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捋了捋胸前长髯，放声笑道：“一旦出，果若何？”
李白低下脸来，不作声了。赵蕤的嘲谑并非无的放矢——金堆驿上一剑招摇，差不及分寸便招惹了驿卒之祸；至于干谒苏颋，则空领两句不着边际的“若广之以学，可以与相如比肩矣”的嘉勉，看来都难说没有“失敬”、“失对”。更不堪的是，一年多行脚所过，到处有人争传李白医道高明、药膳精到，这就更违背了“须防失业”的世故用心。这也是他飞扬浮躁，不能谨恪沉静的个性使然。赵蕤还不放过，接着道：
“一事不记，倒也好！汝初来时自道，写诗恰是随意，皆不落题目；看来汝一生行事，亦复如此。”
说到这里，赵蕤一副庞大伟岸的身躯像是忽然松垮了下来，颈一垂，肩一沉，双瞳黯然。可是，这神情也只一瞬即逝，他登时挺直胸膛，抖擞衣襟，转身朝厨下走去，一面走，一面哑着嗓子道：“犹记初会之夜，某有新酿浊酒一壶，俱付汝等饮尽，而今此酿瓮中老矣，宜再与汝等共之。”
这一瓮酒，让李白和吴指南醉而复醒、醒而复醉，不能数计日夜；而赵蕤显然有意如此。连朝之筵，赵蕤似饮而未饮，不醉而若醉，随着两个少年漫天漫地说些胡话，数落着或恐有凭、或恐无据的见闻，说来不外家常，东一句西一句，恍如畴昔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平凡朝夕。
语既不经心，意遂无所留；直到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之后，李白在出峡舟中与吴指南对饮而微醺的那一刻，回眼看见船后以缆索网绳兜缚着的马匹，在风中龇牙咧嘴，喑喑欲鸣，瞪着一双铃大的眼睛，像是怕惊扰了正在撼摇着天地的山影江声，而不敢妄动。那马儿的神情，直似不断地将心中千言万语，咀嚼吞咽，决意不向迎面扑来的风涛吐露。李白这才忽然想起来，遂叫道：“神仙用心如此！”
吴指南无论身在何处，遇酒只是傻饮，当然不会知道李白的话，便混混沌沌地四下张望，但见舷窗外山青逆溯，江碧回澜，一舟如箭，迳随波势向东急发，哪里有什么赵蕤的形影？便问：“神仙也来了？却在何处？”
李白并不答话，他的了悟，只能自己品尝——
那是在席间，赵蕤曾经没头没脑地问道：“前番游历，汝父倩大明寺僧具骡车一驾随行；今日则为备一马，可知用意？”
李白不意有此问，想了想，只道：“车驾负载沉重，是耶？”
说也奇怪，赵蕤看似正襟危坐地提了一问，答时却乱以他语，当下举了举杯，道：“钟仪、庄舄之徒，下士也！不足以言四方之志。一俟风埃扑面，即知胡马噤声。汝自体会，乃不至忘怀。”
钟仪，春秋时人，其人其事具载于《左传·成公九年》。说的是晋景公观兵于军府，看见一个戴着楚国帽子的军犯，便追问来历。从人报之以：“郑人所献楚囚也。”晋景公把这楚囚召唤了来，盘问姓氏、职司，知道他世代为楚宫琴师。问他能奏乐否？钟仪回答：“乐工既是先父的职守，也是我的专职，岂敢有二事？”
晋景公于是遣人给了钟仪一张琴，使操其乐；果然所奏即是“南音”。晋景公这时多问了一句：“知道贵国之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君侯吗？”
钟仪相当谨慎地回答：“这不是我等小人该问的事。”可是晋景公执意要问，钟仪对答如此：“但知吾君为世子时，有师、保等大夫侍奉教诲，朝有婴齐、晚有子反，这些都是贤臣——至于其他，小臣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番答问传到了晋国大臣范文子耳中，以为所言不背根本、不忘故旧，也不存心阿谀，堪称忠信敏达，于是晋景公也就听从了范文子的建议，不但释放了钟仪，还差遣为专使，回楚国去促成与晋国之间的交好。
庄舄，是越国人，其事则见于《史记·张仪列传》。纵横家陈轸与张仪同事秦惠王，张仪以陈轸曾经“重币轻装”，出游于秦、楚之间，形迹有通敌之疑。秦惠王追问陈轸，陈轸竟不掩饰，并且转述了越国人庄舄的故事。
越国人庄舄游宦到楚国，担任“执珪”之官，却忽然生了病。楚王遂同臣子们议论此事：“庄舄在越国，是个低贱的小人物；到了楚国来，官爵显要了，贵富了，他还会想念越国吗？”这时，楚王身边有一随侍的近臣上前应道：“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楚王派遣人去窥伺，果然发觉病中的庄舄不意间所说的，还是家乡越国的话。
