这取决于两个人关注的分别是什么，也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兴趣有多了解。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项棘手的伦理议题：人们并不总是对符合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社会科学家往往自认的那么理性。凡此种种，意味着所有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假设和暗示一些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
一
社会科学研究始终面临评估问题。这些科学的传统包含了一长串往往带有教条意味的问题解法，煞费苦心的两面骑墙，以及一批推理缜密、合乎情理的观点。人们往往根本没有直接面对问题，只是假定或采纳了零散细碎的答案，可供雇用的技术专家型研究人员所做的应用社会学就是如此。这样的实践者并不会依据他的技术所称的中立性来摆脱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会让其他类型的人替他来解决问题。但学术巧匠肯定会在努力做自己研究的同时，意识到个中的预设和意涵，尤其是对于其研究所在的社会，对于他在那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什么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
现在人们已经有了足够广泛的共识，从而让以下观念成为常识之见：不能从事实陈述或观念界定中推出价值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诸如此类的陈述和界定与判断毫不相关。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社会议题牵涉到的一大堆扯不清的乱麻里面，都是既有事实方面的谬误和观念方面的模糊，也有评估方面的偏见。只有从逻辑角度解开这团乱麻，才有可能了解这些议题是否真的牵涉到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要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冲突，并在冲突存在时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当然是社会科学家经常承担的一项首要任务。这样的分解有时容易导致用特别的方式重新陈述议题，以开放求解，因为它可能揭示出同样的利益集团所持的价值却不一致。如果陈旧的价值不被牺牲，新兴的价值就不能落实，因此，利益相关方要想有所行事，就必须明确最珍视的是哪一种价值。
但是，如果真正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如此顽固地抱持某些价值，乃至于无法通过逻辑分析和事实考察来解决这样的冲突，那么理性在这等世间人事中扮演的角色就似乎宣告终结了。诚然，我们可以阐明各种价值的意义和后果，可以使它们彼此协调，可以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劣缓急，可以用事实来支撑它们，但到最后，我们也可能被降格为单纯的断言与反断言，只能进行辩护或说服。最终，如果能坚持到最后，道德问题就成了权力问题；最后一招如果用得上的话，权力的终极形式就是强制。
休谟的名言说得好，我们不能基于自己的信念，推出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也不能从我们相信自己应当如何作为中推出其他人应当如何作为。最终，如果要拼到最后，我们只好与不同意我们的人大斗一场。且让我们期望这样的结局不常发生吧。与此同时，要想尽可能通情达理，我们无论怎样也应该以理相争。
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地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而就问题来说，目标同样应当是清楚了解选择问题时秉持的价值，然后尽可能避免在解答问题时怀有评价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顺便说一句，某些类型的论家在评价社会科学里的研究时，看的是它的结论属于悲观还是乐观，是否定性的还是建设性的。这些乐天的道德家要的是激情燃烧，至少最后他们能如此；研究如果能坚执一份热诚的乐观主义小情调，并使我们由此走向生机灿烂，就会让他们很开心。但我们力求理解的世界并不总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在政治上满怀期望，在道德上饱含自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有时会发现难以扮演傻乐白痴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我碰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我必须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能力依据一样东西是否能让人欢天喜地来下定论。首先，你要力求澄清事实，充分陈述。如果悲观阴郁，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错。但与此同时，吁求“建设性方案”和“满怀希望的调子”，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直面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无疑令人不快，那也与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评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无关。
有些社会科学家的治学虽然用力于小范围情境的细节，但也没有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冲突和力量之外，而是“接受了”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框架，至少间接地、在实质效果上“接受了”。但是，任何人只要接受社会科学全面的学术任务，就不能单纯设定这种结构。事实上，他的工作就是要阐明这一结构，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着手做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判断。由于美国社会有那么多的可证伪之处，单纯以中立的方式描述它，往往会被视为“野蛮的自然主义”。当然，要隐藏社会科学家可能设定、接受或蕴含的这些价值，其实并不很难。我们都明白，手头就有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不太上得了台面的机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许多行话，就是因为对毫无实质担当而片面追求精致形式抱有奇怪的热情。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问题在于他是直面这一境况并明确心意，还是自欺欺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在今日的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不妨说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或坦然或不安的自由派。他们顺从于普遍蔓延的对于任何深切担当的恐惧。当这类人抱怨要“做出价值判断”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种顺从，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客观性”。
还有教学，顺便说一句，我不觉得它和写作是一回事。当你出版了一本书，它就成了公共财产。作者对其读者公众即使有责任，唯一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把书写好，他是最终评判者。但教师还有进一步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是被俘获的听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教师，后者在他们眼里成了某种榜样。教师的首要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充分地向学生揭示，一个据说充满自律的头脑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教学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声说出来而可以被理解的思考艺术。在书里，作者常常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其思考的结论；而在教室里，教师则应当努力向别人展示一个人是怎样思考的，同时也展示出，当他思考颇有所得时，感觉有多美妙。因此，在我看来，教师应当把各种预设、事实、方法和判断都说得非常明确，不应当有任何隐瞒，而应当循序渐进，随时反复揭启所有可能的道德方案，然后才给出他自己的选择。但如果是这么写作，会非常枯燥乏味，也不可能保持自我清醒。精彩的讲课之所以成书后往往不会大卖，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像肯尼思·博尔丁那样乐观是很难的，他写道：“尽管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千方百计要使研究人的科学去人性化，它也依然是一门道德科学。”但要对莱昂内尔·罗宾斯提出异议甚至更加困难，他写道：“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文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就是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心智没有能力洞察经济范畴与技术范畴之间的差异。”
二
