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毫不退让：“瞧，这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认为问题远比你所想的复杂，也绝不只关乎克劳迪娅，而是和你们全家每个人都有关联。”我直视着布莱斯太太，心中却有些迟疑，我知道要是逼得太急，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但我又知道必须这么做。“也许你们无意于我们谈论的这个主要任务，我们也不能替你们做决定，但我们确实需要你们全家都在这儿。”接下来是很长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
“我同意。”卡尔平静地添上一句，以此结束了我们的争执。
母亲的语气软化下来，略带不满地说：“你们说起来容易，但我这个做母亲的却得日夜操心。”她的怒气又上来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回去，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坦白说，我实在很担心。”
卡尔也不耐烦起来：“但是你没搞清楚的是，如果情况真的这么紧急，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丹，让他一定来？我在电话里讲得很清楚，除非全家都到齐，否则我们没有必要面谈。”他稍微舒缓一下语气：“是不是我说得不够清楚？”
“你说得很清楚。”卡罗琳泄了气，“是丹没遵守约定。”
卡尔平和地微笑着：“这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让我来解释看看。”他的语气已经变得很友善，也很有说服力。“我的看法是，丹的缺席并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复杂的潜意识作祟，他是被全家选择为待在家里的那个人。这样你们就不用全家一起面对这件事，而且也可以趁机确认我们说‘要全家参与’是不是认真的。”
“被选择？”她带着怀疑的语气问。
我解释道：“很可能你和你先生的语气让他觉得来不来都行，不用那么认真。”我看得出来她开始觉得责任重大。“我们并不是要责怪你，事实上整个家庭都对这次全家治疗感到不安，丹不过是代表了大家而已。”焦点转移之后，她似乎自在多了。
大卫·布莱斯以平静、理性的口吻加入谈话：“我不太清楚你说这些话的意思，问题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大家都很担心克劳迪娅，也绝对有理由担心她。”
1.3企图自杀的女儿
我可以感觉到眼下丈夫和妻子正在联手对抗我们，也意识到，从刚才到现在，卡罗琳并不只是在为她个人的观点和我们争论，事实上，这对夫妻早就在潜意识里一致同意了将焦点放在“有病”的女儿身上。他们对克劳迪娅的“担心”，并不是那么充满爱意，在关心的表面下其实潜藏着无情的攻击。他们谈到克劳迪娅时，她看起来很尴尬不安。
在面对家长指责我们拖延面谈时，多少都得打个圆场。我转向父亲大卫：“你可以说说看为什么不能把面谈延期到明天吗？如果真是那么紧急的话，我们可以找出时间见面。你是怕她会离家出走，还是怕她会自杀？”
“第二种情形就是我最担心的。”父亲说。
“对！”母亲也轻声附和。真是进退两难！给我们的选择是放弃对全家一起治疗的坚持，或是面对克劳迪娅自杀的可能性而不加理会。与这家人互动的时间越多，我们就越难避免开始治疗，可是除了尽力处理自杀的问题外，我们似乎别无他法。
“你说呢？”卡尔转向克劳迪娅，“你会自杀吗？”那女孩被这么直接的问题吓了一跳。她面色苍白，看起来既紧张又生气。
“我是想过。”她神秘的语调令人不得不追问下去。
“回答我的问题，”卡尔说，“你想自杀吗？或者说你觉得今天晚上有可能自杀吗？”
她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像远处的汽车突然反射了一下阳光。“现在不会，”她停了一会，“但我曾经想过。”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她能把这个想法一步一步讲得很清楚，那么显然我们面临的威胁就更大。
“我不知道。也许吃安眠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方法。”我不喜欢她被动的语气。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卡尔温和地提醒她，“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就自杀？”
“没有。”克劳迪娅回答得很肯定，然后很生气地瞪了父母一眼。“只要他们暂时不来管我。”
卡尔转向我，“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你对克劳迪娅有何看法？”
他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但这个时候确实是讨论的恰当时机。我停下来整理思绪时，感觉得出他们一家都在审视着我。现在已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卡尔和我都得站在一起。“我觉得克劳迪娅是个很有生命力的女孩，我很欣赏她能生气，能与父母抗争，而不是一味地把气往自己身上撒。我觉得克劳迪娅的压力很大，自杀在目前只是可能的选择，还不到非做不可的地步。自杀的想法，似乎正是她和父母间冲突的一部分。”
我总结道：“我不觉得她会自杀。”这番话似乎使克劳迪娅看来轻松了一些。
卡尔回头转向布莱斯夫妇：“我赞成格斯的意见。也许我无法信任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单方面的观点，但我相信我们一致的观点。”他深深吸了口气，再呼出来，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你们回家想想是不是愿意以一个家庭的身份来这里，如果愿意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约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真有必要的话星期六也可以。”
