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个极端，有些社会存在一套支配性制度，这些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并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来强加其价值。这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因为可以通过正式的纪律来有效调控人们；有时候，如果不接受制度性的纪律要求，人们将毫无谋生机会。
比如，一位训练有素的排字工受雇于一家立场保守的报纸，他可能只是为了谋生，保住饭碗而遵从雇主纪律的要求。但在他的内心，走出工作间后，他可能是个激进的鼓动家。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听任自己成为德皇旗下纪律严明的士兵，尽管他们的主观价值其实属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到行为并返诸符号的距离很长，并且也不是所有整合都建于符号之上。
强调这样的价值冲突，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协调的力量”。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点，但力求协调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基于所谓“人性”或“社会学原则”，或是在宏大理论的授权下，先验地确定在某个社会里何者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种社会的“纯粹类型”，拥有一套纪律完善的社会结构，其中受支配的人们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无法放弃他们预定的角色，却并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价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这就像一艘配备着苦力船工的轮船，桨橹的划动纪律分明，将桨手化减为机器上的齿轮，只在罕见情况下需要执鞭的船主挥舞暴力。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船往哪个方向去，尽管船头稍一偏转都会让船主暴怒不已，他是这船上唯一一个能够看到前方的人。不过，或许我已经开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在“共同价值系统”和强加的纪律这两种类型之间，还有五花八门的“社会整合”形式。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已经融合了纷繁多样的“价值取向”，它们的一体性包含着合法化与强制的形形色色的混合形态。当然，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任何制度性秩序都有可能是这种情形。父亲要对自己的家庭施加要求，可以威胁收回继承权，也可以运用政治秩序或许允许他使用的暴力。即使是在家庭这样的神圣小群体里，“共同价值”的一体性也绝不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任和憎恨倒可能恰恰是维系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同理，即使没有宏大理论家相信普遍存在的这种“规范性结构”，一个社会当然也可以获得相当充分的繁荣。
这里我并不想就秩序问题细致地阐发任何解决方案，而只想把问题提出来。这是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必然会遵照相当武断的定义要求，假定存在“规范性结构”。而根据帕森斯的想象，那正是“社会系统”的核心。
四
按照“权力”这个词在当代社会科学里的一般用法，有关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安排、有关构成所属时期历史的诸项事件，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它必然要处理的问题。超出人的决策范围的事件确实存在；社会安排也确有可能不经明确决策而发生变化。但只要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做决策时都牵涉到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关权力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不能假定，对人的统治归根到底必须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管理和操纵人对权力的赞同如今已跻身常见的权力手段。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的界限，虽说我们希望它确有界限。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当今许多权力的成功施行并没有受到遵从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约。
当然，如今我们无须争论就明白，归根结底，强制就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在归根结底的状况。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和操纵。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权力的性质时，必须始终分辨这三种类型。