凡此种种，本身并不会让人烦乱。它就算不被直面，也已是广为人知。今日的社会研究往往会直接服务于军队将领、社会工作者、公司经理和监狱管理者等。诸如此类的科层应用还在与日俱增，并且无疑还将持续下去。而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其他人等，也都在以具备意识形态意味的方式在使用这些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也是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就此而言，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关性是内在固有的。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自身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力体制和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象和口号。社会科学家搞出来的意象和观念与这些通行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抵触，但总会与后者产生连带意涵。一旦这些连带意涵为人所知晓，往往会陷入争论，并被付诸应用：
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者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力转换成权威。
它们批评或揭露通行的安排和统治者，就此剥夺其权威。
它们转移对于权力和权威话题的关注，就此转移对于社会本身结构性现实的关注。
诸如此类的应用并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一般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就算他们当中的这一位不清楚，那一位也很可能清楚。
对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正当化辩护的需求已经大大增长，哪怕只是因为把持大权的新型制度/机构虽然已经兴起，却尚未获得合法化，而旧有的权力曾经的保障已经过时失效。比如，现代企业的权力并不是由18世纪传承下来的自由主义学说自动给出正当化辩护的，而在美国，这样的学说正是合法权威的主线。所有利益及权力、全部激情和偏见、一切憎恨与希望，都倾向于获得某种意识形态机制，赖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口号、符号、学说和诉求一竞高下。随着公共沟通日益扩张，不断加速，其效力也在不断重复之下变得愈益减损。因此，对于新的口号、信念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是持续不懈的。置身这等大众传播和深度公关的情境，社会研究要是还能免于为意识形态提供装备的需求，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而社会研究者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装备，那就更奇怪了。
但无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单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展开工作这一点，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意识形态性质的角色。不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运用出于科层目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而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发现，也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今天人们诸般尝试，将权力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人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事管理”和“公共关系”。
回观历史，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式多过科层管理方式。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方均势似乎经常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用乃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古典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甚至像今天苏联政论作者使用马克思的作品一样。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身，只能诉诸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言，并确立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用途和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并不始终直白表露，却是非常积极主动。
经济学目前这种混淆一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比如，加迪纳·c.米恩斯就抨击他的同行们抱守原子化企业这种“18世纪”的意象，并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则批评同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人，呼吁探索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但科林·克拉克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无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人类的物质福祉”，并要求减税。而约翰·k.加尔布雷思则断言，经济学家应当停止一味关注增加物质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一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他呼吁同行们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以及增加税收。
即使是人口学这样颇具统计学意味的专业，也已经被深深卷入了由托马斯·马尔萨斯最初挑起的事实争议和政策冲突。这些议题中有许多现在聚焦于前殖民地区，我们在那些地方发现，文化人类学从几个方面入手，深入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事实与精神。从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大体界定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及其全部相关发展的需要。而人类学家在参与讨论时，一般都会带有几分谨慎，就像老殖民强权的那些担忧，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发达地区几乎必然伴随变迁而来的那些动荡和张力。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历史当然不是靠什么殖民主义的事实来“说明”的，尽管诸如此类的事实也不能说与之毫无关系。文化人类学还服务于自由主义乃至激进主义的宗旨，尤其是它坚持认为简单社会的人民淳朴正直，主张人的性格具有社会相对性，并在西方人当中展开反本位偏狭立场的宣传。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国要“重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企业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细检视最近几十年的大部分美国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随着社会科学的新型科层管理用途渐渐成势，也出现了新的尝试，即要倡扬“美国的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而在这股倡扬之风中，有些历史学家已经使历史有益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并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受益者所用。
我们肯定不能指责政治学家，特别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他们满怀某种对抗的心气考察美国政策。尼尔·霍顿教授甚至断言：“一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而不能弃置一旁。无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戈夫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大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就必须认识到，晚近的政治学大多已经无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角度对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脱不开干系。
我提及这几种实际用途和连带意涵，既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试图证明存在偏见。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三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所知的“社会科学运动”——在1865年组建成“美国社会科学学会”——就属于19世纪晚期的这类尝试，它们要“运用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求助于直露的政治策略。简单来说，这股运动的成员寻求将下层民众的困扰转变成中产阶层公众的议题。到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这场运动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它已经不再承载着什么有关改革的中产阶层激进意识形态。它对于整体福祉的格局宽广的迫切要求，已经变成对于社会工作、合作慈善、儿童福利、狱政改革之类问题的范围有限的关注。不过，除了“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社会科学中还兴起了几个专业学会，并适时出现了几种学院里的系科。
