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外滩是传统的金融区，从外滩向西直到河南路一带曾经集中了上百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很多巍峨、坚实的大楼是专门为银行设计建造的，银行建筑必须给人有财富、恒久和安全的感觉，人们才会对银行产生信任感，放心地把钱交给银行打理。所以外滩一带的银行建筑造价极高，其结实牢固在国内是无可比拟的。经过几年的折腾，银行关的关、并的并，银行职工也赶走得差不多了。但人去楼不空，那些银行大楼变成了机关、工厂、设计院和饭店，对大楼内部任意破坏，尤其是用作工厂的银行建筑，里面一塌糊涂。1960年代我去过上海钟厂，过去是大陆银行。原本金碧辉煌的营业大厅隔成了两个车间，四周和顶部都是发黑的油垢，谁能想象，黑垢下精美的大理石浮雕？银行内最牢不可破的部分是金库，左右上下全是炮弹打不穿的钢骨水泥（据说还夹有钢板），金库唯一与外界的出入口有一道厚度达半米的钢门。现在这道门永远开着，金库变成放劳动保护用品的仓库，用了原有的一道铁栅门。大炼钢铁时有人动过这扇钢门的念头，后因钢门太重又拆不下来而作罢。想想金库派这种用场，多么浪费。
1956年父亲加了工资，心情好了许多。毕竟这是解放后父亲首次加工资，以前都是减工资。对于父亲这样一位艺术爱好者而言，1956年是一个让他高兴的年头。一是过去禁演的京剧可以上演了，如“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等；二是又能看到久违了的西方电影，如英国电影“孤星血泪”、法国电影“勇士的奇遇”，还包括一些国产老电影“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老电影重新上映时我们全家3人都去看，他在看“勇士的奇遇”时开怀大笑，称赞男主角演得出色、女主角很美，连替钱拉·菲力浦配音的韩非，他也评价配得好，换了为“王子复仇记”配音的孙道临那就糟了。父亲一点也不欣赏孙道临，他最推崇的男电影演员是石挥。上海人艺演出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也是在1956年，他听了收音机实况转播全部，并说乔奇演得不错，不过要是让石挥演，可能更好。
也正是在1956年夏末，我家大祸临头：母亲被诊断出得了癌。她从医院回来号啕大哭，1950年代患癌症等于判死刑。父亲强作镇静安慰她，并保证，她一定会治好。我妈妈没什么文化，还是很好骗的，所以那天晚上母亲倒是睡着了，父亲却一夜未睡。我半夜醒来时发现他一个人坐在窗边抽烟。
和病魔的斗争
1950年代上海治疗癌症最著名的医院是上海肿瘤医院，旧名镭锭医院。父亲陪母亲多次去看病，医院床位紧张住不进去，心急如焚的父亲又领着母亲到处去看中医，也找过民间偏方如“四脚蛇”（壁虎）粉什么的来治母亲的病。那些日子我觉得父亲忙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好不容易母亲轮到了住院，进行了放射线治疗，父亲天天去医院。我家和父亲上班地点离医院还是很远的，所以我是每个星期天去。印象中母亲住院了1个多月，放疗结束后还服用肿瘤医院专职中医庞冸池的中药方子，结果母亲病愈出院。出院后定期去医院复查，继续服中药，1年后中药也停了，和她一道住院的病友一个个都复发去世，唯有母亲再也没有和癌症发生任何关系。
母亲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是她有一个乐观健康的心态，用她的话来说，她“不想心事”。而父亲就两样了，他总是心事重重，结果是母亲的病好了，他倒有病了，患上了高血压症。
1956年底父亲因血压太高第一次住医院。家里人发现父亲很愿意住院，这样可以不必见到他头疼的领导和只会拍马溜须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出院后上了没多久的班，他又病假在家。我现在才知道过去的降压药十分伤肾，父亲由高血压引发了慢性肾炎，以后的几年里每年至少住一次院，成了医院的常客。1957年春天，父亲正在家养病，有“积极分子”上门说领导请他去参加单位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父亲去了。会上气氛很热烈，许多老同事争先恐后地发言，领导态度异常诚恳，对大家的批评全盘接受，还点名要一言不发的父亲讲讲，不料父亲不痛不痒地讲了几句便完了。会议结束时主持人拿来会议记录请各位发言者核对并签名，父亲看了一下自己的发言记录（别人都是兴冲冲地立即签名），觉得没有什么才签上自己的名字。