我想我们必须牢记，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它在中世纪时显示的那么有权威。统治者要想行使权力，其正当化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了。至少对于当今许多重大决策来说，尤其是那些国际性决策，大众“说服”已不再“不可或缺”，事就这样成了。不仅如此，有权方明明可以用许多意识形态，却往往既不采纳也不使用。通常是在权力遭到有效揭露时，意识形态才会被祭出以为应对。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对立晚近并没有强大有效到足以引发对于新型统治意识形态的明显需要。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虽然脱离了通行的效忠关系，却还没有获得新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任何政治关怀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们只是漠然。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对于白痴的定义，即彻底私己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许多社会里的许多公民其实就是白痴。这种境况，准确地说，这种精神境况，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政治知识分子中许多现代不适的关键，也是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要让权力结构维持下去甚至日益壮大，并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条”和道德“信念”。可以肯定，就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言，西方社会今日有两桩关键的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无论做什么样的实质研究，持有上述权力观的人都会遇到许多问题。但帕森斯那些误入歧途的假设对我们也毫无帮助。他只是假设，每个社会都存在他所想象的那种“价值等级秩序”。不仅如此，这种假设的引申之意会系统性地妨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清晰梳理：
要接受他的图式，我们就需要从这幅图景中读出种种有关权力的事实，这事实其实是有关所有制度性结构，特别是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制度性结构的事实。可在这种奇怪的“一般性理论”里，诸如此类的支配结构却不见踪影。
在他提供的术语里，我们无法恰当地提出以下经验性问题：在任一给定情况下，制度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得到合法化。宏大理论家们提出的规范性秩序观念，以及他们处理这个观念的方式，都引导我们假定，几乎所有的权力都得到了合法化。事实上，在社会系统里，“各种角色期望之间的互补性一旦确立，其维持就不成问题……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机制来说明互补的互动取向如何维持”。
在这些术语里，有关冲突的观念无法得到有效的梳理。结构性的对抗、大规模的反叛乃至革命，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上，它假定“系统”一旦确立，就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本质上就是和谐的；用帕森斯的话来讲，混乱必然是被“引入系统”的。规范性秩序这个观念引导我们假定各种利益之间存在某种和谐，并将其视为一切社会的自然特性。在此体现出的这种观念和探讨自然秩序的那些18世纪哲人的观念颇为类似，都仿佛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点。
魔术般地清除了冲突，奇迹般地达成了和谐，就从这种“系统性”“一般性”的理论中去除了处理社会变迁和历史问题的可能性。我们的时代充斥着受恐吓的大众的“集体行为”，充斥着被挑动的暴民、群众和运动，但在宏大理论家依循规范创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当中，这些却都找不到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没有任何有关历史本身是如何发生的、它的机制和过程如何的系统性理念，可以用于宏大理论中，帕森斯因此认为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这种理论产生之日，也就是社会科学的千禧年降临之时。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有这一天了，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当然，这个断言本身相当含糊。
以宏大理论的术语来讨论任何实质问题，几乎都不能得到清晰的陈述。更糟糕的是：它的陈述不仅老是被海绵一般语义笼统的词语弄得含混不清，而且往往负载着立场评判。比如，用“普遍主义—后天获致”这一“价值模式”的术语来分析美国社会，却毫不提及成功在现代资本主义下所特有的那些变动不居的性质、意义与形式，或是资本主义本身结构的变迁；又比如，用“支配性价值系统”这个术语来分析美国的分层，却不考虑基于财产和收入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已知的生活机会的统计分布，很难想象比这些更加徒劳无益的努力了。
