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家一家人和平常一样，一派和平气象，王天叙的儿子、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正在温习功课，准备科举考试。王华的媳妇，也就是王阳明的母亲在旁边纳鞋底，做针线活儿。王天叙铺开笔墨纸砚，准备练练字。王天叙随手而写，提笔就写了一个“大学之道”，写完在那儿沉吟半晌，念叨了半天“大学之道”，一直没有下文。
旁边那个五年多来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小朋友不干了，以为爷爷忘记了后面的句子，忽然朗声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一家人都呆住了，这个孩子五年多不说话，一朝开口，不是叫父亲母亲，上来就是儒家经典《大学》。这还得了？这生来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而来的啊！王天叙惊喜万分，再问他一些其他的经典名著，结果王阳明都是张口就来。问他怎么会背的，他说爷爷平常带他在身边，爷爷天天在那里诵读、背诵，他耳濡目染，早已默记在心。
这里，其实交代了非常重要的教育真谛：
第一，陪伴教育很重要。第二，上行下效，潜移默化才是教育的最好方式。只有你喜欢读书，你的孩子才会喜欢。你都不喜欢读书，你怎么要求他喜欢读书？这就是家庭教育的真谛。
王阳明早年不语，一语惊人，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此后读书不仅过目成诵，而且精力超人，涉猎甚广，甚至有点多动症倾向。对此，王天叙很以为然，但是王华很不以为然，甚至为此引发了不少家庭教育矛盾。
完人之问
不管王阳明是不是有多动症倾向，但是他开口说话之后，立刻表现出他天才的一面倒是非常准确的。他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学什么会什么，干什么都入手很快。王阳明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王华高中状元，在北京当了翰林学士，希望把王阳明带到北京去求学。王天叙也希望孙子能到北京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打点行装，亲自把王阳明从浙江送到北京。
他们从浙江出发，沿大运河北上，路过镇江的时候，有一帮老朋友就在镇江金山寺的妙高台设宴，款待王天叙。老爷子很高兴，带着宝贝孙子去赴宴。大家好久没见，又是文人雅集，酒酣耳热之后便要联诗作句。大家都在那里闷头苦思，准备写出高妙之作。本来就是在妙高台上嘛，当然想要写出好的诗篇。
所有人都在打腹稿酝酿的时候，只见十一岁的王阳明突然走上去，拿起桌上的笔饱蘸浓墨，笔走龙蛇，唰唰唰地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得太漂亮了：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人一看，大吃一惊。这首诗不仅格律工稳，关键还是想象奇特。他是说自上往下看，江中的金山就像一只拳头打破了扬子江面。那个时候的金山还没有和陆地完全连成一片，这种描述可谓神来之笔。然后又说，醉倚妙高台上的明月。这是暗点，暗点什么？指妙高台之高啊，都可以倚到明月了。所谓高处不胜寒，但是高处也不胜潇洒！站在这绝胜高妙之处，吹一曲箫曲，可以让那神仙洞府中的真龙都陶醉无比。这种意态，何等高妙，何等潇洒。这种高妙潇洒的意态对于金山寺妙高台而言，大概古往今来也只有曾在此赋诗、舞剑、醉酒的一代天才苏东坡可与之相提并论了。众人不禁交口称赞。
但问题是，作诗的只是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众人点赞之际，也有人不服气。其中有一位老爷子，向来跟王天叙不太对付，一看就怀疑了，这么好的诗怎么可能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写出来的？肯定是王天叙事先在家里写好，让孙子背下来，突然拿出来作秀给大家看。于是那位老爷子就问王阳明，说，这诗不是你写的吧？是你爷爷让你背下来的吧？你要真有这本事，我马上给你重新命个题。你看，这妙高台蔽月山房，就以此为题，你要能写一首，我就相信你。我亲自给你磨墨。
结果王阳明说，不需磨墨，我要像曹子建那样七步成诗。王阳明略一思索，张口就来：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首诗一出来，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王阳明这说的是什么？是说蔽月山房，抬头看山和月，为什么看山比较大，看月比较小呢？这是因为你的视角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换一个视角，如果有人眼大如天，自天空而下望之，所谓的高山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不对？而只有夜色下的千古明月才是真正的阔大的明月。
这可以说是古诗中最早的相对论了！这里头蕴含的是一种杰出的思维方式。这首诗不是证明了王阳明的文采，而是证明了王阳明是一个思维上的天才。
说到这儿，我们又要说到曾国藩了。
虽然有史料说曾国藩五岁开蒙，六岁入塾，九岁能诗，十岁能文，可问题是，所写的那个诗、那个文在哪儿呢？有没有流传的价值啊？有没有流传下来呢？有没有像王阳明这两首诗可以流芳千古呢？而曾国藩渐渐长成少年时，反而没有王阳明那么惊才绝艳。
湖南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曾国藩小时候背书，有个贼趴在他们家房梁上听他背了一夜书。结果一夜之后，贼都会背了，他还不会背。我也考证了一下，倒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一些史料证明，曾国藩的老师、同学、友人以及粉丝，像特别崇拜他的国学大师梁启超都说过曾国藩的天资是比较愚钝的，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过。
说到这儿我们发现，曾国藩现在被王阳明反超过去了。人生的戏剧性由此可以看出。大家都是因梦而生，王阳明之梦的兆头好，可是生下来五岁不会说话；曾国藩的那个梦兆头好像不是特别好，但生下来顺顺当当。但是再发展下去，曾国藩的智商好像又没那么高。而王阳明生下来就让人很着急，但是突然间大家又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天才。
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那个关键的“完人之问”了。
究竟是天资愚钝的曾国藩更容易成为一代完人，还是天才绝顶的王阳明更容易成为一代完人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不明摆着吗？当然是天才更容易成为完人了。