父亲用命令式的语气回应了这个问题，刚才在会谈中他一直隐藏的态度现在终于显露了出来，“不必回家再想，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时间定下来。”然后转向他太太：“你觉得呢？”
“对。”她说。听起来有点惊慌失措，又仿佛松了口气，“你们上午有空吗？”
“我们会空出来。”卡尔回答得很肯定。
“你怎么样？”他问我，“你有时间吗？”由于我只有9点有空，所以卡尔同意将他原定于9点的预约挪了挪。
时间确定了之后，每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我也是在这紧张的情势缓和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在这场家庭战争中陷得多深。就在他们一家人起身要离开时，卡尔又做了件意料之外的事。他挨着劳拉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和她说话，“你怎么看这件疯狂的事？”他用亲切的口气问她，“你觉得我们可以并肩一起解决好这件事吗？你呢？你愿意参加吗？”
劳拉看看她妈妈，想知道她的反应，卡罗琳只是报以微笑。大家有一半人站着，一半人坐着，每个人都觉得这段对话很有意思，但也有点迷惑不解。“我不知道，”小女孩迟疑了一下，然后她总算鼓起勇气又说了一句：“可是我不喜欢他们吵架。”
“你觉得你和我可以教他们怎样去爱吗？”卡尔问，“我觉得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去爱了，如果你和我一起合作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教教他们。”
劳拉觉得很难为情，但她也很喜欢卡尔，忍不住对着他笑。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握手开始。你想和我握手吗？”卡尔把手伸向她，她也伸出自己的手。
“很好，我很喜欢。”他说。于是面谈到此结束。虽然卡尔事先并没打算坐下来和劳拉说话，完全是突然有感而发，但这一刻却让我们获益良多。家庭的成员可以看到，除了能为他们增加力量之外，我们还能提供温暖。
1.4结构之战
幸好大部分的家庭都不会在第一次面谈时就让我们面临这样的危机，不过许多家庭在面谈时都会因成员的问题而发生争执。各式各样的挑战都在预料之中，我们称之为“结构之战”（thebattleforstructure）。
卡尔要求布莱斯全家都来参加治疗时，他们家里每个人都立刻知道了这样做的意义。这意味着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会暴露出来：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东西都会同时在一个地方，被一个陌生人审视介入，这对他们来说太恐怖了。在潜意识作祟下，他们选择把丹留在家里以试探治疗师：我们真的需要他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场吗？如果他们不带丹来，我们会屈从让步吗？
他们想借这样的策略占得上风。如果我们在处理家庭的反抗时显得犹豫或信心不足，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不值得信赖，也无力解决家中存在的激烈矛盾。但是如果我们很果断、很坚定，他们就会认为，也许我们有办法应付那些他们直觉中很早就该公开的压力。总之，他们会通过某种途径来试探我们有多大能耐，同时，他们也会借此拖延时间，以免太快面对那种神秘的紧张状态，那种全家聚集一起的要命时刻。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逃避一场左巴（zorba）所谓的“大灾难”。
丹也一定有他自己的疑惑，“我到底有多重要？”身为布莱斯家老二的他自问，“没有我，我们整个家也能改变吗？”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有次面谈时，一位母亲说：“我就是弄不懂，每次家里有个人不在时，我们都能相处得很好，但只要那个人一走进屋里，家里就会天翻地覆。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家庭治疗师得花上许多工夫才能让家庭成员明白家庭是一个整体，明白有一个家庭系统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先一步将面谈全家的理论解释给布莱斯家听，但“解释”在那种焦虑不安的时刻并没什么作用，套句亚历山大（franzalexander）的话，“理论在那种情形下毫无力量”。布莱斯家要试探我们，他们要确定我们是否够坚定。尽管我们的反应会令他们不舒服，但却能使他们放心。他们知道，我们也感觉得出，他们的情况有多麻烦、多糟糕，而且还有可能变得更复杂。他们只是想确定：如果他们敢把这种精神压力公开的话，我们到底有多大能耐来应付。
一般接受个别心理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师面前，多半是不由自主的顺从态度，有一种依赖和服从感，完全是老套的角色模式，一如依赖人的孩子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指引。而整个家庭就没有这种传统的意识或概念，至少尚未有整个家庭都听从于一个人指导的例子。此外，家庭的结构十分强大、十分稳固，以致成员往往不愿以信任的态度接纳将改变他们原来关系的治疗。因此，如果家庭治疗师想要在一开始便获得治疗所必需的“权威人物”或“父母”的角色地位，如果希望治疗经验比一般社会经验更有力，那么他们就必须全力以赴。
每个家庭来接受治疗时都带着它们自己的结构、步调和规则。它们的组织、模式都是长年累月营造下来的，对家中的成员而言，既意义重大同时又非常令人痛苦。如果对原来的形态结构感到快乐满意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来寻求治疗了。但不管一切多么不对劲，这些家庭仍然依赖于他们熟悉和习惯的旧世界。如果要放弃熟悉的一切，尝试重组家庭的结构，他们势必需要强而有力的支持。家庭所需的考验必须有形、有状，有各种各样的训练，而治疗师的工作就是提供这些考验。寻求治疗的家庭很想知道我们是否有备而来，所以他们会先试探我们。格斯，奥古斯都的别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