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一样，也是抓住研究过程中的某个关节不放，任其支配头脑。两者都是在社会科学的任务面前的退缩。要完成我们的任务，有关方法和理论的考虑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这两种风格下，这些考虑却成了障碍。相比于对于“概念”的盲目崇拜，方法论上的约束可谓不遑多让。
一
当然，我并不打算全盘概括抽象经验主义者所有的研究结果，而只是想揭示他们研究风格的总体特征及它的某些预设。公认的以这种风格进行的研究现在往往会陷入多少有些标准化的模式。新的学派在实际研究中，通常会对经过抽样程序选出的一系列个人进行多少属于固定套路的访谈，以作为其“数据”的基本来源。这些人的回答被逐一归类，并出于方便起见，被转制成霍勒里思代码卡片，然后研究者用这些卡片进行统计，由此寻求变量关系。这样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任何一个才智平平者也能学会程序的那种轻松，无疑就是其魅力的主要原因。依照规范，结果会表现为统计判断：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这些具体的结果属于定比判断；而在较为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多个问题的回答会被组合成往往很繁复的交叉分类，然后又以多种方式分解以形成等级量表。要摆弄这类数据有好几种复杂的方式，但我们在此无须操心，因为无论复杂程度如何，它们也依然是对于已显示的那种资料的摆弄。
除了广告和传媒研究，这种风格的研究的绝大部分主题或许就是“舆论”，虽说根本没想过重新阐述舆论和沟通的相关问题，视之为一块可明确理解的研究领域。这类研究的框架就是对于各种提问的简单分类：什么人在什么媒体上对什么人说了什么内容，有什么结果？对于核心术语的通行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我指的是牵涉的广度，即大数量人群的非私己、非个人化的情感与反应。公共意见的这一特征使我们有必要运用抽样调查。而我的所谓“意见”，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有关时事性、即时性、一般具政治性的议题的意见，还包括各种态度、感情、价值、信息乃至相关行动。要想以恰切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东西，不仅需要运用问卷和访谈，而且需要运用投射法和量表法。
这些断言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把有待研究的无论什么对象与建议用来研究它的一套方法混为一谈。可能的意思大体如下：我打算使用的“公共”这个词指的是任何具有相当规模的总体，因此可以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抽样；既然“意见”是由人所持有的，要了解这些你就必须和人交谈；但有时候他们不想或不能告诉你，那你就可能得试试“投射法和量表法”。
绝大多数舆论研究是在美国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里做出来的，当然，也只关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段。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既没有更准确地说明“公共意见”的意涵，也没有重新梳理该领域的重大问题。囿于为它们选出的历史范围和结构范围，它们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哪怕只是初步的探讨。
西方社会里的“公众”问题，是伴随着中世纪社会里传统的、习俗的共识发生转型而出现的。而在大众社会的观念里，它达到了今日的高潮。18、19世纪的所谓“公众”，现在正逐步转型为一个“大众”的社会。不仅如此，随着大多数人变成“大众人”，深陷相当无力的情境，公众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诸如此类的情状或许暗示着，在针对公众、公共意见和大众沟通的研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框架。这还要求我们充分陈述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民主”的社会。简言之，在这个领域，囿于目前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的格局和术语，是无法陈述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的。
如果不结合某种结构背景，就无法充分陈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的确在努力探讨的许多问题，如大众传媒的效果问题。如果你研究的人口/总体“浸淫于”这些传媒只有差不多一代人的光景，那么无论研究有多么精确，又怎么能指望去理解这些传媒的效果？更不要说理解它们组合起来对于大众社会的发展的意义了。企图将“较多”和“较少”受到这种或那种传媒影响的个体筛分开来，可能是广告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要发展一套有关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却构不成充分的基础。
在这个学派有关政治生活的研究中，“选举行为”已经成为首要的主题。之所以选择这个，我想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容易用作统计调查。所得结果直白单调，与研究方法的精致、实施过程的精心相映成趣。搞一项全面彻底的投票研究，却毫不提及“拉选票”的政党机器，甚或干脆不提任何政治制度，看着这样的研究，政治学家们想来一定很感兴趣。而这正是《人民的选择》的境遇，这部赢得适当声名的著名研究著作考察了俄亥俄州伊利县1940年的选情。我们从书中得知，富人、农村居民、新教徒更愿意投票给共和党，而相反类型的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诸如此类。但对于美国政治的动力机制，我们所得甚少。
合法化是政治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当这门学科处理意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时，合法化就更是核心问题。如果认真思量“意见”这个词，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没有意见的政治；如果认真思量“政治意义”这个短语，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多少没有具备任何心理深度上的政治意义的投票行为。基于这样的怀疑，有关“政治意见”的研究就显得愈发怪异。但是，针对诸如此类的“政治研究”，我们无法提出任何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上述评论也只是作为问题。这种政治研究应当是怎样的？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需要有某种心理反思的风格，而这些都没有赢得抽象经验主义者的适当重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也都接触不到这些。
过去20年左右的关键事件或许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它的历史后果和心理后果限定了过去10年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的框架。我们目前尚未拥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权威定论性研究，我觉得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还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战争形式，确定为左右我们时代的核心，这样的尝试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官方编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录，最详尽的研究或许要算是萨缪尔·斯托弗指导下对美军做的为期七年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证明，社会研究是有可能不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而具备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当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军士兵的有些战时表现，特别是要追问，怎么可能打了那么多胜仗的人却如此“士气低落”，那么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必定会感到失望。但要尝试解答这样的追问，会远远超出已获认可的那种风格的格局，而进入不足为据的“臆测”领域。