还真不要这么急着下结论。关于这个问题，王安石写过一篇著名的《伤仲永》，就是写一个叫方仲永的天才儿童，天才着天才着，最后“泯然众人矣”。
我看了一篇报道，感触很深。哈佛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一位著名校友说，世上很多优秀的人走不出一个怪圈，就是优秀着优秀着，就优秀成了平庸。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刻，很有启迪的意义。事实上，一个并非十分聪明的人，只要他认定人生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反倒更容易实现人生的价值。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容易摇摆，很少会受到致命的阻碍和诱惑。但是，一个极聪明的孩子，甚至是太聪明的人，尤其是像王阳明这样的天才，他要走到圣人、走到完人那一步，反倒无比艰难。
那么，这种艰难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王阳明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超越了这一切，最终成为一代圣人、一代完人呢？我们将陆续展现他的人生大智慧。这也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终极问题——完人之问。
站在个人角度，我们当然更关心王阳明是怎么超越自我、成就一代完人的。但是，站在族群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注，为什么王阳明的心学能够促使近代日本跨入世界列强之列，而在心学的诞生地中国，却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第二个终极之问——心学之问。
心学之问
日本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了庵桂梧和朱舜水把阳明心学带到日本之后，日本整个近代的崛起，在现象上看是脱亚入欧，但在思想上看可以说主要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日本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不论是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还是后三杰中的西乡隆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
举一个例子，我们特别能看到阳明心学对日本近代崛起的作用。近代日本也是被美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也曾经被西方列强强迫着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派了一个岩仓使团到西方，希望能够和列强谈判，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是，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恳求、哀求都没有用，只会遭到白眼和拒绝。被拒绝之后，岩仓使团并没有灰溜溜地回国，或者嘴巴上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而是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在财力并不宽裕的前提下花费巨资，详细考察了美、英、德、法、荷兰、丹麦、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十二个经历了资本主义改革的强国。这一年多的考察和学习，才真正奠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基础。
那么，岩仓使团为什么会在没有完成固有使命的情况下失之东隅，最后又得之桑榆呢？这其中的关键只在阳明心学的四个字，叫做“知行合一”。岩仓使团的核心人物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都对阳明心学推崇有加。因此，章太炎先生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则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反观我们，中国早在1861年就开始了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洋务运动，但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当时世界范围内，各国都在轰轰烈烈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运动。俄国到1861年才废除了农奴制，美国1861年到1865年还在打南北战争，日本1868年才开始明治维新，德意志是1871年俾斯麦才开始铁血执政。但悲哀的是，从世界范围横向看，大多数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都成功了，唯独洋务运动失败了，结果导致近代史的格局就是世界列强瓜分中国，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百年无比艰难甚至悲壮的历程。
当然，阳明心学在中国也不乏实践者。当年毛泽东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堂，一开始就是以一篇研读心学的文章《心之力》受到杨昌济先生的器重。青年毛泽东更是发过“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的感慨，就是说王阳明之后，后无来者。在宝岛台湾，阳明学校、阳明书院、阳明学堂随处可见。台湾那个普通的草山就是因为更名为阳明山后，才闻名于世的。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后继有人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从整个国民精神的角度看，我们依旧不得不说，阳明心学的精粹并没有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里发扬光大，甚至被压抑、被扭曲。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有句名言，“21世纪一定是王阳明的世纪。”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重新反思、借鉴、学习这样伟大的阳明心学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