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印度嫁妆制度，作为一种风俗，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原来这种风俗是象征性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点首饰，日常用品什么的。一百多年前，嫁妆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财物，第二是，贫穷的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先把我女儿娶走，嫁妆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嫁妆，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杀，这个经常有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是跟殖民主义有直接联系的。英国殖民之后，极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经济生活体系。印度受过高等教育、能讲英文的男子可以进入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和政府，收入与地位和当地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因为它代表了外来的高于本地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女方家长，通过嫁妆制度，把女儿嫁给有特权的男子。所以现代嫁妆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群特权男性。传统的地主等特权阶层就要通过嫁妆，把女儿嫁给新的特权男子，和新的特权阶层发生联系。当时嫁妆的变化，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学过英国法律的大学生，嫁妆最高。这是和婚姻的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
温州的情况，也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变化。一个是婚姻的货币化，这个可能全国都一样；再一个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岁，父母就把女儿登记在婚姻介绍所，开始寻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爱形成结果，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项目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过很多人去找人，然后要谈判。
这个一方面你可以说非常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切东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随便来，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是非常可怕的，完全把生活、生命都理性化操作了，当然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我原来对温州这个情况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看到了印度这个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异文化的观察，促进了对本土化的反思。
正午：但是婚姻的变化，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回到传统，比如父母对经济的考量，很多人认为传统社会就有。你怎么认为？
项飚：你问的很有意思，我不是专家，对婚姻制度的情况不太熟悉。我认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和传统的婚姻，至少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原来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个婚姻的功能是持续家族的延续，中心不是个体，是整个家族。所以父母之间的谈判，也会谈田产啊，生辰八字，但往往会首先考虑家族关系。现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条件，不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中心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个体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个体幸福必须建立在对物资的占有上，婚姻必须促进财富积累，不能下嫁，否则就白白损失了。
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正午：在你看过印度的例子之后，对家乡经验的反思，还有什么例子吗？
项飚：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自己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这个跟自下而上地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基础是高度等级化的体制，是抽取底层的价值，服务少数；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动员、全面建设。在这方面，印度的大面积动员就很难。他们有另外一面，低种姓在的党派政治上势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员都是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给很多福利上的承诺，变成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公共生活上的动员。
但是现在个体主体性，完全被市场神话、市场逻辑俘虏了。怎么样把这种个体主体性和另外的社会想象结合起来，是新的问题。因为你的个体主体性，总是要和一种对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那个想象，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午：有海外经验，对国内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国内的人不太一样。
项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国之后反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化，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只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统，就容易把中国简单化，比方说对中国革命传统，就认识不到它内在的丰富性。
正午：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说，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并没有断了和故乡的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共事务还是有人在投入，尽管地已经包给外地人去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农村掏空了，农村在凋敝。
项飚：这个我必须得说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后期，现在肯定有很大变化。我后来跟踪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农村的凋敝，的确是一个大趋势。当时浙江村的情况，我想是过渡时期，因为在北京的情况还是很不明了，还是要被赶。现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很多人买了房子，有钱的人融入城市社会，跟农村基本上是断了联系。
四
正午：在《印度猎身》（以下简称《猎身》）之后，你就是在做东北移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