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叫违旨不遵，擅离职守。
第二是事不师古，标新立异。
第三是异端邪说，非议朱子。
还说什么朱子晚年定论，连朱圣人他都敢妄自非议。当然这也是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连杨一清、杨廷和等治世能臣也纷纷排挤、打压王阳明？除了个人的一些恩怨，最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专制统治，标举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在他们眼中当然就是异端邪说。真正的智慧，统治者认为只能由他们来掌握，百姓不能掌握，尤其是这种专制王权的体制之下。王阳明赋予平民百姓，赋予人人心中光明智慧，这在统治者看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处处打压他。
因为桂萼的提议，嘉靖八年二月，朝廷下旨，褫夺王阳明新建伯的爵位，下令天下禁王学，也就是禁止心学，禁止传播心学。
但是正义自在民心，阳明心学的影响这时已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明代大史学家谈迁在《国榷》里就说，桂萼这些人因“守仁之功不能疵，而疵其学”，王阳明的功业摆在那儿，没办法诬蔑；就攻击他的学说是异端学说。但是心学大势已成，王阳明毕生最爱是讲学，他最伟大的其实不是他的军功、他的功业，而是他的布道，是对人心、对人性的那种推举与张扬。因此心学之势已成，不论是知识分子群体还是社会平民百姓中，阳明心学已经形成一股思想的洪流。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明代书院之盛，堪称千古之最。明代前后大约有两千多所书院建立，而且主要建于正德到万历年间。这一段时间最最有名的有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还有后来的东林书院。
稽山书院不用说，那就是王阳明建的。王阳明在稽山书院讲学期间，南大吉继薛侃刊刻的《传习录》后，又续刊《传习录》，影响天下。稽山书院后来成为明代很多学术大师最早的修行之地。
白鹿洞书院，王阳明在江西的时候便曾经到这里讲学，影响很大。
王阳明的学生季本，就是徐渭的老师，则在岳麓书院弘扬阳明心学。
东林书院后来为防止王学走上极端，走向反面，名义上打的旗号是朱子之学，本质上还是王学之旨归。其本质上是矫王学之弊，以回归王学主流。
因此，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王阳明的思想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思想洪流。王阳明之后，即便如张居正和何心隐是对手，分别信奉王学一支，其实也都是心学的忠实信徒。再到后来的徐文长、戏剧大师汤显祖、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大思想家李贽、大科学家徐光启，阳明心学得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的推崇。再往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民国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都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他的思想虽受所谓正统官学的排挤与打压，一旦播撒开来，依然成为一个烛照千秋的光辉之炬，它的光明已然不可抵挡。
阳明心学的思想是非常亲民的，因为心学也关照日常生活，心学也是生活日用之学，深受老百姓喜爱，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喜爱。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在万历年间就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天下人百分之七八十都喜欢阳明之学，可见深入人心到了什么地步。
万历朝之前，隆庆朝的穆宗就亲书给王阳明拨乱反正，称之为“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并将新建伯的伯爵再升一级，升到新建侯，追谥号文成公。因此，王阳明又被称作王文成公。到了万历年间，配祀孔庙，成为儒家之圣。
历史的回响
这种历史的转换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势所归。而阳明心学，就在晚明这个时期，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甚至对整个东亚，尤其是日本和朝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13年，王阳明和弟子徐爱在宁波遇到了日本高僧，时年已经八十七岁的了庵桂悟。阳明师徒与其彻夜长谈。了庵桂悟对阳明心学崇拜之至，成为把阳明心学引入日本的第一人。后经过中江藤树，一个弘扬阳明心学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的贡献，使得阳明心学在日本大放异彩。日本明治维新实得益于阳明心学，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同样，当时朝鲜有一个人叫郑齐斗，也是传播阳明心学的关键人物。朝鲜当时也是奉大明为宗主国，以朱熹理学为正统学说，视阳明心学为异端邪说。但是阳明心学一旦落地之后，立刻生根发芽，生生不息。现在去韩国，你会发现阳明心学的影响有多大。
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根本问题了。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心学之问，圣人之问。一个是民族之问，族群之问。我经常说，我们讲历史，不是为了茶余饭后以作谈资，虽然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讲历史不能停留在对那些传奇故事的猎奇上。
那么，历史研究真正的价值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历史研究的价值和作用就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三句话里原来最重要的是以人为鉴，因为那个时候魏徵刚刚去世。可是最后形成一个成语凝固下来，揭示真正规律的却是“以史为鉴”，说明以史为鉴的规律，价值最大。
我们讲阳明心学，讲阳明先生，不只是因为他伟大。在个人的层面上，他可以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可以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心。在族群层面上，他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追慕先贤，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进取的巨大力量。
