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系有吴明益，也有几位创作与研究兼顾的老师，除此之外，每个学期都会邀请校外作家驻校。曾经被邀请的作家有黄春明、骆以军、施叔青等，但是我在华文系上的第一门创作课，就令我大失所望。
这门“小说创作”，老师是一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l。查资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报纸工作。l老师声音沙哑豪迈，开篇即称，自己教授小说创作多年：“老师对这门课还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称要在课上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她已想了很久。但是这门课一半时间都与写作无关，而是由各位同学报告台湾作家，这内容似乎应该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l老师的教课状态，因为这门课是在晚上，l老师已经十分困倦。常常课时才到一半，课程已经进行完了。接下来讲什么呢？l老师不知在问自己还是我们，一边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有时同学正在作报告，老师已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临近期末，l老师所谓的实验终于开始了，原来是在课上模拟一次文学奖，她收集了十来篇小说，由在场的同学打分，评选出首奖、优胜奖，等等。评奖结束后，她指着一篇获得优胜奖的作品，嘎嘎笑着：“你们怎么知道这是老师的作品？”原来这是她十多年、也许二三十年前的旧作。
第二学年，驻校作家是剧作家、诗人鸿鸿，他开了一门“舞台剧写作”。鸿鸿是一个微秃、素食、总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师，我更相信鸿鸿已经教了多年写作课，他有一套熟练的计划，游刃有余。他要求每位同学各自采访一个人，这个人距离自己的生活越远越好。
同学们分别采访了餐厅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饰店老板、地方报纸的记者、军人、灾区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温暖的老板。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写一幕短剧，发展自己的人物。等到这些人物发展出性格，腔调，鸿鸿就要我们练习更复杂的形式，哑剧，历史剧，等等，直到期末写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鸿鸿说，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他要我们观察人物，写出尽可能真实的人物。他指着我的第一份作业，讥笑说，这是真实生活中人们会讲的话吗？不是，这是偶像剧。
在课堂上，同学们围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个人的剧本。念完之后，由作者解释，老师和同学们评点。除了对我的第一份作业，鸿鸿很少批评，他总是心情很好地，微笑着鼓励同学们互相讨论，使课程往前发展。课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无动于衷。这门课十分快乐，每个人都得到鼓励。无论作者是否想要搞笑，总能营造奇异的喜剧效果，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这堂课上，最活跃的一位同学来自马来西亚，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脣证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学们叫他“土地公”。“土地公”个性好动，喜欢用动作、言语引人发笑，大家都喜欢请他读戏，这样，一幕无聊的戏也能好笑起来。
然而爱搞笑的“土地公”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父亲非常严厉，因为他气质阴柔，常常被父亲责骂、被弟弟欺负，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欢男生的真相。在东华大学华文系，他发现课堂上可以如此开放地讨论各种问题。于是他很快出柜了，并且决意留在台湾。
“土地公”的出柜，同学们都开怀接受，有人笑说难怪他这么喜欢紫色，喜欢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计算机。出柜还招来一个意外的结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满脸嫌恶害怕地四处逃窜，以此取乐。
在舞台剧写作的课堂上，“土地公”采访的人物是同志三温暖的老板阿正。在逐渐发展人物的过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亲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令他畏惧而又愤怒。同时马来西亚的宗教氛围、社会环境，都让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来台湾读书，发誓不再依赖父亲，每门功课都必须拿到优，才能拿到奖学金，而打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压抑、恐惧、对男性的情欲，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三
骑摩托车经过大片草坪，出校门进入志学街，再拐入一个小巷子，看到田野里有一栋房子。这是一家咖啡馆，叫9803。我约了吴明益老师在这里见面。
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我们也曾有过清晰的文学路径，那是社会主义时期，作协、文联、文学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新人。这是极少的可以借文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学青年，多半成了记者、编辑、广告写手。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我听到身边很多人在说：我要写小说。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大都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生活纷扰浮躁，若要离开这一切，进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气。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说，文学好像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十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80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发行量都高达百万。这两份报纸的文学奖因此影响力巨大。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2001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