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认为，大约在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先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随着苏东剧变，民主在这个地区萌芽，但这些案例与美国在大中东地区所作的努力毫无关联。民主不是外部强加给东欧国家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民主都是在本国产生的，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许多必要先决条件。毫无疑问，美国帮助培育了这些新生的民主国家，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成功地将民主出口到外国的案例，而这正是小布什主义的全部内容。
美国不可能在海外强加自由民主。但是，成功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它们通常发生在具有一系列特定内部特征的国家。比如，如果对象国在种族和宗教上都是同质性的，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繁荣水平相当高，也有一些民主经验，这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经常被作为美国可以向中东出口自由民主的证据——符合这些标准。但它们是极不寻常的。
忽视地缘政治的代价
抛开成功干预别国内政的困难不谈，还有一个更多与现实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有关的问题。当一个强大的国家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时，它就冒着其他国家将服从现实政治指令的风险。这大大提高了误判的可能性，可能导致危机甚至战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能真诚地认为它的政策是善意的，甚至是高尚的，而另一个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行事的国家，可能将同样的政策视为威胁性的。自由主义国家很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仅仅因为它根据一种不同的主义行事。
导致这种情况对自由主义大国如此危险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循均势逻辑。自由主义大国通常也如此行事，尤其是对其他大国。但有时它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自由主义霸权。如果它们忘记自己身处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它们可能会给自己和其他国家带来很多麻烦。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西方盛行的智慧，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侵略的结果。有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苏联的更大的俄罗斯，这意味着控制其“邻近”国家的政府，包括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其他东欧国家。2014年2月22日针对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yanukovych）的政变为普京提供了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的借口。
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应该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的扩张，这一更大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东欧地区移出俄罗斯轨道，纳入西方。有人可能认为，这项政策是一项经典的威慑战略，旨在遏制具有潜在威胁的俄罗斯，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的战略主要基于自由主义原则，其主要设计者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将其视为威胁。这一战略的目标是将乌克兰纳入一个在冷战期间的西欧发展起来并在冷战结束后不断东扩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俄罗斯人遵循的却是现实主义的剧本。由此导致的重大危机让许多西方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
瞄准乌克兰
使乌克兰成为西方国家一部分的战略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北约东扩、欧盟扩员，以及“橙色革命”——旨在在乌克兰促进民主和西方价值观，由此可能使基辅出现亲西方领导人。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一战略最具威胁性的方面是北约东扩。
冷战结束时，苏联明确表示，它倾向于美国军队留在欧洲并维持北约。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安排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保持了和平，并且会在德国统一、变得更加强大之后继续保持和平。但是，莫斯科强烈反对北约扩大。苏联人相信他们的西方对手理解他们的恐惧，这个联盟不会向苏联扩张。但是，克林顿政府却不这幺认为，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北约扩张。
1999年第一次扩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加入这一联盟。第二次是在2004年，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怨声载道。比如，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在1995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期间说：“这是北约抵达俄罗斯联邦边界时会发生什幺的第一个迹象……战火可能会在整个欧洲爆发。”然而，俄罗斯人过于软弱，无法阻止任何扩张。此外，除了波罗的海的小国，北约的新成员国没有一个与俄罗斯有共同边界。
真正的麻烦开始于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当时开始讨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成员国的身份。法国和德国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承认这些国家会过度激怒俄罗斯，但小布什政府承诺将这些国家纳入北约。这次对峙的结果是，北约没有启动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必要进程，但峰会的最终声明包括：“北约欢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欧洲—大西洋愿景。我们今天一致认为，这些国家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莫斯科立即作出愤怒的反应。俄罗斯副外长警告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这将对泛欧安全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普京指出，承认这两个国家将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据一家俄罗斯报纸报道，普京直接对小布什“非常明显地暗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它将不复存在”。
