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这俩人是《西厢记》里比较单一的角色，在《西厢记》中，她们只是以一种姿态与面貌存在，所以对她们的生命颜色的判断也要相对容易一点。之所以把红娘说成是绿色的，一则因为在《西厢记》中，她是陪衬崔莺莺这朵红花的绿叶；二则因为绿色富有生机，而红娘正是一个活泼生动的角色；三则绿色代表“允许通行”，正是这绿色的她，不断为张生和崔莺莺奔走，为他们的爱情亮起了绿灯。之所以说崔母是灰色的，一则因为她出场较少，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并不具备鲜明的生命颜色，故而只能是低调的灰色；二则因为她是封建传统及旧家长的代表，始终给人一种厚重、严肃的感觉，所以是灰色的。
三、故事套路与套路故事的生命力
倘若将《西厢记》全部译成白话（或者也可说是“单纯提取其故事”），给任何一个人看，我想他们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跟我之前读过的故事很像，主人公的生命轨迹差别不大。的确，《西厢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张生晓梦迷上了蝴蝶，然后虽有阻碍仍不懈追求，终于团圆。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最常见、最普通的模板，而且还延伸到了当代社会，并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类似的小说、电视剧极其多见）。但是，无论是套路化的《西厢记》还是模式化的小说、电视剧，都深得读者看客的喜欢，这似乎有点悖于常理，让人不禁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国人独特的而且是民族性的审美心理。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能被创造？因为作者喜欢并能驾驭这种套路。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会受到欢迎？因为看客喜欢这种套路。套路化的故事为什么会被创造？因为作者喜欢这种套路，看客喜欢这种套路，而且作者知道看客喜欢这种套路。为什么作者与看客喜欢这种套路？因为这种套路对应了他们共有的、独特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聚居生活在同一个并且是独特的地域，受同一种并且是独特的自然环境、自然风格影响，从事同一种并且是独特的劳动，又刺激了主体身上同一个反应区而生成的。
其次，这种套路本身是经典的。男女相遇、相知、相爱，爱到半路突然出现一个不好跨越的阻碍，这个阻碍阻碍了他们自由相爱但又不能完全隔断他们的相爱，于是他们一边对抗阻碍并被阻碍所害，一边继续相爱并且更加相爱。最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上天——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轨迹终于让读者看客得到了满足，于是看客们开始期待下一个满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美好—挫折—美好”的套路，因其本身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打败了其他故事模式并被确立为主流模式，继而作为一种经典范式被贯彻、执行、享受。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套路本身之所以是经典的，本质上还是因为它对应了国人独特的、民族性的审美心理。当然，我也不否认这种套路在民族性审美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作用，也就是说，在民族性审美心理最终形成之前，在这种经典范式成为一种经典范式之前，两者应该有过互动。
再次，应归功于套路、模式下不同的具体遭遇。套路虽然是相同的，生命轨迹虽然是相同的，但具体遭遇可以并且应该是不同的。比如最初的相遇相识，可以变换一下时间、地点、方式或风格，再比如他们遇到的阻碍，可以是贫穷、健康，也可以是家庭或其他具体的问题。但不管具体遭遇怎么变，基本的生命轨迹是不会变的。这种不变下的小变、大不变下的小改变，既可以满足人们大方向上的审美要求，也可以排遣他们在局部与细节上的审美疲劳。
四、余论
中文系的老师们编过一套名为“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的书，意图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拓宽视野，从不同的维度切入来解读经典。我之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并把题目取作“多维视野中的《西厢记》”，正是受到了各位老师的启发。正如我在前文中说的那样，《西厢记》是一部“复杂”的作品，我们应该让它成为多维视野的对象。浙江大学在2006年就开始尝试大类培养，所以具备多个知识背景，能从不同维度入手来阐释经典的学生应该不少，我期待读到更多——多维视野中的《红楼梦》、多维视野中的《呐喊》、多维视野中的《尤利西斯》。
（该文为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校园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作者时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注释
[1]（清）曹雪芹：《红楼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页。
[2]（清）曹雪芹：《红楼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5页。
[3]（元）王实甫：《西厢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4]（元）王实甫：《西厢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5]（元）王实甫：《西厢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6]（元）王实甫：《西厢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7]（元）王实甫：《西厢记》，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