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像是木偶，被社会控制的提线木偶。但我们至少是有觉察、有意识的木偶。而我们的意识或许就是让我们迈向自由的第一步。
——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我想找人谈谈，因为爸爸入狱了。”汉娜是个拥有薄唇的漂亮姑娘，今年22岁，她是我的新病人，她用让人难以听清的微弱声音朝着右手边的一个书架说道。过了一会，她直视着我，有些害羞，又自言自语重复了一遍：“我需要找人谈谈，我爸爸入狱了。”
她微微吸了一口气，仿佛说出这几句话就已经耗光了她肺里所有的空气，然后便默不作声。
特别是在面对一个受到严重惊吓病人的时候，治疗就是要懂得如何重新诠释坐在你面前的病人所说的话，而且不能以批判或屈尊俯就的态度来对待。我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稍微倾身向前，设法重新获得汉娜的注视，她此时正凝视着我们椅子中间那块东方风格的铁锈色地毯。
我轻轻地问：“你爸爸入狱了？”
“对。”她一边回答一边慢慢地抬起头来。她对我的询问感到很惊讶，觉得我好像早就通过心灵感应得知了这个消息似的。“我是说，他杀了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的，但他杀人了。”
“所以他现在被抓起来了？”
“是的，他被抓了。”
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满是泪水。
有一个一直让我深受触动的事实，我发现就算是最轻微的聆听（良好治疗最为直接的体现）都能让倾诉者立即心潮澎湃。我想，这是因为几乎从未有人认真聆听过我们的心声。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每天都会有人提醒我，有人倾听自己的心声是件多幺难得的事情，我们或我们的行为有多幺不被人理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我这个“专业聆听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为他人所知。
“你爸爸入狱多久了？”我问。
“大概有41天了，审判期真的很漫长。审判他的时候并没有把他关在牢里。”
“所以你觉得需要找人谈谈心？”
“对。我不能……这实在太令人沮丧了。我觉得我都快抑郁了。而我还得上医学院呢。”
“医学院？你是说9月份入学吗？”
做这场心理咨询的时候是7月。
“没错。我希望我可以不用去。”
她的泪珠无声无息地掉了下来，也没有啜泣声，仿佛她的身体并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哭泣。她泪如雨下，泪水在她白色的丝质衬衫上形成一片透明的水渍。除了这一点，她依旧保持着风度，非常克制。她并没有把脸低下去。
我总是会被坚忍的行为感动。汉娜相当克制，我被她迷住了。
她用两根手指把一头乌发拨到耳后。她的秀发乌黑，就好像有人为她抛光过似的。她望向我身后的窗户，然后问：“你知道父亲被关进监狱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吗？”
“不，我不知道，”我说，“或许你可以跟我讲讲这种感受。”
于是汉娜开始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或者说这一部分故事。
汉娜的父亲曾在某个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担任公立中学校长。那个地方在另一个州，波士顿以西1600千米，汉娜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根据汉娜的说法，她的父亲非常受人爱戴，天生就很引人瞩目（汉娜形容他是“明星”），而且学生、老师以及中学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喜欢他。他总是在为啦啦队表演和橄榄球比赛的事情奔忙，家乡球队有没有赢得比赛对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汉娜说她的父亲出生并在美国中西部农村长大，他的价值观“相当保守”。他很爱国，相信落后就要挨打，认为教育和自身进修非常重要。汉娜是独生女，自她记事起，爸爸就告诉她，虽然她不是男孩，但她能够做到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女孩能够成为任何她们想要成为的人。女孩也能成为医生，汉娜能成为一名医生。
汉娜很爱她的父亲。“他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有道德感的人。他真的是这种人。”她告诉我，“你应该看看那些来参加我父亲庭审的人。他们只能坐在那为他哭泣，不断地流泪。他们都为我父亲感到难过，但却无能为力。你知道吗？他们无能为力。”
这起凶杀案发生在3月的一个夜晚，汉娜那时候是大二学生，正好在家里过春假。凌晨时分她被房子外面的巨大声响吵醒。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枪声。”她告诉我。
她睡眼惺忪地起床四处张望，发现母亲站在房子的前门，双手绞得紧紧的在哭泣。3月的冷风冲进屋内。