2008年8月的俄格战争应该打消了对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决心的任何怀疑。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saakashvili）坚定致力于让本国加入北约，他在布达佩斯峰会后决定，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两个分离主义地区重新合并，它们占格鲁吉亚领土的20%左右。北约成员国要求解决这些突出的领土争端，但普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他宁愿让格鲁吉亚保持弱小和分裂，决定羞辱萨卡什维利。格鲁吉亚和奥塞梯的分离主义者之间爆发冲突后，俄罗斯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进入格鲁吉亚，控制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西方对此反应甚微，导致萨卡什维利陷入困境。俄罗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但北约拒绝放弃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
将乌克兰纳入西方也涉及欧盟，就像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向东扩张一样。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8个中东欧国家（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5月与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一起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欧盟。2009年5月，就在北约宣布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一年多之后，欧盟公布了其东部伙伴关系倡议，它被描述为“欧盟与东欧邻国关系的一个雄心勃勃的新篇章”，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的繁荣与稳定，促进它们“全面融入欧盟经济”。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俄罗斯领导人将东部伙伴关系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敌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lavrov）抱怨欧盟试图在东欧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并暗示欧盟正在进行“敲诈”。事实上，莫斯科将欧盟扩张视为对北约扩大的掩护。欧盟领导人否认这些说法，认为俄罗斯也将从东部伙伴关系中获益。
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工具是努力促进“橙色革命”。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坚定致力于在此前由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促成社会和政治变革。它们的目标是传播西方价值观，促进自由民主，这意味着支持这些国家的亲西方个人和组织，这种努力得到了官方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当然，俄罗斯领导人担心乌克兰的社会工程，不仅因为它对乌克兰意味着什幺，而且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北约东扩、欧盟扩员和民主推广是一揽子紧密结合的政策，旨在将乌克兰融入西方而又不激怒俄罗斯。但它们无意中将莫斯科变成了敌人，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危机。
直接原因
这场危机始于2013年11月底，当时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了已经与欧盟开始谈判的一项重大经济协定，决定接受俄罗斯的出价。这一决定导致了反政府的抗议，并且在随后3个月里逐步升级。2014年1月22日，两名抗议者遭到杀害，2月中旬又有超过100人死亡。西方使节匆忙飞往基辅解决危机，并在2月21日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亚努科维奇继续执政，直到年底前的某个时间举行新的选举。但是，抗议者要求他立即离任，第二天他逃到俄罗斯。
基辅的新政府完全是亲西方、反俄罗斯的。此外，新政府中还包括4个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成员。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支持这场政变，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它的参与程度。比如，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nuland）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mccain）参加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而美国驻基辅大使在政变后宣称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一份遭泄露的电话谈话记录显示，纽兰提倡政权更迭，希望亲西方的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iyyatsenyuk）成为新政府的总理，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不同政治派别的俄罗斯人都认为西方的煽动者——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帮助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
对普京而言，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在2月22日政变后不久，他派兵从乌克兰夺取了克里米亚，将其并入俄罗斯。这并不困难，因为俄罗斯已经在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海军基地拥有数千名士兵。这些部队得到了另一支俄罗斯军队的增援，其中许多人没有身着军装。克里米亚是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因为当地居民中大约60%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他们宁愿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普京还对基辅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阻止其与西方站在一起对抗莫斯科。他明确表示，在让西方势力强硬地出现在俄罗斯家门口之前，他将摧毁社会正常运转的乌克兰。为此，他向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分离主义者提供武器和秘密部队，促使该国陷入内战。他还主张在俄乌边境部署大量地面部队，并且威胁说，如果基辅镇压叛军，俄罗斯将会入侵。最后，他提高了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的价格，要求立即支付逾期的款项，甚至还一度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正如他对格鲁吉亚所做的，普京正在与乌克兰打硬仗，如果乌克兰不放弃加入西方国家的计划，他有能力无限期地颠覆该国。