阿尔弗雷德·瓦格特的一卷本的《军国主义史》，以及s.l.a.马歇尔在其《浴血男儿》中为贴近战场男儿所使用的令人赞叹的报道技术，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实质价值。
根据新风格进行的分层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事实上，其他研究风格中可资利用的核心观念还没得到“转译”，“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那些相当笼统的“指标”通常也就够用了。“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与阶级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在统计上颇具挑战性的韦伯的“社会阶层”概念，这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在这种风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没有什么进展。不仅如此，选择比较小型的城市作为研究的“抽样区”的做法仍然强有力地存在，许多方面极其糟糕，罔顾显而易见的事实：你不能把这类研究聚合加总，然后得出有关国家范围内阶级、地位和权力的结构的充分认识。
伯纳德·贝雷尔森在探讨舆论研究领域的变化时，给出了一段特别的陈述，我觉得适用于抽象经验主义路线的绝大多数研究：
综上所述，这些差异呈现出舆论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定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和“群体化”，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为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运行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杰出的论家们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置身于宽广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角度，并撰写著述。而今天，技术专家团队针对特定主题实施研究方案并报告结果。20年前，舆论研究属于学术。而今天，它属于科学。
上文简短地勾勒了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的特征。我并不只是说，“这些人没有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实质问题”，或是“他们没有研究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说的是：他们研究了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但对于那些问题和回答的陈述都只是囿于任意武断的认识论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强加的限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用词不慎：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法论上的约束。凡此种种，意味着就结果而言，这些研究中堆砌着细节，却对形式关注不够。事实上，除了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别无其他形式了。而细节无论多么众多，也不会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
二
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风格，其特征并不在于什么实质性的命题或理论。它并不是基于什么有关社会或人的本质的新观念，也不是基于有关这些方面的什么具体事实。诚然，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一般都会选择研究某些类型的问题，也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研究，这都是可以辨识出来的特点。但这些研究肯定不是这种社会研究风格会享有如许赞赏的原因所在。
不过，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学派的实质结果的性质若如此，尚不足以构成据以评判的基础。作为一门学派，它是新的；作为一种方法，它的确有待时日检验；而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它现在还在逐步扩散到更全面的“问题领域”。
它最明显的特征，必然牵涉到它已经开始采用的行政管理机制，涉及它所征召和训练的学术工作者的类型。这套机制现在已经变得规模庞大，有许多迹象表明，它已愈益扩散，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学术管理人员和研究技术专家都是崭新的职业人士类型，他们现在与更寻常的教授、学者展开了竞争。
但是，上述种种发展趋势，对于未来大学的品格，对于自由人文传统，对于或许已经在美国学术生活中占据主流的那些心智品质尽管可能非常重要，却并不构成据以评判这种社会研究风格的充足基础。这些发展趋势的确有助于说明，抽象经验主义这种风格为何会魅力十足、声势日盛，其助益远超许多倡导该风格的人可能会承认的程度。就算没有别的作用，它们至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为半熟练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为这些人提供的职业生涯既享有老派学院生活的安定，却又不要求老派的个人成就。简言之，这种研究风格还伴生了一种行政大佬，对社会研究的未来及其可能的科层化都有重要影响。
不过，抽象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当中最有必要把握的一点，还是其践行者所持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奉行和应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正是这样的哲学，既支撑了其所实施的那类实质研究，也支撑了它的行政机制和人事机制。无论是实际研究在实质内容上的单薄贫乏，还是这些机制表面上的需要，都能在这种特定的科学哲学中找到学术上重要的正当化辩护。
把这一点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原本可能以为，既然一项事业如此高调地宣称要成为“科学”，哲学信条就不会在打造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也因为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通常似乎不会意识到，他们据以立足的是一种哲学。或许没有哪位熟悉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的人会介意否认，这些研究者中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着他们自己的科学地位，最受他们尊崇的职业上的自我形象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社会科学方面各式各样的哲学议题自有主张，而其中有一点始终如一：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至少“代表着自然科学的观点”。而在更加精深的讨论中，或者在某个坦然微笑、备受称道的自然科学家面前，自我形象更有可能被简化成单纯的“科学家”。