陈轸举庄舄为例，意思就是说：“臣去秦就楚，其情犹如庄舄。不能不牵系根本。”这话说得实在，也将就着庄舄的故事，赢得了秦惠王充分的信任。此后，无论是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或是李白《赠崔侍御》“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杜甫《西阁二首》“哀世非王粲，终然学越吟”，皆用此事。
不过，当李白在行舟之中看那马瞠目吞声的模样，忽然天清地澈，万端了然，原来赵蕤千言万语都不交代，就是要让他自己体会：这一趟出游，不会有归期，也不会有回头之路。所谓“胡马”，不外是“胡马依北风”，自然是指恋家之思，尽管如此，可是他却不能学钟仪、庄舄——那种人在赵蕤这般彻底的纵横之士看来，只不过是“下士”而已。
赵蕤这一番不动声色的提醒，果然较之于谆谆切切的耳提面命益发受用。李白停杯远望，凝思良久，把许许多多的人生碎片都串结起来。他惊觉那一次醉态可掬的赵蕤并没有荒唐其言，他每一句看似枝蔓无根的谈话，都暗藏机栝，互成结构，一旦想起了其中之一，其余便亦铺天盖地连缀而来，的确让李白于回味中“自体会，乃不至忘怀”。
就在嘲弄了“钟仪、庄舄之徒，下士也！”之后，赵蕤忽然状似不经意地举杯问李白：“下士闻道而大笑，何解？”
这是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的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是在引申前文“反者道之动”的意思。老子自有对于上、中、下士的等差之见；以为“下士”由于见识浅薄，根本不明白真正的道体道用为何物，一旦接触了道，便以为荒诞不经，便大笑起来。反而言之：唯其因为“下士”之笑，也就显现出道的高深了。
李白依本义答了。赵蕤却立刻道：“某既云：钟仪、庄舄为‘下士’，则钟仪、庄舄所笑者何？”
这是一个尖锐的冲撞——钟仪、庄舄之念旧、思乡，或许出于私情；但是在儒家史传经典的教训里，心系故国不只是个人的情感，更是不可撼摇的伦理，甚至就是“道”的具体实践。从这一方面说，则钟仪、庄舄不但不是“下士”，还应该被许为儒家的“上士”——他们惓惓孤忠，耿耿不忘，一生“勤而行之”的，不正是对生身家国的眷恋和爱慕之“道”吗？
一旦从这个儒家之“道”来看赵蕤，其论势斗术，非君无父，反而注定要成为正统士君子眼中的“下士”。可是，在一个游心于广宇、骋怀于天下，从根柢之处不以闾阎乡党为念的纵横家眼中，“道”却超越了家与国之间的种种联系；赵蕤所追问的，乃是：当举世都推崇着钟仪、庄舄那样的士君子的时候，被目为“下士”的纵横家如何自处？
“某既笑钟仪、庄舄为下士；则钟仪、庄舄亦必笑某为下士。”李白嗅出其中仍不免是那正反相对之论，一时难以取舍，只能勉强拾了句孔老夫子的话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赵蕤为每个人再斟上酒，也捡起一句夫子牙慧追问：“彼之道便取那‘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则汝之道又如何？”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孔子回答仲弓问仁的话，赵蕤用此语，不外就是暗示：钟仪、庄舄乃是“邦”与“家”的囚徒。
“某之道——”李白忽然想起来了，应声答道，“神仙曾经说过的：‘身外无家’！”
“汝得之矣！身外无家，以为天下事也。”赵蕤放怀笑了，随即一口饮尽杯中之酒，复道，“某这也是‘下士大笑’！”
舟行顺流，江水滔滔，李白怔怔地望着那匹渐惯于风浪颠簸而安静下来的马，彻底明白了赵蕤的意思：从此以往，一身所及者，唯天下耳。
这是一次彻底诀别的浪游，与先前的锦城眉山之旅是多么的不同。他不能再作居乡之吟，不能再有归乡之思，甚至不能再图返乡之计。因为唯有在人世间彻底抛开了他作为一个商人之子的身份，他才有机会成为大唐帝国万里幅员之中的一个全新的人。
说是诀别，也就像月娘乍别匆匆之言：“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李白告诉自己：世上没有真正的远行；若有，便是在分不清前浪后浪、此水彼水之间，抛开每一刹那之前的那个故我而已。
两年以后，他在扬州逆旅中卧病，平生首度以为自己即将死去，因而写下了《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这是他写给赵蕤的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首诗：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