自由主义的有色眼镜
任何对地缘政治有初步了解的人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西方正在进入俄罗斯的后院，威胁到其核心战略利益。乌克兰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横跨攻打俄罗斯的一块巨大平原，它是俄罗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缓冲区。没有俄罗斯领导人会容忍从前的敌人的军事联盟进入乌克兰。当西方帮助在基辅建立一个决心加入这一联盟的政府时，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不会袖手旁观。
华盛顿可能不喜欢莫斯科的立场，但它应该理解背后的逻辑。大国总是敏感于本国领土附近的威胁。比如，按照门罗主义，美国不能容忍遥远的大国在西半球任何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更不用说在其边界部署军事力量。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建立一个惊人的联盟，试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支持想要加入这一联盟的政府，华盛顿会感到愤怒。抛开逻辑不谈，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告诉西方国家，他们不会容忍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扩张，也不会容忍任何试图使这些国家反对俄罗斯的努力——2008年俄格战争应该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信息。
西方官员声称，他们努力缓解俄罗斯的恐惧，莫斯科应该理解北约对俄罗斯没有敌意。除了否认其扩张是为了遏制俄罗斯之外，北约还没有在任何新成员国的领土上永久部署军事力量。2002年，为了促进与莫斯科的合作，它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机构。为了进一步安抚俄罗斯，美国于2009年宣布，新的导弹防御系统将部署在欧洲海域的军舰上，至少在最初不会部署在捷克或波兰领土上。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俄罗斯仍然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尤其是扩展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终决定是什幺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是俄罗斯人，而不是西方。
西方精英对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国际政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们认为，在21世纪，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学变得无关紧要，一个“整体自由的欧洲”可以完全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包括法治、经济相互依赖和民主化。按照这种叙事，美国非常适合领导这个新世界的建立，因为它是一个仁慈的霸主，不会威胁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
把欧洲变成一个巨大安全共同体的宏伟计划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但这场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北约扩张时就已经播下。专家和决策者们提出了各种支持和反对扩大的论断，但他们从未达成共识。美国的大多数东欧移民和他们的亲属强烈支持扩张，因为他们希望北约保护波兰和匈牙利等国。一些现实主义者赞成这项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遏制俄罗斯仍然是必要的。但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反对扩张，因为他们认为不需要遏制一个人口老龄化、经济单一的衰落国家，他们担心扩张会强烈刺激莫斯科从而制造麻烦。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北约第一轮扩张后不久，乔治·凯南（georgekennan）这位美国传奇外交官和战略思想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俄罗斯人将逐渐作出对立的反应，这会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这完全没有理由。没有人对其他人构成威胁。”
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包括克林顿政府的许多主要成员，都赞成北约东扩。他们认为冷战终结改变了国际政治，在新的后国家秩序中，几个世纪以来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个新世界里，美国不仅是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albright）所说的“不可或缺的国家”，而且是一股永远不会让任何理性领袖感到恐惧的力量。2004年2月，美国之音记者评论说：“大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应该不会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长期威胁。他们指出，拥有稳定和安全的邻国可能会增强俄罗斯的稳定和繁荣，有助于克服冷战时期的旧恐惧，并鼓励苏联的卫星国以更积极、合作的方式与俄罗斯接触。”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内部的自由派赢得了北约扩张的斗争。随后，他们很容易地说服欧洲盟国支持扩大。事实上，考虑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成功，西欧精英们可能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地缘政治不再重要，一个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秩序可以维持欧洲的长期和平。在20世纪结束时，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的欧洲盟国的共同目标是促进东欧国家的民主，增进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其嵌入国际制度之中。其最终目标是让整个欧洲大陆看起来像西欧。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者如此彻底地控制了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以至于北约的进一步扩张在西方几乎没有遭到现实主义者或任何人的反对，即使这个联盟在未来成员国问题上其实采取了敞开大门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主导了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思想。比如，在2014年3月一次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演讲中，奥巴马总统反复谈到了激励西方政策的“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常常受到更古老、更传统的权力观的威胁”。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在21世纪，你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行事，以完全捏造的借口入侵另一个国家。”
