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