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加诺芬
由于人的被造，开端的原则才进入了世界……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below，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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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是论开端的杰出理论家。她所有的书都是讲述不可预料的故事(无论是关于极权主义的奇特恐怖，还是革命的崭新开端)，对人类开创新事物的能力的反思充斥在她的思考中。1958年，她的《人的境况》一书的出版，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东西，四十年后，这本书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它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成功的模仿者，它的风格和手法始终是高度个人化的。虽然阿伦特从未试图招揽门徒和建立一个思想流派，她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为她的读者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新方式。她照亮被忽视的经验角落的常用方式是作出新的区分，这些区分大多是三元的，对于她的理智想象力来说，传统的两分法似乎太狭隘了。《人的境况》充满了这样的区分：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权力、暴力和体力的区分；地球和世界的区分；财产和财富的区分，大多数区分常常是通过词源学的探索确立的，不过这些区分更倾向于以富有争议的方式挑战当代的自明之理。因为(就本书最出人意料的特色而言)她在古代希腊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确，她假定了我们可以从生活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人的经验中得到重要的教训，这个平静的假定本身是对现代进步信仰的挑战。对古希腊的持续引证让《人的境况》的许多读者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发现难以理解这本书真正要做的是什幺。展现在这里的是一本漫长而复杂的书，它不遵从任何既定的模式，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但是缺乏一种清晰的论证结构，因此，导言中要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什幺是阿伦特真正要做的？
本书的难点和魅力都归因于她一下子做了太多的事情。很多思想线索交缠在一起，不仅仅是初次阅读难以抓住，就是反复阅读也让人惊奇。但是有一件事显然是她没有做的，就是像传统理解的那样写一种政治哲学，即提供以哲学论证支持的政治处方。习惯于那种风格的读者，通常都靠着强调阿伦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解释，试图在《人的境况》中找到类似的东西。由于这本书带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也易于让人们相信，她打算提出一种政治行动的乌托邦，一个新雅典。这种漫画式的作法并非毫无根据，阿伦特的确倾向参与式民主(#a1."sup[1]/sup。的确，本书最鲜明的组织原则在于它对三种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这三种活动形式对于人之境况是根本性的：劳动，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命；工作，相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动，相应于我们作为不同个体的复数性。阿伦特认为，在哲学和宗教占优势地位所塑造的理智传统中，这些活动之间的区分(和隐含在区分当中的活动等级)一直都被忽略了。然而，这本书包含的东西远远多于现象学分析，甚至远远多于阿伦特就传统政治哲学对人类活动的错误再现所做的批判。因为所有这些考虑都产生于她对当代事件的回应。当她在序言中说，她要做的“只不过是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时，也表明了她所做的不仅仅是对人类活动的一般分析，而且是“从我们最崭新的经验和最切近的恐惧出发，重新考虑人的境况”。那幺，是什幺经验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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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开头就是她对那些揭示了人类开端启新能力的一个事件的反思：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阿伦特将其描述为一个“在重要性上无可比拟，甚至比原子裂变还重要的事件”。如同在她写作本书期间发生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一样，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促使她重新组织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支持了她已经作出的观察。由于注意到人类力量这一惊人展示在各方面引起的欢呼，不是某种骄傲和敬畏的体现，而是人类终于可以逃离地球的一个信号，她评论说这种“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通过逃离地球进入太空，以及通过核技术事业的发展，人类正成功地挑战自然的界限，而现代科学由于未能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就对政治提出了更难以回答的问题。
阿伦特的前言从这个事件接着转向了“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事件”：自动化的出现。奇怪的是，这两个事件乍看之下没什幺关联，自动化虽然把我们从艰苦劳动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却在一个所有职业都被看作谋生手段的“劳动者社会”引起了失业。在本书对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当中，这两个表面上无关的主题逐渐展开为辩证对比的关系。一方面，太空时代的来临表明人类确实可以超越自然。作为现代科学“脱离地球”的结果，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挑战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惊恐地打开了未来之门。另一方面，在阿伦特描绘为“脱离世界”的发展当中，甚至被更高效的生产和消费所独霸的现代自动化社会，促使我们仅仅像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
没有意识到他自身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掌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着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
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因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考察了大量关于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前史，但对于斯大林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极权统治，却没有考察它背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她的新的工作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何种特征促成了这场灾难。结果，她钩耙出的东西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她论马克思主义的着作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但其中许多思想线索都在《人的境况》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制作(making)某物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把人类当成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着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但是这一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她从对马克思的反思中获得的唯一重大主题。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眼里，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中，这个集体生命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在阿伦特关于人类活动的现象学中交织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是她对一种“劳动社会”的兴起的解释。
“社会”(thesocial)这个主题始终是本书最令人困惑、最具争议的方面之一。许多读者攻击阿伦特贬低了社会问题，并且认为她在批评现代社会顺从主义的物质主义时，倾向一种英雄式行动的生活。但是这样的阅读忽视了本书的复杂性，因为本书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关于行动的危险，即行动发起的新过程常常超出行动者的控制，产生现代社会的过程也包括在内。她对人类条件分析的中心要义是，一个建立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抵御了自然过程的侵蚀，为我们终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人类世界的共同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现代化一直是对人类世界的主要威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摧毁了所有稳固的东西，让一切东西都卷入了运动中。不同于马克思把这个变化看作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阿伦特把它回溯到偶然的人类行动所造成的非人所愿的后果，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中发生的对教会财产和农民财产的大规模剥夺。因为财产(在代代相传的土地权的意义上)一度是文明世界的主要根基，它让它的所有者致力于保持世界的稳定性。由16世纪的剥夺所引发的巨大变化是双重的，一方面，本来在世界中有稳固之所的农民变成了临时工，要完全投入到满足他们肉体需要的生存斗争中去。另一方面，稳固财产转变成了流动财富——资本，带着马克思做过出色描述的动态效应。人类发现他们不再居于一个稳固的、为了持存而建的事物世界中，而是被吸收到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到阿伦特反思自动化的含义的时候，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已经超出了满足自然需要的范围；的确，自动化所涉及的活动、方法和消费品是高度人为的，但是她指出这种现代的人为性完全不同于从前文明定居于其中的、稳固的人造世界。物品、家具乃至房屋本身都变成了消费项目，直到自动化生产过程带上了一种人类也不得不适应的准自然节奏。她说，“仿佛我们用力打开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免受自然——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侵蚀的边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人的境况》的其他地方，她把发生的事情描述为“自然的非自然增长”(unnaturalgrowthofthenatural)或“生命过程的释放”，因为现代化已经证明了它极其擅于提高生产、消费和增殖，比从前的时代大大加快了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步伐。她认为，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时代那样，隐藏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地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