即使宏大理论家们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讨论问题，讨论所采取的词汇和角度也在宏大理论中找不到一席之地，并且往往与宏大理论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么说并不为过。阿尔文·古尔德纳尝言：“事实上，帕森斯如此费力地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分析变迁，不经意间诱导他列出了一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预设，让人困惑不已……这看着几乎像是保留了两套书，一套用来分析均衡，另一套用来探究变迁。”古尔德纳继续评论道，帕森斯在讨论战败后的德国这一个案时，建议彻底摧毁容克贵族，视之为“排他性阶级特权的案例”，并从“征召新人的阶级基础”的角度来分析公务员考试制度。简言之，整个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突然就进入了视野，并且是从颇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宏大理论所规划的那种规范性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的。这倒使人产生了希望：宏大理论家还没有彻底丧失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联。
五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谈秩序问题。用颇具霍布斯色彩的形式来表述的话，秩序似乎是帕森斯这本书里的主要问题。这方面可以简略带过，因为它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已得到重新界定，至于其中最有用的陈述，现在不妨称之为社会整合问题。当然，后者需要给出可操作的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观念。我认为，与宏大理论家不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给出类似如下的回答：
首先，是什么将一套社会结构维系一体，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统合程度和统合类型千差万别。事实上，可以从不同整合模式的角度有效地领会社会结构的不同类型。一旦从宏大理论的层次下降到历史实在，我们马上就会认识到，宏大理论的那些大一统的概念无关痛痒。我们没法靠这些概念来思考人的多样性，思考1936年的纳粹德国、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1836年的美国、1866年的日本、1950年的英国、戴克里先治下的罗马。我提及这样的多样性，无非就是想表明，无论这些社会可能有怎样的共性，都必须通过经验考察来揭示。如果超出空洞无比的形式范畴来对社会结构的历史跨度做出任何预测，就是把自己高谈阔论的能力错当成社会调研工作的全部意味。
人们可以从政治、亲属、军事、经济、宗教之类的制度性秩序的角度，有效地领会社会结构的不同类型。可以以特定的方式界定这些制度性秩序，以便能够在给定的历史社会中辨识出它们的轮廓，然后再问各个制度性秩序是如何彼此关联的，简言之，即它们如何组合成一套社会结构的。为方便起见，可以把这些答案弄成一组“操作模型”，用来让我们在考察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它们是靠哪些纽带“维系一体”的。
要想象这样一种“模型”，不妨从每一个制度性秩序中提炼出类似的结构性原则。以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为例，在那个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里，每一个制度性秩序都被设想为是自主的，而其自由又需要其他秩序的协调。在经济领域中，通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在宗教领域中，多种多样的教派和教会在救赎市场上公开竞争；在婚姻市场上，设立了多种亲属制度，个人也在这个市场上相互选择。在地位领域，占据上风的人不是靠门第显赫，而是靠自力更生。在政治秩序里，存在的是争取个人投票的政党竞争；甚至在军事领域里，招募国民自卫队时也有相当的自由，大体可言全民皆兵，这种意涵其实非常重要。所谓整合的原则，亦即这个社会的基本合法化渠道，就是在每一个制度性秩序中，占据主流的都是彼此竞争的独立的人的自由进取精神。正是透过这种契合的事实，我们可以理解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社会是如何统合一体的。
但这种“契合”只是一种类型，只是对于“秩序问题”的答案之一。统合还有其他的类型。比如，纳粹德国就是通过“协调”整合起来的。这种整合的一般模型可以阐述如下：在经济秩序中，各项制度高度集中化，少数几个大集团差不多控制了所有的经济运行；而在政治秩序中，分裂程度更大一些，许多政党相互竞争以影响国家，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足够的力量以控制经济集中化的结果，后者的结果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与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萧条。在经济萧条中，纳粹运动成功利用了大众尤其是中下阶层里面弥漫的绝望情绪，使政治秩序、军事秩序和经济秩序形成密切的契合。一个政党垄断并重塑了政治秩序，废除或合并了可能拥有竞争权力的其他所有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纳粹党找到它与经济秩序中的垄断集团之间、与军事秩序中某些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上的一致点。在这些主要秩序里，首先存在着相互契合的权力集中；其次，每个秩序都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一致，彼此合作。兴登堡总统的军队对捍卫魏玛共和国不感兴趣，也无意于镇压一个深得民心的主战党派的行进纵队。大工商集团乐于资助纳粹党，后者承诺颇多，特别是承诺要粉碎劳工运动。这三类精英结成往往不太和谐的联盟，以维持它们在各自秩序中的权力，并与社会其他秩序相协调。作为对手的政治党派要么惨遭镇压或被宣布为非法，要么自动解散。至于亲属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和所有秩序内部及之间的一切组织一样，都受到侵蚀和协调干预，至少是被中立化了。
