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喜欢，都能愉快地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如果不被他人喜欢，我们就会产生怨恨的感觉。对儿童来说，感觉到自己被人需要，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对他的和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样的特殊性质，才使人对爱的需要成为病态的需要呢？
我认为，武断地把这种需要称之为幼稚的需要，不仅错怪了儿童，同时也忘记了：构成对爱的病态需要的那些基本因素，实际上与所谓的幼稚行为并无任何关系。幼稚的需要和病态的需要只有一种共同点，即他们的无能为力感；而且就是这一点，在两种不同情形中也有着不同的基础。除这一点之外，对爱的病态需要乃是在完全不同的先决条件下形成起来的。再说一遍，这些先决条件是焦虑、不被人爱的感觉、不能够相信任何爱的状态，以及针对一切人的敌意。
因此，在对爱的病态需要中，第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特征，乃是这种需要的强迫性。只要一个人是被强烈的焦虑所驱动，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用简单的话说，对于神经症患者这意味着，爱的获得并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的力量源泉或欢乐源泉，而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种是“我希望被爱，我因为被爱而感到愉快”，另一种则是“我必须被爱，为此我不惜任何代价”。或者，这种区别就在于：一种人进食是因为他胃口特别好，能够充分享受美食的乐趣，在选择食物上极其讲究；另一种人进食则是因为他饿得半死，必须不加选择地胡乱充饥，而且不惜任何代价。
这种态度必然导致过高评价被人喜爱的实际意义。实际上，让所有人都喜欢我，这一点并不如神经症病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只让某些人喜欢我们，例如让那些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必须与之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人，我们希望获得他的好印象的人喜欢我们，这一点或许事实上十分重要。除这些人之外，我们是否被他人喜欢，一般说来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从神经症病人的感觉和行为来看，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幸福和安全仿佛都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被人喜爱似的。
他们的这些愿望可能不加选择地附着在任何人身上，从理发师或宴会上遇见的陌生人，一直到同事、朋友、一切女人或一切男人。因此，一个问候、一次电话或一种邀请是十分热情还是略显冷淡，都可能改变他们的整个心情，改变他们对生活的全部看法。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他们不能独处，他们中有的可能因为孤独而略感烦躁，有的则可能因为孤独而产生强烈的恐惧。我指的并不是那些本来就百无聊赖的人，只要一个人独处一隅就觉得索然无味；而指的是那些聪明机智、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在不是孤独一人的情况下都能充分享受生活。例如，我们常常看见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只有在身边有许多人在场时，才能够工作；而如果要他们独自一人工作，他们就会感到不舒服不愉快。当然，这种需要有人陪伴的态度中还包含别的种种因素，但总的情形却体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焦虑，体现了对爱的需要，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体现了某种与人接触的需要。这些人有一种在人世中漂泊无依、孤苦伶仃的感觉，因此与他人的任何接触，对于他们都可能成为一种安慰或拯救。我们常常发现，例如在实验中，这种不能独处的状态往往伴着焦虑的增长而加剧。有些病人，只要当他们感觉到他们置身在自己设置的保护墙后面，他们就能够一个人独处；但一旦他们的保护设施被精神分析有效地攻破，某种焦虑随之而起，他们就会突然发现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孤独状态。这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损伤，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对爱的病态需要可能会集中在某个个别的人身上，例如集中在丈夫、妻子、医生、朋友身上。如果是这样，则那个人的忠诚、关怀、友情乃至那个人的在场，都会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却具有一种悖论的性质。一方面，神经症病人需要他人的关注和在场，他害怕被人讨厌，一旦别人不在身边他就会觉得受到冷落；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他却丝毫也不感到幸福。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矛盾，他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但是，根据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现象，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表示真正的爱，而仅仅表现出对于安全感的需要，即通过他人就在身边这一事实来提供一种安全感（当然，真正的爱和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而追求爱，这两种感情也可能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一定相互吻合）。
