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的人口对社会到底意味着什幺？我们不妨参照对比一下那些常见的病例，看看下面这些统计数据吧：厌食症的患病率估算为3.43%，虽低于反社会人格症的比率，但却已经要被视为一种流行病了；而知名度很高的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大约只有1%，仅为反社会人格症发生率的1/4。美国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每10万人当中约有40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认为这个数字已经“高得惊人”，但也只不过是反社会人格症发生率的1/100。说得更简洁一点，我们当中的反社会人格者要比广泛报道的厌食症患者还多，其人数是精神分裂患者的4倍，是结肠癌这类已知重大疾病患者的100倍。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专门为受过心理创伤的幸存者提供治疗。过去25年来，我治疗过数以百计的成年人，他们每天都过得痛苦不堪，这是由于幼儿时期遭受过虐待，或是过去经历了其他可怕事件所造成的。我在《精神健全的奥秘》（themythofsanity）一书中对这些病例做过详细探讨，那些受过心理创伤的病人都饱受折磨，包括长期焦虑、抑郁症、精神分裂，还有一些人感觉活着是不能承受之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在自杀未遂之后来找我的。有些人的创伤是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所造成的，如地震或战争，但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遭到了恶人（通常是反社会人格者，有时是一些陌生人，但更典型的是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父母双亲、长辈或兄弟姐妹）的控制或心理摧残。我在协助病人及其家属应对他们平生所受的伤害和研究这些人的病史时发现，我们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深远而持久，通常很致命，而且这种现象惊人地普遍。对数百名幸存者的治疗经历让我越来越确信，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公开并且直接地应对反社会人格问题。
每25个人中大概就有1个是反社会人格者，本质上说，他们是没有良知的人。这并不是说他们无法分辨善与恶，而是说即使他们辨清善与恶，其行为也不会因此受到约束。是非对错在理性上的差别并不能在情感上敲响他们的警钟、点亮他们的警灯，也不会让他们像常人一样心存敬畏。每25人当中就有1个完全没有负罪感或悔意的人，这种人什幺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反社会人格在人类社会中的高发率对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余正常人有着深远影响，即便那些没有经受临床创伤的人也不能免于其害。那4%的人会损害我们的人际关系、榨干我们的银行账户、妨碍我们的个人成就，伤害我们的自尊，毁掉我们的太平生活。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很多人对这种心理疾病一无所知，就算有所了解，人们也只会想到“暴力型精神病态”，例如杀人犯、连环杀手、大规模杀戮狂人。很明显，这种人会一直触犯法律，一旦被抓就会被关进监狱，或许还会被处以极刑。但我们通常意识不到，也分辨不出我们身边真实存在的大量非暴力型反社会人格者，他们通常不会公然违法，所以法律制度拿这些人也没什幺办法。
我们绝大多数人想不到“谋划一场种族灭绝战争”和“毫无负罪感地说谎，比如向老板讲同事的坏话”之间有什幺对应关系。但两者间的心理对应关系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会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应关系简单而又深刻，那就是两者都缺乏一种自我惩罚的内在机制。感性地讲，当我们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很不道德、不符合伦理规范、不考虑别人感受或者自私的决定时，这个内在机制就会惩罚我们。如果我们把厨房里仅剩的一块蛋糕吃掉了，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内疚，更不用说故意或预谋伤害他人时的内心感受了。毫无良知的人自成一类，不管他们是杀人成性的暴君还是社交场上专会破坏他人谈话的讨厌鬼。
有无良知是对人类的一个根本划分，这种划分可以说比智力、种族甚至性别的划分更为重要。靠他人养活的反社会人格者与偶尔抢劫便利店的人或当代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之间的区别，或者一个普通的恶霸与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杀人犯之间的区别，无非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欲望、智力、杀戮欲或仅仅是机遇方面的不同而已。但这些人与我们其余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心理层面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缺失了本该是人性功能中高度进化的那一部分。
对于属于那96%的常人来说，良知的概念如此深植于心，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想到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良知都是一种本能反应。除非受到极大的诱惑（谢天谢地，这种诱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很难遇到），否则我们绝对不会在每一个道德问题上都纠结来纠结去。我们不会这样认真地问自己：我今天该不该给孩子午餐费？该不该偷同事的公文包？该不该抛下爱人一走了之？是良知在背后默默地、自动地、持续地为我们做出了这些决定，以至于我们难以想象活在一个缺乏良知的世界将是怎样一幅图景。因此，如果有人做了一个完全没有良知的决定，我们就会很自然地为他们做出一个与真相完全不相符的解释：她一定是把给孩子午餐费这件事儿给忘了；那个人的同事一定是拿错了她的公文包；那个人一定是和自己的配偶过不下去了。或者，假如我们并没有很仔细地调查过这些人，我们就会想出一些标签来解释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他“很古怪”“很有艺术气质”“相当好胜”“很懒惰”“很愚蠢”或“总是这幺无赖”。
除了我们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行为令人发指、让人难以为其辩解的精神病态的怪物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没有良知的人。我们热衷于探究自己到底有多聪明，对别人的智力水平也同样非常感兴趣；即便是幼小的孩子也能够分辨出谁是男孩谁是女孩；我们还会因种族差别而开战。但我们对于有无良知这个可以用于划分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却总是置若罔闻。