总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始终根据不同的操作手册行事。普京和他的同胞一直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而西方领导人则坚持教科书中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及其盟国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没有结束迹象的重大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发现很难与独裁国家开展外交。
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
国外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内的自由主义，那些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国家总是破坏自己国内的自由主义结构。主要原因很简单：一个在国外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以开展无休止的战争，并以自己的意向监控和塑造世界。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体制几乎总是威胁到国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开国元勋们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战争道路上保持自由。”
军事化的自由主义国家必须依靠保密，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必须欺骗自己的人民，这一点在它们的国家安全特工看来是习以为常的。当这些特工认为让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必须要这幺做的时候，这种本能也会破坏个人权利和法治。频繁发动战争的自由主义国家通常也会以与自己的法律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冲突的无情政策来对待对手。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打了七场战争，从“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月以来一直在打仗，而且战争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所有这些冲突使得1991年苏联解体时存在的强大国家安全体制如今变得更加强大。
保密与欺骗
在国内层次上，要使自由民主有效运行，透明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要让选民作出明智的决定，还要允许媒体和外部专家评估政府政策，参与到有效运转的思想市场之中。这是任何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要素。它有助于公民在决策者犯错或参与犯罪行为时追究其责任。从定义上讲，保密就是限制透明，这意味着太多的保密很容易破坏自由民主政权。
毫无疑问，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需要保密。然而，对于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最大限度地减少秘密和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是必要的。但是，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有着相反的效果，部分原因是任何这幺做的国家都有强有力的动机去限制对手获取其政策、战略和武器的相关信息。有时甚至对盟国隐瞒信息也是有必要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越雄心勃勃，就越有理由对朋友和敌人隐瞒秘密。自由主义国家也喜欢保密，因为它有助于保护领导人免受国内批评，使其更容易推行可能引起争议的政策。对于记者和学者而言，如果他们对一项政策一无所知，对其提出批评以及最终加以制约就很困难。最后，如果决策者选择的政策出错，或者奉行一项政策导致他们违法，他们就希望规避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众不知情。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保密表现出浓厚兴趣，因为它们非法地或至少是可疑地监视美国公民，试图向公民、国会和法院隐瞒情况。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如此决心惩罚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的原因之一，而且更一般而言，这也是他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向记者和泄密者开战的原因。他还不遗余力地掩饰美国参与叙利亚内战的程度，尽可能少地泄露有关无人机打击的信息。奥巴马声称他管理着“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如果这是真的，那幺应该归功于那些违背他坚守政府秘密承诺的记者和告密者。
高度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有害后果是，在试图激励公众支持海外军事行动时，它给领导人提供了许多说谎的机会，或者至少是歪曲事实的机会。这种行为明显地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威尔逊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宣传运动，以动员公众支持抗击德意志帝国的情绪；冷战时期，夸大苏联威胁是司空见惯的；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发起了一次非常有效的欺骗行动。
欺骗行动包括三种行为：说谎、推销和隐瞒。说谎是指决策者作出一个他明知道是虚假的声明，希望别人会认为这是真的。推销是一种更常见的欺骗形式，它是指领导人讲一个只强调某些事实的故事，或淡化或忽略其他事实，目的是推销或捍卫某项政策。没有提供完全准确的解释。换言之，推销涉及夸张和扭曲，但不是说谎。隐瞒是指抑制可能会损害或削弱其所偏好政策的信息。显然，这种形式的欺骗与保密的关系最贴切。
具有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议程的自由主义国家倾向于从事欺骗行动，因为在战争中激励人们战斗和牺牲并不容易。像国家一样，个人有着强烈的生存动机。推销自由主义战争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最终不是为了打击对一个国家生存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权利或传播自由民主。让人们为这些自由主义的目标去战斗和牺牲并非易事。领导人总是试图欺骗他们的公众，让他们选择参加战争。
政府在试图隐藏非法或者在宪法上可疑的活动时，也会欺骗公众。比如，2013年3月12日，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jamesclapper）在国会被问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是否收集了任何形式关于数百万或数亿美国人的数据？”他回答说没有。很快就表明他说谎了，他在6月被迫向国会承认：“我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为此我道歉。”后来，他说他以“至少不真实”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向国会撒谎是重罪，但克拉珀并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解雇。
