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语音消息发过来了：“陶大夫，还记得我吗？请你吃辣白菜啊。”
刹那间，“辣白菜”三个字就像开启宇宙的密钥，电光火石一般解开我尘封的记忆。
当年骨瘦如柴的人怎么会胖成这样？
他向我坦白了，卖不掉的外卖和炒剩下的菜，全进了他的肚子。
“你胆子真大呀，都敢蹦极了，视网膜掉下来怕不怕？”
“憋了这么久了，再不蹦，就该憋死了。”
看来这哥们想通了，横竖都是死，宁可爽死。
“陶大夫，听说你最近遇到点倒霉的事。我和你说啊，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快递点辣白菜，特好。”
“我那会儿，要不是你给我把眼睛治好了，真要是瞎了，我已经想好要跳楼了。你看，这不也改跳水了嘛。”
再过一会儿，他老婆的语音消息也传过来了。
“陶大夫，你还是给他治瞎了算了，我们这小店，早晚得被他吃黄了。”
和身边的医生同事闲暇时聊天，说起比较害怕的情况和比较喜欢的情况，基本都有共识。
比较害怕的情况，就是患者或者家属，轻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告诉你，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特别困难，家里人都指着把病人救好，要不然一家人都没法活了；重者甚至下跪不肯起来，除非你答应给他治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谁都害怕。
比较喜欢的情况，就是患者或者家属，自己都不把病当回事，和没事人一样，轻描淡写。
这和爱心、善良无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害怕惹上麻烦，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是有家有口的呢？
疾病和困难一样，当事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帮助者的态度。对医生来说，需要考虑各种可能的后果，疾病并不是“可以被商量的对象”，如同特鲁多医生所说，“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不能只想着让疾病手到病除，也要考虑到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恶化后患者的反应。如果患者和家属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治疗结果的强烈预期，期望能够彻底治好，那么医生就得面临这种预期落空之后的强烈反差——失望，甚至是报复。
就算医生被胁迫答应下来处理这个难题，在医治过程中，强大的心理压力也可能会导致过程失误，影响医生对手术或用药的正常判断。例如，因为不敢肯定结果百分之百会更好，医生也许宁可只开更便宜的药，或者做小手术，让患者少花钱，这样医生需要背负的道德罪名会少一些。
如果患者或家属表现出来的是很放松的状态，会给医生一种感觉：“他自己都不当回事，我怕什么？”“有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既然患者和家属都没有反应过激，那我也没必要神经过敏，过分紧张，放手干吧。”
在三甲医院，尤其如此。因为疑难重症主要就是在三甲医院治疗，而这类疾病谁都没有太大把握，成败关键常常就在于能否鼓起医生的勇气。
走出医院，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讨厌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他人的时候，何尝不是类似的情况。如果过于紧张和焦虑，是有可能吓退那些本来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的。中午休息的时候，正好同事桌上有瓶饮料，如果特别渴，很想喝的话，千万别嘟囔“饮料不会过期了吧”，要不然同事准得拦着，“别喝坏了肚子”。
身边一位“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因为妈妈的青光眼、爸爸的高血压以及自己的胃炎久病成医，常年和各类医生接触，颇有看病经验，深得与医生打交道的真谛。她的总结就是：
“看病的时候，真要想让大夫好好给你治，千万别说‘大夫，要是你家里人得了这个病会怎么办’，你想呀，大夫说话得负责任，治坏了，你得找他算账，他家里人得病，他怎么治也没事，治好了治坏了，家里人不会怨他。想让他把你当自己人，别套他话，能被他感觉出来，那就更别扭了。也别说‘我得回去和家里人多打几个电话问问’，更别一上来就刨根问底，显得自己顾虑很多。你要么装得和没事人似的，要么说‘大夫，你先喝口水，我这小病，没事’。”
九三学社有位前辈——严仁英教授，被称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现在女性怀孕了，孕期做的超声、化验以及各项检查，就是严教授主导设计的。但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悲惨到被打发到厕所去打扫卫生，而且一扫就是十年之久，以至于协和医院妇产科遇到疑难杂症，一般医生解决不了，就会和病人说“到厕所去找严教授”。
后来，动乱时期过去了，她被选为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她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坐办公室，连医院都不待着，而是深入田间地头，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穿梭，调查当时农村孕产妇的死亡原因，与美国合作推广叶酸口服预防神经管畸形的项目。过百岁寿辰的时候，在采访视频里，严教授说了八个字：“能吃能睡，没心没肺。”
“能吃能睡，没心没肺”这八个字，在小段夫妻俩这儿也创造了奇迹。
注释
pcr为“polymerasechainreaction”的缩写，中文含义为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扩增和复制基因细小片段的便捷技术。pcr仪又称基因扩增仪。——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