因此，早先中产阶层有关改革的社会学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发展成为学院里的专业，另一方面发展成为更具体化、制度化的福利活动。不过，这样的分裂并不意味着学院专业变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学角度上客观漠然。
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或许首先是由于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资本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制基础。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依然塑造着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的视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经济学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观念的地位也依然坚不可摧。
自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方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一次研究一个经验性细节、一种情境问题。一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有事实生而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一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关系”，非常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称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视角。
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蕴含有什么取向脉络的话，显然是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些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难以计数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实际行动，最好都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节，因此建议先改革某个细微部分，看看后果如何，再改革下一个细微部分。86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如此教条，也不要好高骛远，行动计划过于庞大。我们在进入一切皆流变不居、彼此关联的潮流之前，必须放宽心态，清楚知道自己对于所有发挥作用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晓。作为研究情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察觉到许多微小的原因；而作为投身实践的人，要想行事明智，我们必须对情境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循序积微。
让我们且慢展开，想必有人曾经说过，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分解成许多微小的“因素”，接下来自然就需要其中大量的因素来阐述一样事情，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已经全面把握了它们。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人们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为了平衡起见，或许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别忘了还有其他的观点：
首先，“有原则的多元主义”也可能像“有原则的一元主义”一样教条化，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其次，难道不可能既研究各种原因又不完全湮没其中吗？事实上，这难道不是社会科学家在考察社会结构时应当做的吗？通过这类研究，我们当然是在力求找出某样事情的充分原因，一旦找到，又要讲清楚怎样看待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政治行动和管理行动的目标，让人们有机会在塑造世间人事时用上理性。
然而，在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有机”形而上学里，只要是倾向于和谐平衡的因素，就有可能得到强调。如果把一切都看成是“持续的过程”，就看不到作为我们时代鲜明特征的节奏的突变、定位的颠覆，即使它们未被忽略，也只是被当作“病态”“调适不良”的迹象。“民德”或“社会”这类看似简单无害的用语，蕴含着形式性和据称的统合性，降低了我们看清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这种片段零碎的特点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零散情境的社会学？学院系科的奇怪分割或许帮助社会科学家把自己的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尤其是社会学家，他们似乎往往觉得，那些更老旧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不愿意承认社会学应有其一席之地。就像奥古斯特·孔德、塔尔科特·帕森斯那样的宏大理论家一样，社会学家或许想要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与经济学和政治学泾渭分明。但我认为，学院争斗中对于各门系科的限制，或者是总体能力不够，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为何抽象层次低，及与此相伴的其追随者无法考虑社会结构的相关问题。
我们不妨来看看作为众多社会学书籍写作对象的公众：这门学科中绝大多数的“系统性”或“理论性”研究，都是由教师们出于课堂教学目的而在教科书里展开的。请记住，社会学往往要对抗其他系科而赢得其在学院中的生存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使教科书变得更有必要。如今的教科书是要组织编排各种事实，以便年轻人可以接触利用，而不是以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为核心。有鉴于此，教科书很容易变成颇为机械地搜集事实，以描绘多少已是定论的观念。而在将不断积累的细节纳入某种教科书秩序时，新观念在研究上的可能性、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不会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旧的观念与新的事实往往比新的观念重要得多，人们经常觉得后者很危险，因而会限制一本教材被“采纳”用于课堂教学的销量。教授们是否采用一个文本，就对其做出了评判，因此也就决定了是什么意味着它的成功。说到底，我们别忘了，要撰写新教案，确实需要花些时间。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生又是哪些人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出身农场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力拼搏，要成为专业人士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一群颇为特别的人写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生，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差不多。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实践社会学中，对于政治方面问题的考察很少会是持激进立场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它的奉行者触及某些政治性的东西时，通常会以“反社会”或“腐败”之类的术语来陈述其“病态”特性。在其他场合，“政治性”似乎被视同为政治现状的功能的恰当运作，也很容易被视同为法律或行政管理。政治秩序本身却很少得到考察，而只是被设定为一套颇为固定、与己无关的框架。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特别适合某些人，他们借助自己的社会位置，处理一系列的个案，通常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权威。法官、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专家、教师和地方改革家往往会从“情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视野往往囿于既存的标准，而他们的专业工作又倾向于培养他们养成某种职业无能，使他们无法超越一系列的“个案”层面。他们的个人阅历，还有他们各自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太类似，太同质化，无法促成观念的竞争和意见的争执，担心会带来试图建构整体的结果。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文化滞后”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和进步主义的思想风格。这个观念意味着需要改变某种东西，以“适应”日益进步的技术状况。不管被视为“滞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存在于当下，但形成的原因却被视为存在于过去。评判就这样被装扮成了有关某种时序的陈述。文化滞后作为对失衡“进步”的评估性断言，对秉持自由主义和祈愿情怀的人非常有用。它告诉他们该“吁求”哪些变迁，又有哪些变迁“应该”发生却尚未发生。它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已经取得进步，又有哪些地方他们还做得不够好。当然，对于某种病态“滞后”的审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呈现出的历史伪装、被十分粗鲁地塞入“吁求”之类貌似客观的用语的小规划弄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