在研究实践当中，抽象经验主义者往往显得更关注科学哲学，而不是社会研究本身。简言之，他们已经做的无非是倡导一套科学哲学，只是他们现在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方法”。这样的研究模式基本上属于一种认识论建构；在社会科学里，其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我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束，指的是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都会受到“科学方法”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如果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对此有所努力，就会容易得多。而人人均应如此，也确实不无道理。迄今为止，这样的工作还少得可怜，并且也只是用于少数几种方法。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既然可能存在许多种方法，那么方法论也往往需要具备相当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会提供具体的程序供人们进行实际研究，虽说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些程序。而认识论比方法论的一般性程度还要高，因为做认识论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识”的理据和限制，简言之，就是“知识”的性质。当代认识论学者往往奉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物理学方法为圭臬。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对于这门科学的理解的角度出发，就有关知识的一般性问题做出问答。实际上，他们成了物理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看起来对这种哲学工作抱有兴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个乐子。有些自然科学家赞成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的当前的模型，而有些则持有异议，但我们怀疑，其实有很多从事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对此一片茫然。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状况，可以从严密的、数学化的理论中，推演出严密的、精准的实验问题。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认识论学者在自己建构的探究模式中设置了这样的相互作用。次序似乎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利卡普·库什已经公开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叫这个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概括。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科学家的操作步骤的关键特征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调用头脑，不受任何拘限。”威廉·s.贝克则指出：“发现的机制尚不清楚……我认为，创造的过程与一个人的情绪结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要谈概括实在是个糟糕的话题。”
三
方法方面的专家也往往会成为某一类社会哲学领域的专家。有关这些人的重要之处，就今日的社会学而言，并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其专业性的一项后果，就是推进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内部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推进时，还配合着方法论上的约束以及可能体现这种约束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设想，并不是依据“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或对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的某种观念而制订出的什么论题专业化方案。他们提出的专业化，单纯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管内容、问题或领域。这些并不是我的零碎印象，而很容易找到文档为证。
有关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风格，以及抽象经验主义者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迄今最直白的陈述出自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他也属于该学派较有资历的代言人。
拉扎斯菲尔德把“社会学”界定为一块专门领域，但不是基于什么独具的方法，而是出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专门性。由此观之，社会学家就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专家。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是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能。当世间人事中一块崭新的领域即将成为经验科学的调查对象，他也将成为社会科学家的先遣军中的探路者。迈出最初步伐的正是社会学家。一方是社会哲学家、个体观察者和评论家，另一方是经验调查者和分析者的有组织的团队工作，而社会学家就是架通两方的桥梁。……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区分出看待社会研究主题的三种主要方式：个体观察者践行的社会分析，组织完备的经验科学，以及一个过渡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关社会行为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学。……行文至此，似有必要插叙几句，谈谈从社会哲学到经验社会学的这种过渡期间正在发生些什么。”
请注意，这里“个体观察者”被奇怪地与“社会哲学家”并举。还要注意，这个陈述讲的不单单是某项学术规划，而且是一套行政计划：“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专门的名称、机构、预算、数据、职员等。其他领域在这方面尚未开发。”任何领域都可以被开发或“社会学化”。比如，“事实上，对于一门会关注人口总体的幸福的社会科学，我们甚至还无以名之。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样一种科学成为可能。相比于搜集有关收入、储蓄和价格的数据，搜集幸福等级得分并不更困难，甚至不会更费钱”。
所以，社会学作为一系列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在两方之间：一方是尚未成为“方法”的研究对象的任何话题领域，另一方则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什么叫“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不过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只有人口学和经济学够格：“没有人会再怀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科学的方式处理世间人事。百余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像经济学和人口学这样充分发展的科学，它们处理了人类行为的多个领域。”在这篇长达20页的文章里，我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陈述。