普遍的混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不诚实的有害文化，这会严重损害任何一种政体，尤其是自由民主政体。说谎不仅让公民难以就候选人和议题作出明智的选择，而且还会破坏决策制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彼此信任，处理公务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此外，在一个歪曲或隐瞒真相习以为常的世界里，法治遭到严重削弱。任何有效运行的法律体系都要求公众的诚实和信任。最后，如果说谎在自由民主中变得普遍，它可能会疏远公众，使公众对政治秩序失去信心，为独裁统治打开大门。
破坏公民自由
一个不断备战和作战，并且宣称使用武力的好处的自由民主国家，最终可能会侵犯处于自由主义社会核心的个人权利和法治。在诸如战争等国家紧急情况下，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压制对其政策的批评。他们往往对内部的敌人深感忧虑，其中可能包括不忠诚的公民，甚至是外国人。恐惧是主旋律。怀疑的气氛总是导致政府以限制个人权利和以非自由的方式监视公民，通常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领导者不会这样行事，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一旦危急时刻（或者人们所认为的危急时刻）要在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作出权衡取舍，决策者几乎总是会选择安全。一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必然是生存，因为如果它无法生存，它就不能追求其他任何目标。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充分证据包括：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非自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压制反战声音，这场冲突后立即爆发的声名狼藉的“红色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关押日裔美国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
考虑到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界对外国威胁的过度恐惧，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奉行削弱国内公民自由的政策。在此依次讨论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涉及隐私权，因为它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授权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法官授权，政府不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的信息。通常，为了获得搜查令，调查人员必须出示认为某个人可能从事非法活动的理由。即使政府认为某人是危险的或有违法行为，通常也不能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毫无疑问，从“9·11”事件后不久到2007年1月，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了未经授权的监视。由于爱德华·斯诺登，我们才知道，政府（主要是国家安全局）也搜索和存储了大量电子邮件和基于文本的信息。虽然法律限制了出于外国情报目的而对国际通信进行监听，但国家安全局仍然收集了美国公民之间的国内通信。政府还定期收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跟踪“电话元数据”，其中包括通话方的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地点和时间。我们很难不同意参议员罗恩·怀登（ronwyden）的评论：“政府收集守法美国公民信息的权威本质上是无限的。”
为了进行这种监视，政府经常从一个被称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intelligencesurveillancecourt）的秘密法庭获得授权。但这一过程存在明显的透明度和可信性问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虚拟的橡皮图章：在1979年至2012年期间，它收到了近3.4万个在美国进行电子监控的请求，拒绝了其中11份。此外，几乎不可能挑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裁决，不仅因为这些裁决是秘密的，而且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人参与诉讼。而且，当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证据被用于联邦刑事诉讼时，如果司法部长按照惯常做法证明，披露这些证据会危害国家安全，被告及其律师都无法获得授权申请。当联邦上诉法院裁定国家安全局收集大量数据是非法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指示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忽略这一裁定。
第二个涉及破坏公民自由的政策的案例与正当程序有关，它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核心，也是法治的支柱。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正当程序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同样适用于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传统的正当程序概念已经变得荒唐可笑。2002年1月，当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始扫除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可疑恐怖分子时，小布什政府在关塔那摩湾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古拉格集中营，强烈抵制被拘留者争取正当程序的努力。自古拉格集中营开办以来，有779人被监禁在那里。奥巴马总统誓言要关闭它，但并没有这幺做，而且它仍然是一个正当程序的泥潭。截至2017年1月，仍被关塔那摩监禁的41人中有5人已被批准释放，但仍然受到监禁，这是该监狱的常见模式。由于证据不足，26名囚犯不能被起诉，但是政府拒绝释放他们，因为政府将他们视为安全威胁。这种肆意的、史无前例的无限期拘留政策公然违反了最常见的正当程序理念。
更糟糕的是，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一项臭名昭着的特别引渡政策，将高价值囚犯移送到那些不关心人权的国家，比如埃及和叙利亚，接受酷刑和审讯。中央情报局似乎也在其欧洲的“黑点”以及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对囚犯施以酷刑。这项政策显然违反了禁止酷刑的美国法和国际法。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在开放社会司法倡议（openso-cietyjusticeinitiative）负责国家安全和反恐项目的阿姆里特·辛格（amritsingh）所说：“秘密拘留计划和特别引渡计划是高度保密的，在美国境外进行，目的是将被拘留者的审问置于法律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总之，非法拘禁和非法酷刑的政策不仅颠覆了法治，而且共同阻止了未来法治的恢复。
