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这只鸡，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学者刘擎指出，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
从看病这件事便可见一二。在我爸和我小时候的年代，医生是比较好当的，因为缺医少药，病人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人的平均寿命短，病也不多，药物基本就是抗生素，恶性肿瘤之类的也治不了，所以要么就是“青霉素能治的病”，要么就是“青霉素治不了的病”。病人只有“没有选择”的无奈，没有“选择”的纠结。现在就不一样了，医药科技如此发达，化学药物就有好几千种，分子靶向的生物药层出不穷，养生保健营养品琳琅满目，微创器械不断更新迭代，治疗方案之间的排列组合多如牛毛。
以前是病少药少，现在是病多药多。用白岩松老师的话来说，进入了患者赋权时代。医生只是提供建议，由患者自己选择，然后签字确认。常见的现象便是患者和家属要跑好几家医院，听不同专家的说法，然后会发现，专家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于是便在网上搜索，打若干电话问亲属，最终选择一个“骑墙”的方案。整个过程充满疑问、纠结和痛苦。
有的患者实在没辙，就会问医生：“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医生便会回答：“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做选择。”皮球又被踢回去。没办法，花钱和承担后果的是病人，主题是谁做主，谁负责。其实医生也感到闹心，有时比较简单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复杂了。
看病以外，也充满选择的苦恼。高知分子一样难逃“想不明白”和“不会选择”之网。
我身边有一个一流院校的状元级学霸，是个男生，他毕业后去了一家比较清闲的企业，被单位同事带着，染上了炒股的毛病。先是加了聊天群，每天就在聊天群里看不知张三还是李四放出来的“消息股”，然后几个人线下分析讨论这些股票。成天讨论的不是基本面，就是k线图，热衷于从“消息股”中选股。他说，不讨论还好，天天讨论都晕了，而且就算是几个人达成共识，“一根‘阳线’就改变信仰”。“那怎么办呢？”我问他。“我们学不能白上啊，学了编程，我们就自己开发高频操作软件，用软件炒股。计算机自动分析买进卖出，不用我们管。”这高科技炒股，还真是令人心动，人脑哪算得过电脑，用不了多久，世上的钱还不都得被他们赚光啦？“赚了很多吧？”我问他。“哪儿啊，都赔光啦！”
幸亏我这些年按着他，要不然他都要抵押房子去补仓。不过每次我俩讨论“究竟是选择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时，他都还是坚定地认为选择更重要。
我想试图说服他：“我不是说选择不重要。选择也重要，努力也重要，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当下的时间节点，看得清楚未来，所以选择是没有把握的。”
他也想试图说服我：“选择错误的方向，越努力越完蛋。我原来有个同事，在bp机（无线寻呼机）刚出来那会儿，选择做bp机，囤了很多货，借了不少钱，还贷了款，结果bp机不行了，手机很快出来了。他就完蛋了啊，借的钱现在还没还清。”
我不放弃：“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基本都不是一次创业成功的，有的创业好几次，积累经验，最后一次成功啊。第一次选择错了，也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他从概率论的角度来反驳我：“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能有几个？大部分还是失败。能活过3年的企业，只有3%，最后能盈利活得不错的企业，也就1%。”
我也不服：“那是因为他们后来放弃了，认命了，没有坚持到底的失败，也没有半途而废的成功。”
当然，我们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所以到现在，基本上，他还是在选择的道路上观望，希望找到捷径，而我也在以他鄙夷的蜗牛一般的速度在医学雪山上攀行。
虽然我学术进步很快，但我没有实现他认为的成功标准——财务自由。当然他也没有。
不过，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年，赶上了国家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我关于眼科检验的技术专利不断落地转化应用，未来实现财务自由的希望似乎比他大一些，至少照目前来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