对爱的渴望也可能局限在某些团体、某些人群的范围内，很可能是局限在具有共同兴趣和共同利益的人当中。例如局限在政治或宗教团体中，或者局限在某一性别的人身上。如果这种对安全感的需要局限于异性身上，那么这种情形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好像是“正常的”，而且那些与此相关的人也会辩解说这是“正常的”。例如，有这样一些女人，一旦她们身边没有男人，她们就会自叹命薄、烦躁不安；她们会对某个男人产生爱情，过不了多久又中断这种爱情，然后又再次自叹命薄和烦躁不安，又再次对某个男人产生爱情。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并不是对爱情、对男女关系的真正渴望。这一点表现在这些关系中充满了冲突与不满。这些女人几乎是不加选择地追求任何男人。她们只希望有一个男人在自己身边就行，而对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并不真正喜欢。在通常情况下，她们甚至不能得到生理上的满足。当然，事实上整个情形还要复杂得多，我所强调的，不过是焦虑和爱的需要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罢了。
在男人身上也可以发现相同的类型。这些人有一种希望被任何女人喜欢的强迫性心理倾向，一旦与男人们待在一起，就会感到坐立不安。
如果这种对爱的需要集中在同性的人身上，它就可能成为潜在的或明显的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通向异性的道路被太多的焦虑所阻塞，则对于爱的需要就可能指向同性。不用说，这种焦虑并不一定显现出来，而可能隐藏在对异性的厌恶感或冷淡感背后。
由于获得爱是如此重要，因此自然而然，神经症病人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往往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最普通的付出代价的方式是一种顺从的态度和情感上的依赖。这种顺从态度可能表现为不敢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不敢批评他人，只对他人表示忠诚、赞赏和驯顺。如果这种类型的人一旦允许自己对他人有所批评，有所针砭，他就会焦虑万分，诚惶诚恐，哪怕他的批评和针砭根本就是无害的。这种顺从态度可能如此过分，以致神经症病人不仅窒息了他的攻击性冲动，而且扼杀了他的一切自我肯定的倾向。他会任自己被人辱骂，会做出任何牺牲，而不管这会对自己多么有害。例如，他这种自我否弃的倾向可以表现为患糖尿病的愿望，只要他需要得到其爱的那个人是专门从事糖尿病研究的，那么患这种病就意味着有可能赢得他的注意。
与这种顺从态度十分类似而且往往相互交错在一起的是感情上的依赖性。这种感情上的依赖，来源于神经症病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即总想紧紧抓住某个能提供保护性许诺的人。这种感情上的依赖，不仅可以导致无尽无休的痛苦，甚至可以因此而完全毁掉一个人。例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往往有些人会完全无能为力地依赖他人，即使他充分意识到这种关系极不可靠也是如此。如果他得不到一句亲切的话、一个友好的笑，他就会觉得整个世界仿佛都要崩溃了似的；如果他的一个电话久等不来，他就可能突然产生严重的焦虑；如果别人一直不来看他，他就会感到万分凄凉。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摆脱这种关系。
这种感情上的依赖，往往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在一个人完全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大量的怨恨。依赖他人的人会因为自己遭受奴役而产生怨恨。他怨恨自己不得不顺从他人，但出于害怕失去他人的恐惧，他又不得不一如既往地继续顺从他人。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状况的乃是他自己的焦虑，所以他自然而然地会把他这种受奴役的状态，想象成是他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怨恨必须受到压抑，因为他迫切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而这种压抑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焦虑，并随之而产生对于安全感的新的需要，从而强化了依附他人的内在冲动。这样，在某些神经症病人身上，情感上的依赖会产生一种非常现实甚至完全正当的恐惧，这就是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毁于一旦。当这种恐惧变得非常强烈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借脱离他人，不依附任何人来保护自己，对抗这种感情上的依赖。
有时候，这种依赖态度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些这样的痛苦经验以后，一个人往往可能盲目地反抗一切与这种依赖大体相似的态度。例如，一个经历了多次恋爱的姑娘，每一次恋爱都以她拼命要依附对方而宣告结束，最后她发展到对所有男人持疏远的态度，只是把他们玩弄于自己股掌之上而不动任何真情。