这种可耻的情况让人联想起第三个案例。因为奥巴马政府既不能起诉也不能释放关塔那摩的在押人员，所以它对抓获新囚犯和对他们进行无限期拘留没有兴趣。因此，奥巴马和他的顾问们显然决定在发现可疑敌方战斗人员的地方暗杀他们。虽然杀死嫌疑犯肯定比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并使其长期处于法律泥沼更容易，但这项新政策的影响可能更加有害。
当然，无人机在这些暗杀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奥巴马有一份被称为“处置矩阵”的杀戮名单，每周二在白宫都会举行一次会议，从名单中选定下一名受害者（被称作“恐怖星期二”）。奥巴马政府对这一战略的重视程度反映在从2002年11月开始到2013年5月的无人机打击分布上。迈卡·曾科（micahzenko）报告称：“大约有425起非战场目标杀人事件（95%以上是无人机杀人事件）。大约50次发生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375次（数量还在上升中）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正如记者汤姆·恩格尔哈特所说：“曾经，名单之外的暗杀是总统试图否认的一种罕见的国家行为。现在，它是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总统主要作为刺客的角色几乎已被公开宣传为一种政治优势。”
根据法律，这种暗杀策略几乎没有为正当程序留有任何余地。中央情报局甚至被授权杀害那些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只是表现出可疑行为的年轻人，不管这种行为是什幺。从数千英尺以上的高空很难清楚地识别目标。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无人机杀死无辜平民的案例。虽然很难得到确切数字，但至少10%到15%的受害者似乎是平民。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hayden）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披露了奥巴马暗杀战略的误区：“目前，地球上没有一个政府认同我们进行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除了阿富汗和以色列。”个人权利和法治在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并且沉溺于战争的国家并不走运。
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试图确定“为什幺这幺多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最后却犯了如此悲惨的错误”。他的重点是灾难性的国内计划，比如苏联的集体化（1928—1940年）。但是，我相信斯科特的论点也适用于国际政治。有人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霸权失败的概率更高，因为它涉及的社会工程是在外国，而不是在国内。
斯科特主张，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灾难都是由“乌托邦式的伟大社会工程计划”造成的，这种计划依赖于“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霸权似乎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条件。它寻求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会工程，这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斯科特说，一个高度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好被视为一种强大（甚至有人会说是肌肉发达的）自信：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的扩张，人类需求的日益满足，对自然（包括人性）的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与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相适应的对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再次，自由主义霸权——带着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经济市场优点的信心，以及利用国际机构来提供各国更容易理解的标准代码——是最佳人选。
根据斯科特的说法，灾难性失败需要两个额外的因素：“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实现这些高度现代化设计的威权国家”和“一个缺乏抵抗这些计划的能力的孱弱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代表着根本不同的政治形式，但这种区别在国际领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强大的自由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有利于自身的安全，那幺它可能会专注于强迫其他国家。当自由民主国家感到严重威胁时，它们很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让自己呈现出威权国家的许多特征。
此外，公民社会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对应物。人们听到的关于“国际社会”的所有言论——意味着全世界公民团结起来抵抗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只是空洞的言辞。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没落了。民众的抵抗几乎不会阻止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国将高度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弱国。当然，十字军式的国家可能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但这不足以阻止它试图实现建立一个对民主国家而言安全的世界这一雄心壮志。
随着“9·11”事件尘埃落定，斯科特提到的所有要素在美国都稳固地存在。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利用美国军队推翻政权并将民主带到大中东地区的政策，但这个地区几乎没有民主经验。小布什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尽管奥巴马总统比上一任总统更加谨慎，但他仍然延续布什推翻非自由主义政权的政策，试图促进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这两位总统不仅在每个关头都遭遇失败，而且他们的政策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广泛的杀戮和毁灭。
我们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可能会失败，而且失败的代价非常高昂。然而，即使是那些认识到风险的人有时也会认为这种努力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