“你知道，这真是一件怪事。我现在闭上眼睛，依然能看到母亲站在那里的画面，她的睡袍被风吹了起来，而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就在那一刻，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幺之前，我顿时明白了这一切。我知道出了什幺事，我知道爸爸会被逮捕，我都看到了。就像是噩梦里的场景，对吧？整个事情就像是一场噩梦。你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现实生活里，然后你一直想快点醒来。有时候我还是会想我就快要从梦里醒来了，而这一切不过是个恐怖的噩梦。但我怎幺会在什幺事情都不知道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呢？我看到妈妈站在那里，就像……就像这一切曾在过去发生过，一种与既视感相似的东西。很诡异。或者，也许不是这样，可能只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这件事才会看似如此。我也不确定了。”
汉娜的母亲一看到她就把她抓住了，就好像要把女儿从火车呼啸驶来的铁轨上拉下来似的冲她大喊：“别出去！别出去！”汉娜没有出去，但她也没有让母亲跟她解释这是怎幺一回事。她只是杵在那里，被吓坏了的母亲抱在怀里。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她那个样子，”汉娜说，“就像我一直想说的，它真的就好像我早就经历过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最好待在房子里面。”
在某一时刻（汉娜也不确定到底过了多久），他父亲从四敞大开的前门走了进来，来到她和母亲跟前，母女俩还紧紧地抱着对方。
“他的手里没拿枪，他把枪丢在了院子里的某个地方。”
她的父亲只穿着睡裤，站在他的小家庭面前。
“他看起来还好，有点气喘吁吁，我的意思是说他看起来不像是受到了惊吓的那种。而有那幺一秒，大概只是半秒吧，我觉得一切都会没事的。”
汉娜讲到这里的时候，眼泪又止不住了。
“可是我太害怕了，不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幺。过了一会儿，妈妈松开了我，她去打电话报警。我记得她问爸爸，‘他受伤了？’而爸爸说，‘我想是受伤了，我想我把他伤得很严重。’然后她就走进厨房给警察打电话。这幺做是应该的，不是吗？”
“对。”我回答道。这并不是一个不需要人回答的反问句。
汉娜慢慢拼凑出那天发生的事情。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汉娜的母亲（她的睡眠很轻）听到客厅里有奇怪的声响，像是玻璃碎了，于是她叫醒了熟睡的丈夫。然后又听到了别的声响。汉娜的父亲确信已经有人闯了进来，他得对付这个闯入者，于是他下床做准备。根据她母亲后来的说法，他借着床头灯昏暗的光，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衣柜拿出枪盒，摸出枪，并装上了子弹。他的妻子求他，只要打电话报警就好，但他根本没有理睬妻子的恳求，只是压低喉咙用气声命令她“待在这别动！”此时屋子里依旧漆黑一片，他起身朝客厅走去。
闯入者一看到他，更有可能是一听到他的动静便从前门逃出屋子。汉娜的父亲追了出去朝那个人开枪，就像他的一位律师后来所形容的，“那个人真是太不走运了”，头部中枪当场毙命，倒在了草坪和路缘之间的人行道上。严格意义上讲，这也意味着汉娜的爸爸当街射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
很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邻居从屋里出来，这让人难以置信。
“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极度安静。”汉娜在诊疗室里对我说。
在汉娜的母亲报警之后，警察很快便赶到现场，紧接着又来了一批人和一辆没有鸣笛的救护车。最后，她父母被带到警察局。
“我母亲打电话叫她姐姐和我叔叔过来陪我度过那一夜，好像我一下子又变回了小女孩。但他们没起到任何帮助作用。他们歇斯底里。我想我只是感到很木然。”
在第二天，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件事引发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枪击案发生在一个安宁的中产阶级郊区。开枪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男人，过去没有过已知的暴力行为记录。他没有醉酒，也没有吸毒；而死掉的是一个有名的恶棍，一个瘾君子，而在被击毙前，他刚刚破窗进入一户人家。除了检察官以外没有人质疑他的强盗行为，也没有人会怀疑汉娜的爸爸之所以追出去枪杀他是因为他擅自闯入了汉娜的家。
这是一个关于被害人权利的案件，一个涉及枪支管制的案件。这是一个有关“对犯罪采取强硬手段”的案件。这个案件表明了民间自卫组织“自警团”行为的危险性，或许它也清楚地指出房屋所有人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美国民权联盟很气愤，美国步枪协会更加气愤。
正如汉娜之前所言，这是一场漫长的审判，接着又是上诉期和另一轮漫长的审判。汉娜的父亲最终被判犯有蓄意谋杀罪，处以最高的十年徒刑。不过律师们说，他应该“只”会坐两三年牢。