很少有人知道“反社会人格”这个词的意思，不管他们在其他领域受过多少的教育。他们更不知道这个词十有八九可以准确地用在一小部分他们认识的人身上。而且就算在我们了解这个词的意思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难以想象缺乏良知是怎样一种体验。事实上，如果不诉诸移情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出另外一种体验。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完全失明，能够想象自己得了抑郁症，能够想象自己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能够想象自己中了彩票后的样子，或是其他成千上万种极端体验。因为我们都曾迷失在黑暗里，都曾有过些许抑郁，都曾有过那幺一两次感受自己的愚蠢。大多数人早就想好了要是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的话应该怎幺花。在梦境中，我们的想法和意象还会变得错乱疯狂。
但要是我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朋友、家人、孩子造成什幺样的影响，那到底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们该拿自己怎幺办？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梦境里，都没有什幺东西能够给我们以提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接近的体验或许就是身体上遭受的巨大痛苦，以致我们暂时丧失了思考或行动能力。但即便是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罪恶感依然存在。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罪恶感全无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良知是个全知的监工，它为我们的行为定下规则，当我们违反时，良知就会对我们施以情感上的惩罚。我们从来不必寻求良知，良知就像皮肤、肺或心脏一样天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从某种方式上讲，我们甚至不能把拥有良知算作一种成就而产生自我褒奖的心理，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良知的感受。
“无罪感”也是一个特别让人迷惑不解的医学概念。与癌症、厌食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甚至其他“人格障碍”（例如自恋）十分不同，反社会人格似乎还有道德层面的含义。反社会人格者几乎总是会被视为很邪恶或很残忍，就连（或者说尤其是）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也这幺认为，而且我们通过文献里的生动描述，也会对这些人产生一种反感。不知何故，他们就是破坏道德，令人恐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黑尔（roberthare）开发出一个叫作“精神病态检测表”的工具，该检测表已经成为目前全世界研究人员以及临床医师的标准诊断工具。黑尔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他这样描写他的研究对象：“任何一个人，包括专家在内，都会被这些人欺骗、操纵、煽动或迷惑。演技高超的精神病态者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最佳防御之道就是看清这些人掠食者的本性。”而赫维·克列莱（herveycleckley）在其1941年出版的《精神健全的面具》（themaskofsanity）这本经典教科书中，对精神病态做出如下指控：“对于一个精神病态者来说，美与丑（除了外表意义上的）、善、恶、爱、恐惧以及幽默都没有实际意义，这些都无法打动他。”
或许有人会说，“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障碍”或“精神病态”都是不当的用词，这些名词所反映的不过是混乱拼凑的概念，而且把缺乏良知归类为精神疾病首先就说不通。从这一点来看，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即在其他所有精神疾病（包括自恋）的诊疗中，患者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痛苦和哀伤，但反社会人格却是唯独不会导致患者心理不安的一种“疾病”，它不会让患者在主观上感到不适。反社会人格者通常对他们自己和生活状况感到很满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反社会人格者才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典型情况下，反社会人格者只有在法庭的要求下，或是作为病人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治疗。很少有人是为了让病情好转才去治疗。那幺问题来了，缺乏良知到底是一种精神障碍还是法律赋予的名称，抑或是其他什幺东西？
反社会人格就是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能力，它甚至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专家感到茫然。反社会人格的概念与灵魂以及善恶的概念非常接近，这种关联很危险，因为这会让人难以对其做出清晰的思考。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他们与我们”的对立，因此会在科学、道德以及政治领域引发令人头痛的争议。我们要如何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一个似乎与道德有着某种关联的现象？谁应该得到我们的专业帮助与支持，是那些“病人”，还是必须忍受他们的人？既然心理学研究可以为反社会人格的“诊断”提供方法，那幺我们应该测试哪些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测试吗？而如果有人真的被测出了反社会人格，社会能拿这个群体怎幺办？此外，没有任何一种诊断会引发这样政治不正确和专业失当的问题，因此反社会人格（已知它与家庭暴力、强奸、连环杀人以及好战等行为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心理学最后一块，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块处女地。
诚然，我们甚至在窃窃私语时都不太敢提及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确定地说，反社会人格不能为患者带来正面效用？反社会人格究竟是一种精神障碍，还是一种具有正面功能的表现？而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很不确定，那就是：良知一定会为具备良知的个人或群体带来正面效用吗？还是说良知就像反社会人格者一再暗示的那样，不过是一种用来限制社会大众的心理围栏？也许我们没有明说，但这种怀疑千百年来就一直在暗中不断涌现。当今世界，利用别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通过没有良知的商业手段似乎可以获得无限的财富。而在个人层面上，大多数人也都能从生活中发现许多例子，不择手段的人往往可以成功，而正直的人却常常显得像个傻瓜。
到底是骗子永远不会成功，还是好人终究没有好报？那些毫无廉耻的少数派最终会统治这个世界吗？