如果社会学被指派了负责将哲学转换成科学的任务，等于是假定或暗指“方法”的天赋才力如斯，并不需要对有待转换的领域具备什么传统学术知识。当然，掌握这类知识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这个陈述中暗示的多一些。或许有关政治科学的一句不经意评论能点明个中况味：“……希腊人有一门叫政治学的科学，德国人谈国家学说，英美人则说政治科学。直到现在，也没人做过出色的内容分析，让人能真的搞明白该领域的书都在说些什么……”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家组织有序的团队，另一边是缺乏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作为“方法论专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换成了前者。简言之，他是科学缔造者，学术与管理双肩挑，更准确地说，是“科学”与管理双肩挑。
“这场转变通常的标志是有关学人的工作中的四种转向”：
“首先，是从注重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向注重人的具体行为。”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在第六章看到，抽象经验主义并不是日常经验主义。“人的具体行为”可不是它的研究单位。这里我只点明，实践当中，牵涉到的选择往往会暴露出其明显偏向于所谓“心理主义”，不仅如此，还暴露出其始终在回避有关结构的问题，而偏好有关情境的问题。
拉扎斯菲尔德继续写道：“其次，不是趋向于单单研究世间人事的某一领域，而是将其关联到其他领域。”这一点我以为并不属实。你只需要比较一下马克思、斯宾塞或韦伯的著述与任何一位抽象经验主义者的成果，就能看出并非如此。话说回来，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就看“关联”的特定意义：它仅限于统计学角度。
“再次，是偏重于研究那些反复重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我们不妨认为这是试图指向结构性考虑，因为社会生活的“重现”或“规律”当然会附着于既定的结构。正因为这样，比如，你要想理解美国的政治选战，就需要理解政党的结构、政党在经济中的角色，等等。但这并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是想说，选举需要有许多人投入一桩相仿的事情，而选举本身则反复再现，故此，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对个体的投票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再研究。
“最后，越来越强调当代的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非历史性的强调源于认识论上的偏好：“……社会学家因此倾向于主要探讨同时代的事件，因为他较有可能获得自己所需的那种数据……”这样的认识论偏向，相较于以梳理实质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
在深入探讨这些观点之前，我必须完整引述有关社会学的这段陈述，据说它还有另外两项任务：
……社会学研究还要把科学步骤应用于新的领域。它们的设计宗旨就在于大致概括从社会哲学到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盛行的基调。……如果一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世间人事的新的领域，他必须自行搜集自己所需的所有数据。……社会学家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结合这样的情境发展出来的。当此之时，他成了为其他社会科学制造工具的人。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搜集自己所需数据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我不妨提醒你们注意其中几点。他必须经常去探问人们，他们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而被问的人往往不太容易都记得起来，或者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们，又或者搞不太清楚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如此便发展出重要而难以精通的访谈技艺。……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第三项职能，即作为解释者……有必要区分对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在解释的层面上，我们主要会提日常语言用“为什么”来涵盖的那些问题。人们现在生孩子为什么比以前少了？他们为什么想从乡下迁到城里？选举为什么会赢或会输？……
要找出诸如此类的说明，基本的技术就是统计性的。我们必须比较多子家庭与少子家庭，比较常不上班的工人与按时到班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他们的哪些方面呢？
社会学家似乎突然摆出一副真正无所不涉的姿态：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包括解释和理论，但我们在此被告知，“解释”和“理论”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那些解释都还不是科学性的，这里的意味也就明了了。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换成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解释”，其实属于统计调查中很有用的“解释变量”。不仅如此，请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紧接下来的一段中，倾向于将社会学的现实化减为心理变量：“我们必须假定，在人们的人格、经验和态度中存在某些东西，使他们会在由外观之一般无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的说明性的观点和观念……”
而所谓“社会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系统辑录，也就是系统地搜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变量：
我们确实称这些概念是社会学性质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我们指派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并分析这些概念，它们都有助于解释特定领域中发现的经验结果，如分析价格、犯罪、自杀或投票统计数据。有时候，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也用来指系统地呈现这类概念及其相互关联。
必须顺带提醒一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段陈述整体观之，究竟是属于有关社会学家实际已经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理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提议，建议社会学家应当成为助产士式的技术专家，成为万事万物的解释的监管人。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而如果是后者，当然，任何社会学家都有自由侧重自己考虑的实质问题的利益而拒绝这样的邀请。但它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诫，是陈述还是规划？
或许，它就是对于技术哲学的宣传，就是对于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乔装成有关科学的自然史的组成部分。
有关研究的整体风格和社会学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陈述就是：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这就牵扯出我马上要更系统地讨论的几个问题。
四
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目前流行两种辩护。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辩护，就意味着这种风格的结果的单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本身的内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资金缺少、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