不出父亲所料，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发言热烈的老同事都变成了右派分子。不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上门请父亲去开会的“积极分子”也当上了右派。他可是一贯紧跟党组织的：“三反运动”当过“打虎队员”、“肃反运动”中查抄过审查对象的信件，马上就要入党了。父亲估计，他可能是在“整风”中积极过了头。庆幸的是父亲逃过一劫。因为病假他可以不去参加批斗右派老同事的大小会议，老同事毕竟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父亲为他们心里难受。
后来父亲讲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上过当的人不大会再上当。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家银行之一农民银行的襄理，父亲已经接到了上峰命令，要他撤退飞往台湾（可带妻、子兩名家属）。然而此时中共地下党频频和他接触，不是约见会谈便是发信，要父亲留下来领导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并保证将来要重用父亲，组织上知道父亲是个金融人才，等等。父亲相信了。而且考虑到去台湾会和他的老父老母天各一方，所以毅然决定不走，留在上海。刚解放时对银行实行军管的军代表对父亲还蛮客气，因为清点移交财物父亲非常配合。日子一久军代表就变脸了，什么继续发挥作用的话好像从来没有讲过似的，父亲再卖力也是白搭。所以一气之下父亲就离开银行，辞职！这一来正中下怀，不必再为安排父亲什么挂名无实权的职务费心。父亲和一个朋友到杭州开了一家麻袋厂，从事实业，半年后麻袋厂倒闭。实际上是上了这个朋友的当。父亲只得又回上海，由于他在银行界颇有声望，又破例重回银行。经过这次遭遇，父亲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看透了。
离去的日子
从1957年之后，父亲不再上班了，或是住院或是在家养病。肾炎渐渐地改变了他的容颜，头发日见稀疏，脸色日见灰暗。过去父亲是个美男子，人长得高大、帅气，比成年的我至少高半个头。小时候，一些第一次见到我的太太们总是对母亲说：你儿子长得不错，不过没有他爸爸漂亮。印象中父亲的红粉知己不少，对此，母亲在不高兴之余还有点得意。困难时期香港有位女士给我家寄来了食品，母亲告诉我那是寄给父亲的：“她去香港之前喜欢过你爸爸。”
父亲开始拿病假工资了，收入减少了许多。我家从此开始变卖黄金首饰一类值钱的东西，记得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南京东路一家珠宝店卖掉一只翡翠戒，换得100多元。挺奇怪的，这些珠宝店实际上是珠宝收购部，只收进不卖出。当时人民政府鼓励百姓把珠宝黄金卖给国家，让国家换外汇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话都是收购部的人讲的，至今不忘。不过他们不收金条之类的非工艺品，黄金由银行收购，当然也是只进不出。黄金珠宝只允许卖给国家，私下里买卖属于非法行为。所以，我去了一趟倒也受到“教育”，知道了黄金珠宝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性。1966年席卷全国的大抄家运动让国家收进无数黄金珠宝，其数字至今未见公布。
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在报考什么专业方向上父亲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要我选理工科。其实我的数理化并不好，我想选历史专业或者图书馆专业，父亲不赞成，理由是读文科容易“犯政治错误”。父命难违，我选了理工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当了物理教师。父亲不会知道，我不学文科也要“犯政治错误”，命中注定了“犯政治错误”，逃也逃不掉。
第一年寒假和接下来的暑假我都回了上海。眼见父亲日趋衰弱，心里难过。曾经和父亲商量干脆退学回家找工作，可以减轻父亲负担，遭到父亲斥责，他要我坚持到毕业。后知道了安徽在挨饿，尽管上海食物也短缺，他想方设法给我寄吃的。
1961年初我收到家人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从火车站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已经病故！我在太平间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望着他又黑又瘦的脸，我又是悲伤又是无名地愤怒。父亲走得太早了，他才44岁。
虽然父亲病故时我才19岁，然而一生中他对我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