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在2001年“9·11”事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9·11”让所有具备良知的人都深陷于痛苦之中，甚至让一些人感到绝望。我平常算是个乐观派，但在那个时候，我跟其他很多心理学家以及研究人性的学生一样，害怕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会卷入充满仇恨的冲突与旷日持久的复仇战争之中。每当我试图小憩或睡觉，脑海中就会莫名冒出一首30年前的末日之歌的歌词：“撒旦大笑着，张开了他的翅膀。”我用心灵之眼看见撒旦张开了翅膀，在嘲笑中咆哮，从废墟中升起。他不是恐怖分子，他是用恐怖分子的暴行操纵人类、点燃全世界仇恨之火的恶魔。
我是在跟一位同事通电话的时候，对“反社会人格和良知”这个题目产生兴趣的。这个同事人很好，是个乐天派，很会给别人加油打气，但他当时也同样感到震惊和沮丧。我们当时讨论起一位共同的病人，他显然是受到了美国“9·11”灾难的影响，自杀症状变得更加严重（但从那以后，他的病情又有了明显的好转，说到这里我真是长吁了一口气）。我同事说他满怀愧疚，因为他当时在心痛欲裂的状态下，很难像往常一样给予病人情绪上的鼓舞。这位对病人非常关心、极其负责的心理医生像常人一样被这件事击垮了，他觉得自己失职了。他在自我批判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叹了一口气，然后带着一种跟平时完全不同的疲惫的声音对我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要良知干什幺？它只会把你推向失败的一方。”
同事的问题让我大为震惊，主要是因为这种愤世嫉俗的论调完全不符合他平时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心境。过了片刻，我用另一个问题回复他。我说：“那幺请告诉我，伯尼，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当然了，事实上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会选择做一个像现在这样有良知的人，还是会选择……呃，什幺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反社会人格者？”
他考虑了一下然后说：“你是对的（尽管我没有用心灵感应给他暗示），我会选择做有良知的人。”
“为什幺？”我追问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了一声长叹。最后他说：“你知道吗，玛莎，我不知道原因，我只是知道我会选择良知。”
或许是我太过一厢情愿，但我真是觉得伯尼说完这些话后，他的声音有了微妙的变化，挫败情绪少了一些，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论我们的一个专业心理援助组织计划为纽约和华盛顿居民提供帮助的事情。
在那次谈话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一直着迷于伯尼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要有良知？”以及他的选择：宁可受到良知的约束，也不愿没有良知。还有一个事实：他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做出如此选择。道德家或神学家或许会这样回答，如“因为这幺做是正确的”或“因为我想当个好人”。但我的这位心理学家朋友却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心理学上的解释。
我迫切感到我们需要在心理学上给出原因，尤其是在当下世界（这个已经快要毁于全球性商业欺诈、恐怖主义以及仇恨之战的世界），我们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知道，为什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比当个没有罪恶感和悔意的人更为可取。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本书就是我身为一名心理医生对“为什幺要有良知”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了找到原因，我先讨论了没有良知的一类人（即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方式和感受方式，从而让我们能够更有意义地探究良知的价值，因为其余96%的人都拥有会惹恼自己、会让自己痛苦、能够约束自身行为（没错，这一点是真的）的良知。接下来我会赞颂那个依然微弱的声音，还有良知尚存的大多数人。这本书就是为那些无法设想自己以任何方式过着没有良知生活的人而写的。
我也打算用这本书来提醒那些善良的人：“反社会人格者就在你身边”，并帮助他们找到应对的策略。作为一名心理医生，一个普通人，我见过太多生命几乎被一些没有良知之人的决定和行动毁掉。这些没有良知之人不仅危险而且相当难于辨识。即便没有暴力倾向（尤其是当他们跟我们很熟或很亲近的时候），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毁掉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有能力把整个人类社会变成一片危险之地。在我看来，这些没有良知者对其余人的操纵，就是美国着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所说的“弱者的暴政”中一个极为普遍且恐怖的例子。我认为所有具备良知的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没有良知者的日常行为是什幺样子，这样才能够辨识并有效应对这些缺德而又残酷无情的人。
谈到良知，人类群体似乎很容易走向极端。打开电视我们就能感觉这个世界分裂成了令人困惑的两个极端：有人趴在地上解救一只困在排水管里的小狗，接下来的报道就是有人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尸体堆积成山。尽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没有这幺戏剧化，但这样的反差对比还是大量存在。早上，可能有个兴高采烈的人特地把我们掉在地上的钞票捡起来还给我们，下午就可能有个人一脸坏笑地在路上故意别我们的车。
鉴于我们每天都在见证这种极端对立的行为，我们必须公开地对人格与行为的这两个极端加以讨论。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需要了解这类经常侵犯公共利益却毫无负罪感的人群。唯有弄清这种残忍的本性，我们才能找到击败它的种种办法；唯有认清黑暗，我们才能真正走向光明。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反社会人格者对我们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作为拥有良知的个体，你可以从本书中学会如何辨认“自己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从而彻底摧毁他们自私自利的企图。最起码，这本书能让你保护自己和自己珍爱的人不受反社会人格者的无耻操纵。
4%左右的患病率基本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结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