我经常跟学生讲，信息太多可能会挤压一个人精神的空间。当自己精神的空间越来越萎缩，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灵魂就沉沦了、迷失了，就找不到了。
不仅在我们被各种信息轰炸、环绕的今天如此，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整个时代陷入声色犬马之中，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超越精神生活的时候，一个时代都会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当然，专制王权为了统治的需要，常常会用腐朽的思想来蒙蔽人心。因此，阳明心学必须脱颖而出，它的一个最大的现实功用，或者说是启蒙作用，就是解放我们的内心。阳明心学在当下中华这片大地上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正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主动克制人性中阴暗的一面。
我们知道，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的一面首先是各种阴谋论盛行。甚至有人自鸣得意地说什么“商场如战场”，“情场也如战场”，其本质无非是算计别人；丢失了自己的同时越发擅长算计别人。即使不算计别人，也怕被别人算计，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切都是从功利出发，一切都是利益计算，这就导致自己的内心，光明永远无法战胜黑暗。
阳明心学的现实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找到光明的内心。“致良知”不是简单的良心与道德自律，如果只是如此就不需要王阳明“自百死千难中来”。寻常得到的那种良知，并非真正的良知。良知要从生活的困境中、艰难中悟得。
良知是什么？良知就是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那种智慧、道德与灵性的自觉。致良知就是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找到自己光明的那颗心。有了光明的那颗心，就可以开始一段塑造人生的旅程。
第一，通过心外无物，心即理，塑造人生的气象。王阳明有句名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成就事业，必先奠定人生的格局、人生的气象。格局始于立志，首先要立志，有大志向。有大光明的追求，人生的格局就不一样，气象就不一样，这靠的是对心外无物、心即理的深刻认识。
第二，通过知行合一，塑造人生的智慧。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合归一处，这个一，其实就是致良知的良知了。“知行合一”没有终点，它是一个不断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一个永远成长的过程。不是心中有良知，心中就没困惑；不是你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到达了一定的地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人生的终极追求、人类的光明的终极追求，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理想，在最远的远方指引着所有人光明的追求。它需要“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永远不停止求索之路，这才是伟大的人生智慧，才是伟大的知行合一。
第三，通过致良知，构建人生的境界。有了人生气象，有了人生格局，有了人生智慧，第三步就要构建人生的大境界了。人生的大境界其实就是心学的最终归宿——致良知。因此王阳明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种境界，当然最恰当的，以他最后的人生遗言来形容最为贴切，那就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为什么要学阳明心学？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立在这天地之间，不能辜负自己的人生，不能辜负这段人生的岁月。虽然岁月匆匆忙忙，转瞬即逝，但是人生当有人生的意义，生命当有生命的价值。用心学的智慧去指导、去引领、去塑造我们的人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自然就会呈现出来。
在族群层面，阳明心学在东亚的传播中确实为某些族群带来了光明的指导，带来了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作为一个华夏知识分子感到有些落寞和伤感。阳明心学诞生在我们这片土壤，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可是却在别的国度开花结果，结出更灿烂的果实。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痛定思痛，作出反思呢？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有精华、也有糟粕传承下来，尤其是数百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灾难深重。今天，我们终于在历史的这个节点上，自觉地进行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不是应该理性地思考，到底哪些思想、文化是精华，哪些又是糟粕？哪些糟粕我们没有去除，哪些精华我们还没有把它用好，甚至擦身而过？阳明心学的伟大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证明，它不仅对我们这个族群，甚至是对全人类的文明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建设意义。而它本来就诞生于中华，诞生于华夏文明，我们又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弘扬它，不去深入挖掘它，不去发展它，以作为我们这个文明伟大复兴的坚实的文化基石和思想基石呢？
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当口，去重新解读王阳明，去重温他的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所在。
换一个角度来看，两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问题。心学能指导每个人的人生，那也就能指导每个族群的发展。因为每一个人都对了，一个国家就对了。每一个人都能奋起，都能阳光地成长，一个民族就终将奋起，阳光地成长。
我相信，“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王阳明，他的伟大的灵魂和人生智慧，将永远诗意地栖居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