这三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秩序中的高层角色，以极权主义式的政党国家为手段，协调自己的和其他的制度性秩序。这样的国家成了笼罩一切的“框架组织”，将目标强加给所有制度性秩序，而不只是确保“法治政府”。政党自我扩张，借助各种“辅助组织”和“附属组织”四下蔓延。它要么无限分裂，要么肆意侵蚀，总之会逐渐控制所有类型的组织，就连家庭也不能幸免。
所有制度的符号领域都受到政党控制。宗教秩序稍有例外，其他领域中则不允许存在任何对于合法自主性的对抗诉求。政党还垄断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正式交流渠道。所有符号都被重塑，以筑造协调一致的社会的基本合法化。在一套相当程度上由结党营私的网络维系起来的社会结构里，严格等级制下具备魔魅的绝对领导原则得到广泛宣扬。
不过，至此肯定足以表明我认为显而易见的一点结论：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宏大理论”，没有任何普遍图式可供我们作为出发点，以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对于老旧的社会秩序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的答案。要想有效地探讨此类问题，就得依循多种操作模型，就像我刚才勾勒的那些一样。在使用这些模型时，也要立足经验，密切结合古往今来广泛多样的社会结构。
还可以把这类“整合模式”设想为有关历史变迁的操作模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如果我们观察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社会，再看看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立刻就会看出，19世纪结构的“维系”方式迥异于当前的整合模式。我们会问：它的各个制度性秩序是怎样变迁的？这些制度性秩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迁的？这些结构性变迁的节奏即速率变化如何？在每种情况下，这些变迁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分别是什么？当然，找寻充足的原因，通常要求除了历史的研究，至少还需要有些比较的研究。我们可以用总括的方式，概括这类社会变迁分析，并就此更经济地梳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点明变迁导致了“整合模式”的转换。比如，最近100年的美国历史展现出，美国从大体上通过契合整合起来的社会结构，转换成了更多通过协调达成整合的社会结构。
历史理论的总体问题脱不开社会结构理论的总体问题。社会科学家在从事实际研究时，若以统合的方式理解这两个方面，则并不会遇到什么理论上的重大困难，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一本《巨兽》的价值抵得上20部《社会系统》。
当然，我摆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要对秩序和变迁问题，也就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的问题给出什么定论。我只是想勾勒这类问题的大致轮廓，点出一些已有的相关研究。或许这些观点也可以用来进一步明确社会科学的承诺的某一特性。当然，我在这里提出这些观点，是为了点明宏大理论家处理社会科学的这一重大问题时是多么不够完善。在《社会系统》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实触及社会科学实际研究，是因为他满脑子想着自己已经构建出的社会秩序模型属于某种普遍模型，因为事实上他已经对自己的“概念”盲目崇拜了。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它并不用来更精确或更充分地阐述任何具备可辨识的重要意义的新问题。发展这样的理论，也不是有什么需要要暂时高飞，以便更清晰地察看社会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以解决某个可以从历史现实的角度陈述的问题，而人和制度在这样的历史实在中，自有其具体的存在。它提出的问题，它推进的过程，它给出的解答，都是宏大理论式的。
回撤到对于观念的系统性研究，应当只是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形式环节。有必要提醒大家记住，在德国，这类形式研究的成果很快转向了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性的运用。那种运用笼罩在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之下，是德国古典传统的巅峰体现。在相当程度上，促成这类研究的正是一大堆特别的社会学研究，它们有关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与历史阐释有着密切关联。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可谓至关重要。马克斯·韦伯就像其他众多社会学家一样，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对话中推进了自己的许多研究。但我们始终得承认，美国学者是健忘的。在宏大理论中，我们现在碰到了另一场形式主义的回撤。同样，这本来也只该是一次暂歇，却似乎已经成了永恒。就像西班牙的那句谚语说的那样：“许多人洗起牌来好花哨，玩起牌来太糟糕。”
talcottparsons,thesocialsystem,glencoe,illinois,thefreepress,1951，pp.12，36-37.
参见附论第五节。
原文如此。传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曾申请将晦涩难懂的“帕森斯语”作为学业要求的两种外语之一，又传闻担任英文教授的帕森斯父亲曾经拒绝接受儿子在著作中对自己的致敬，以表达对其文字的不满。——译注
parsons,op.cit.，pp.38-39.