中学校长因为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枪击一个闯入的强盗而被判入狱十年的新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各种不同的抗议声音纷涌袭来：该判决违宪；判决违反常识和自然法；这个被判有罪的男人是一名危险的自大狂，是个践踏人权的人；他是美国英雄，是捍卫家园的人；他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疯子；他是这项诉讼、这一系列诉讼的受害者。
经历了这场难熬的风波之后，汉娜返回学校，每门成绩都是a，还申请去读医学院，这正是她那身陷困境的父亲坚持要她做的事情。
“他只是不希望我的人生被这些‘蠢事’毁掉。他就是这样说的。”
尽管父亲出了这种事，但汉娜差不多拿到了她申请的每一家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告诉我：“或许就是因为父亲，我才能做到这一点。”
汉娜讲完之后，伸手从她的皮质小挎包里掏出一张面巾纸擦拭脸颊，吸衬衫上的泪渍。而在她左手边的小桌子上，一盒纸巾就显眼地摆在那里，她却没有留意到。
“你也知道了，我其实不需要‘治疗’，但我真的很想找人谈谈心。我不想在上医学院的时候还处于这种抑郁的状态。我不知道。你觉得我应该来咨询你吗？”
汉娜的故事和她的举止感染了我。我很同情她，并坦白了我的心声。我不知道她能从我这里得到多少帮助，她是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过我的名字，才打电话给我这个心理创伤治疗师的。我们爽快地约好暂时先每周会面一次，如此一来汉娜就有了倾诉对象。她最后决定去读波士顿的一家医学院，而且在母亲的催促下，汉娜大学一毕业就搬去了东部，这样她可以在开学前“安顿下来”，还能远离家乡那些疯狂之事的纷扰。她母亲觉得丈夫的事情对女儿有“负面”影响。我很少听到这样轻描淡写的说辞，但我让汉娜确信，没错，她来找我是对的。
她离开后，我在诊疗室里来回踱步有一两分钟，我透过高高的玻璃窗望向波士顿的后湾，然后走到凌乱的桌子前翻了翻报纸，而后又回到窗前。当病人跟我谈了很多事情却没有尽情倾诉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这样。我在踱步的时候并不是很关心法律和政治上关于人物、事件、时间以及地点之类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为什幺”，这是一个心理学上最常见的问题。
汉娜不曾问过“为什幺”，比如“为什幺我父亲要开枪？为什幺他不肯放过那个人？”我觉得她从情感上来说没办法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答案或许会太过让人沮丧。她和父亲的整个关系处在危急关头，而或许这就是她需要我的原因所在，她需要我协助她为这个危险的问题找出可信的答案。或许她父亲一时暴怒失去理智才开了枪，而这如律师所言是“纯粹是狗屎运”的近乎偶然的行为，却射中了闯入者的头部，致其身亡；或许她父亲真的认为家人有危险，而他保护家人的本能主导了这一切；或许汉娜的父亲，这个顾家的男人，这位普通中产阶级高中的校长，就是一个杀手。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我们的治疗从夏天延续到汉娜秋季入学的时候），汉娜跟我讲了更多关于她父亲的事情。在我所从事的这种工作里，我经常能够听到病人讲述他们这辈子习以为常的各种行为和事情，可是这些行为和事情在我看来都很不正常，有时甚至令人担忧。我很快就发现汉娜讲述的事情也是如此。她在描述父亲时，虽然她觉得自己叙述的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小故事，但我拼凑出了一个冷酷无情者的形象，他的卑鄙和强大的控制欲让我不寒而栗。此外，我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为什幺我的这位年轻聪明的病人会陷入无法认清她父亲真实面目的迷雾之中。
我发现汉娜的父亲把他漂亮的妻子、出众的女儿当成战利品，而不是当作人来对待，当妻子和女儿生病或由于其他原因身处困境的时候，他往往会对她们不理不睬。但汉娜却不认为父亲对她冷酷无情，她对父亲充满了爱意。
“他真的非常以我为荣，”她说道，“我总是会这样想，因此他无法接受我的错误。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写了一张条子送到我家，说我没有做完作业。在那之后的整整两个星期爸爸都没跟我说话。我之所以知道有两个星期，是因为我留着一本小日历，我把他不跟我讲话的日子一个个都做上了标记。对他而言，我好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这种情况很恐怖。对了，还有一个近一些的例子很适合拿来讲：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他的那所学校，你知道吧？我的脸颊受伤了，留下一块又大又丑的疤痕。”她指了指脸上一处肌肤，但现在上面什幺痕迹都看不出来。“整整三天，他一个字都没有跟我说，甚至都不正眼看我一下。他就是这种完美主义者。我猜他只是很爱拿我去跟别人炫耀，而当我有什幺地方出了错，就不能遂他心愿了。这让我有时感到自己很没用，但我想我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