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神经症病人对待精神分析医生的态度上。利用分析治疗的时间来获得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本来是符合病人自己利益的事情，但病人却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利益而企图取悦于医生，以此赢得医生对他的注意和赞赏。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尽快地结束治疗——因为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他会遭受一些痛苦，承担某些牺牲；或者，因为他时间非常有限，不能保证经常来治疗——但这些理由有时却似乎与病人毫不相干。他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故事，其目的只是为了从分析医生那里得到一种赞许的反应；或者，他会设法使每次治疗都令医生感到有趣，设法使医生感到高兴并向他表示赞赏。这种情形可能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病人的联想甚至梦境都受这种希望引起医生注意的愿望支配。或者，他可能变得迷恋于医生，自信他除了医生的爱以外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需要，并企图以他感情的真挚来打动医生。这里也清楚地表现出病人对对象不加选择的倾向，他仿佛认为每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都堪称人类价值的楷模，或完全符合每个病人的个人期待。当然，精神分析医生有可能是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爱上的人，但即使是那样，也仍然不足以说明精神分析医生在感情上对病人具有的无比重要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指的就正是这样一种现象。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移情作用应该涉及病人对医生产生的全部非理性反应之总和，而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依赖。这里，问题主要并不在于为什么这种依赖会发生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这种保护的人会紧紧抓住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任何朋友或家庭成员不放。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依赖特别强烈？为什么它如此频繁地发生？答案比较简单：除其他作用外，精神分析往往能够攻破病人建立起来的对抗焦虑的壁垒，因而就能激发潜伏在这些保护墙后面的焦虑。正是这种焦虑的增长，导致了病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紧紧抓住精神分析医生不放。
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这种依赖不同于儿童对于爱的需要。儿童之所以比成人需要更多的爱、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是因为他比较缺乏生活能力，在他的这一态度中并不存在任何强迫性因素。只有已经变得忧心忡忡的孩子，才会寸步不离地依附于自己的母亲。
对爱的病态需要的第二个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儿童对爱的需要，这就是这种需要的永不知足。的确，一个孩子也会纠缠不休地要求太多的注意和关心，以便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他确实受到父母的宠爱，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一个病态的孩子。而一个健康的孩子，由于从小生长在一种温暖可靠的家庭气氛中，毫不怀疑自己确实为父母所喜爱，所以也就不需要不断地证实这一点。而在他需要帮助又得到帮助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心满意足。
神经症病人永不知足的态度，可以从总体上体现出一种贪婪的性格特征，表现在狼吞虎咽、拼命购买、贪多务得，以及急不可耐等方面。这种贪婪大多数时候都受到压抑，但可能突然爆发出来，例如，有一个人平时在购买衣服的问题上总是十分节俭，但在一次焦虑发作的状态中，却一口气买了四件大衣。总之，这种贪婪既可以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表现为海绵吸水般的巧取，也可以以一种较为凶猛的形式，表现为章鱼般的豪夺。
这种贪婪的态度，以及其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随之而来的抑制作用，通常被称之为“口唇欲”态度而在精神分析文献中有过精彩的描述。尽管构成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假设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把种种孤立的倾向整合成综合的症候群，但认为所有这些倾向都发源于口唇快感，这一假设却是大可怀疑的。固然，贪婪往往表现在对食物的需求和吃东西的方式上，就像它同样也表现在梦中一样——这时候它可能以更加原始的方式表现同一种倾向，例如在吃人肉的梦中——但这些现象却并不能证明：我们因此而必须把它们归结为本来意义上的口唇欲望。因此，另一种假设似乎更站得住脚，这就是，通常，吃只不过是满足贪婪感的最佳手段，不管这种贪婪感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吃乃是表现贪得无厌的欲望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