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谁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何伟：我最重要的读者是道格·杭特（doughunt），他是密苏里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我大学期间就与他相识，因为他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作家，一直对我非常照顾。他是《江城》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所有书籍以及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需要很多编辑工作。我已经独立写作太多年，所以我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会有点找不到方向，是道格帮我挽救了一些文章。
当然，我也会把文章发给leslie。有时候也发给迈克尔·迈耶（michaelmeyer）和张彦（ianjohnson）。
正午：在稿件发表前，你会发给采访对象看吗？
何伟：我基本上不会在发表前把稿子拿给受访对象看。我会核对事实，但不会让他们看到文章。这实际上是《纽约客》的一项规定。因为你无法预料到一名受访对象会对文章作何反应。但也有几次例外——比如，我给艾米丽看了那篇关于深圳的文章。不过通常来说，我不会让他们提前看，这不是合著作品，我是作者。这一点让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关键——他们必须信任我。我在写作时，也时时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他们的信任。
正午：就写作而言，你曾说《寻路中国》是最成熟的一本书。你具体指的是哪方面？
何伟：我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笔调，意象，行文节奏——《寻路中国》都是最好的一本。我也说过，就结构和素材而言，《甲骨文》是最丰富的一本。写《寻路中国》时，我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我考虑了一下自己曾写过的不同文体——旅行文学，更多个人体验式的叙述，以及以大量采访为主的报道类文章。我希望写一本同时含有这三种风格的书。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写出三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书。我不想让它们有雷同的结构或者腔调。
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寻路中国》的中段，也就是三岔村的章节，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虽然浙江那部分内容有很翔实的调研和观察，但是我在三岔村投入的个人感受，无法复制到别处。我觉得自己与三岔村和魏子淇一家人在情感上有深切的关联。而且我住在那里时，有一些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魏佳的病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吃力也最紧张的事。我很担心他会死去。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魏子淇身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给孩子争取更好的医疗。2007年离开中国前，我回到三岔去跟他们告别。我与魏家人一起吃了顿告别饭，魏子淇和我一路哭了三个小时。晚餐刚摆好我们就开始哭，根本停不下来。这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
正午：《纽约客》的lillianross写过十几条给记者的建议。其中一条说，不要去写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和你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如何？
何伟：听上去是很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实情况是，你通常无法提前知道。不过总体说来，我写过的人物都是我钦佩的人，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些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当然还有艾米丽和威利（willy）。石彬伦（david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亚尔（rajeevgoyal）也常常和我联系，我很敬重他们。我也和纽克拉（nucla）的唐·柯尔克特（doncolcord）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希望能联系上丽水那些被我写过的人，但新移民经常更换号码，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
当你完成一篇报道后，和你写过的人物多联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得看看报道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我想那有助于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责任感。我愿意去写那些人的原因是他们有趣，让人产生好感，而不仅仅只是你书中的一个好角色。所以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一旦书或者报道付印，我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正午：人们总说你写的是普通人，但其实细看那些人物，每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他们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普通。即使魏子淇，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超乎寻常地聪明，并且专注于提升自己。作为一名作家，你总是会被那些更具魅力的人吸引。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描述他们的世界时，你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还没那么出名的人。人一旦有了名气，就会有意识地注意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你就很难接触到更真实的东西。他们懂得如何应对媒体，通常也就不会与你敞开心扉。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或许这与我个人成年后的经历有关。从密苏里到普林斯顿是一段动荡的时光，后来到牛津又到中国更是如此。我学会了让自己习惯处在一个异乡人的视角，并且我想这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观察四周。这还意味着我与这些异乡人有着深刻的共鸣。我能感觉到自己与深圳的艾米丽，华盛顿的拉吉夫或者长城上的石彬伦间的情感关联。我知道，离开舒适的环境而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需要很大勇气，这也是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我钦佩所有那些我遇见的背井离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
正午：书出版后，你会亲自去推销它吗？
何伟：我并不认为推销有那么重要。推销的重点总是集中在出版初期——也就是上市后的第一年。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一本书经过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获得的评价，而你是不可能推销那么久的。所以你只需要尽全力写出一本好书，然后随它去，希望能有读者产生共鸣。
《江城》出版时我几乎没做任何宣传。没有精装本的巡回签售，出版商也没打广告什么的。我也没接到文学研讨会一类的邀请。但我觉得那样挺好。我没把时间花在推销上，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甲骨文》。到了《甲骨文》出版时，我的重心已经放在《寻路中国》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