出自叶芝名篇《第二次圣临》。——译注
应当把精确契合看作罕例，就像著名的无摩擦机器。虽然在经验中找不到一个社会系统，其中的动机与充分协调的文化模式能达到完全整合，但在理论上，这种整合一体的社会系统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parsons,，pp.41-42.
此即作者所著thepowerelit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6；中译本见［美］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许荣、王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注
我们也结合其使用者来考察它，也就是它的语用面向，不过在此我们无须细究。这就是三个“意义维度”，查尔斯·m.莫里斯在其颇有教益的文章《符号理论基础》中做出了清晰的系统梳理。参见charlesm.morris,“foundationsofthetheoryofsigns”,in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unitedscience，vol.i，no.2,chicago,illinoi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38.
parsons,，p.552.
参见其出色的论文“someremarkson‘thesocialsystem’”，the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vol.vii，2june1956.
h.h.gerthandc.wright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pp.274-277.本节以及下文第五小节会多加借引。
参见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p.42ff.
以美国商人为例，他们致力于倡扬那些价值，细致的经验阐述参见sutton,harris,kaysenandtobin,theamericanbusinesscreed,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
gerthandmills,，p.300.
parsons,，p.205.
parsons,，p.262.
参见carlbecker,theheavenlycity;lewisa.coser,conflict,glencoe,illinois,thefreepress，1956.
parsons，转引自alvinw.gouldner,“someobservationsonsystematictheory，1945-55”，insociology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aris,unesco，1956，p.40.
参见lockwood,，p.138.
参见gouldner,，p.41.
纳粹德国于1936年派兵进驻莱茵区，与意大利签订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协约，并与日本订立反共公约。斯巴达于公元前7世纪开始实行新法，加强国家军事化，以防奴隶起义。男孩自七岁起接受军事训练，至十八岁入伍，统一过军营集体生活。1836年，得克萨斯区域的美国殖民者击败当地原有的墨西哥统治者，建立得克萨斯共和国，并投票决定并入美国，但为当时的杰克逊政府所拒绝。1866年，日本长门、萨摩二藩结盟，德川幕府攻长门，互有胜负。德川家茂去世，天皇诏罢攻长门之师。同年派福泽谕吉使美，德川昭武出使法国。1950年，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同年宣布参加舒曼计划谈判。戴克里先治下的罗马，即公元284年至305年，其时罗马从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中重建了有效率的帝国政府，改组了帝国财政、行政和军事机器，为拜占庭帝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戴克里先也是最后一位镇压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译注
franzneumann,behemoth,newyork,oxford，1942.此书无愧典范，若要对某个历史社会做结构分析，理当效仿。有关上述阐述，参见gerthandmills,，pp.363ff.
显然，从帕森斯的文本中可能挖掘出的那种社会观，有着相当直接的意识形态用途。从传统上说，这类观点当然与保守主义的思维风格分不开。宏大理论家并不经常陷入政治竞技场，当然，他们也不经常把自己的问题置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情境之中。但这肯定不能使其作品免除意识形态意涵。我并不打算从这个角度分析帕森斯，因为一旦充分转译，《社会系统》的政治意涵是如此直露，我觉得便毫无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揭示。宏大理论眼下并没有直接扮演任何科层角色，我也已经强调，它缺乏可理解性，也就限制了它原本可能赢得的公众偏爱。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笔财富：它的含混不清本身的确赋予其巨大的意识形态潜力。宏大理论的意识形态意涵往往会给予稳定的支配形式的合法化以强大支持。不过，只有当保守派群体非常需要精致的合法化时，宏大理论才有机会在政治上具备相关性。本章开头我就问道：像《社会系统》中体现出的这种宏大理论，是纯粹的陈词冗调还是亦有其深刻意涵？对此我的回答是：它只有50%的陈词冗调；40%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式社会学；剩下的10%，就像帕森斯或许会说的那样，我希望留待您自己去进行经验调查。而我自己的调查表明，剩下的10%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是非常模糊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