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饼”的新专辑《中国来信》中有一首《献给陈怀民的歌》：“真正的抗战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记。在你的墓碑面前我们在把你纪念……我们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驾着战机，我们会一直战斗，永远不言放弃。”国民党飞行员陈怀民当年战死于武汉空战，他是“生命之饼”吉他手煦别的舅爷。吴维又说，武汉现在还没有陈怀民的雕像和纪念馆。
到了饭点，吴维站起来告辞。他吃过饭，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于鲁磨路上，旁边全是饭馆。香辣虾馆子的生意很不错，面目朴实的老板看到吴维进来，特地过来敬一支烟。吴维说，这个老板是蹲过大狱出来的。如今，当年跟吴维一起混大街的朋友们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两方都有人拉他入伙，他哪方都不想参与。晚饭时吴维没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过饭，经过vox的大门，拐入胡同，就是吴维上班的“wuhanprison”酒吧。这个酒吧六年来换了三个老板，吴维一直是经理，淡季每月工资两千多，旺季四五千。这是吴维唯一的固定收入。
吴维在酒吧里除了和客人们聊天，喝啤酒，还有就是放音乐。今天他放的是johnnycash。他说他在家里听巴赫。去年他又一次离了婚，“不结了”，他说。当年吴维带去广州的表弟丑丑当了上门女婿，孩子六岁，早就不碰贝司了。没事儿的时候，吴维在家写剧本，希望能赚点钱给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年，一个英国女人在“wuhanprison”找到了吴维。她递上名片，自称来自bbc，说：“两个月后，我们将来拍摄纪录片，需要采访你们一下，还要拍你们的表演。”吴维说“可以，没问题”。答应完了有点迷糊，吴维问她：“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英国女人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comeon，wearebbc。’我心想：这好像是个回答，也不是个回答，只好说：‘好吧好吧，那到时见。’”
几个月后，bbc的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发布了纪录片howchinafooledtheworldagain，片长五十多分钟，采访了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和企业高管，请他们谈武汉的经济发展。“……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在bbc的网站上，罗伯特·派斯顿这样写道，“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30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接近尾声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面临一个灾难性崩溃的严重危险”。吴维说：“整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反面的东西。”他记得他的观点大概包括“武汉发展得很快，但普通大众没什么收益”，“赚钱的还是权威阶层，包括这些跟政府有联系、生意的大公司，对普通大众没什么意义”，“gdp根本不代表什么”……不少人看了这部片子跑到酒吧来找吴维聊，但吴维自己还没看过，“我看不到，要翻墙才行”。
“wuhanprison”酒吧对面，鲁磨路的另一边，即将完工的大型社区立着广告牌，上书五个大字：“青年乌托邦”。
五
“朋克之春”演出现场藏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隐秘的工地里。想找到它，你得穿过一片工地和一群带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得找到那架正确的货梯。一旦到了现场，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这儿了！”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兴奋地对另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说。
朋克与朋克其实大不相同。看发型、穿着、甚至鞋带的穿法，一个明眼人可以马上判断出oldschool、newschool、oi、skinhead、ska……关于这些，“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是专家。
“啥人还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侬老（很）朋克额（的）呶，侬老（很）幽默额（的）呶……”“顶楼马戏团”曾用上海话这样挤眉弄眼地调侃过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属于任何一种朋克——牛仔裤，运动鞋，双肩背包，配上光头和敦厚身材，他更像个it男。“实际上梅二是个狂热的朋克爱好者。”张晓舟说。
梅二经营的“敌台”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chaos。这个只有几百个关注者的微信公众号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与朋克文化有关的知识，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网络上搜索翻译并编辑的。“敌台”的更新频率原本是每天，后来降低到每周，现在则是不定期。梅二有点气馁。真心愿意关心研究这些的人太少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来看一场朋克演出跟去迪厅或健身房没什么区别”。
演出已经开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吴维还没有到，昨天他刚和北京的朋友们喝了场大酒。几个月前，“生命之饼”发布了新专辑《中国来信》，这是他们签约兵马司后的第三张专辑——这是一家允许吴维不删改歌词的唱片公司。作为今天的压轴乐队，他们将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am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school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forthelife，screamfortheright，screamforthetruthandfaith，weneverstopwhatwearefightingfor，weneverstop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