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佐贺藩主锅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
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蹂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士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史》云：
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并且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唯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唯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了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在这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的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了。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