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见到了我，愣了一下，我立即机敏地上去和她打招呼，说自己今天要去中山公园看一个亲戚，“顺路”来看看她。（这是一眼就看穿的谎言，中山公园一部21路就到了）于是她恢复了常态，我们聊了几句天气好坏之类后，我请她替我挑两块绢头（手帕），说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买手帕四川路那么多店不去，跨越虹口、黄浦、静安、长宁4个区跑到天山）南山就拣了两条手帕给我，我付了钱后，再说了一会话，见她开始忙了就告辞。此时，她对我的态度已经蛮不错了。
危机消除了，我们开始了交往。
雨中行经常说的“缘分”是存在的。如果那天我不是上中班，我上午就不能去天山，我如果下午去的话，就见不到南山。她下午不在商店而是到公司去了，当年她经常去上级公司开会。
隐忧
和那时所有“谈恋爱”的青年一样，我们的约会内容是荡马路、逛公园和看电影；不见面时就是通信，那个年代不可能“电话诉衷情”，那时只有公用电话或者工作单位电话。
当年的电影实在糟糕。样板戏都是号召斗争的、里面的人物永远不恋爱的。这种电影当然不看。至于阿尔巴尼亚电影和朝鲜电影这类“进口大片”，比国产片稍好一点，因数量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所以大都是看记录片、科教片，有一部介绍火山爆发的外国科教片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给南山寄了许多信。据她说见到我信上的字吓了一跳：“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以前她也收到过不少男性“粉丝”的信，个个字都比我好。不过她承认这些粉丝的信内容没有一个比我精彩。可见关键时刻内容比形式重要。
有时从公园里出来，或者马路荡得久了，我总要请她上饭店或者点心店去坐坐，她总是谢绝；甚至建议到她提及比较爱去的南京路“喜临门”去品尝蛋糕咖啡，也不行。这一来钱是省了，但也有点担心——还和我保持距离嘛。尽管胡伯母叫我放心，说：南山就是这种脾气、勿欢喜让人用铜钿咯、伊是热水瓶外头冷里厢是热额。那些日子我常到1304号去向老太太汇报，老太太已正式替代雨中行成为我俩的月老，毕竟她有无比丰富的人生阅历。
有一件真正的烦心事。南山是“组织”的“培养对象”！虽说她是营业员，却不大站柜台，经常被调到公司去搞“运动”。什么“清队”、“一打三反”她都参加专案组；近来老是在公司政宣组帮忙，什么时候她入了党，就要“以工代干”脱产当干部了。而我是一个“准贱民”，她能接受我吗？
隐瞒真相是不可能长久的，也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是告诉她一切的时候了。
峰回路转
这天晚上我从南山家里出来，没有忘记和她的老爸道别，他对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已经视我为“毛脚女婿”了。南山送我去乘21路公交车，当我们走到愚园路车站时，我请她再陪我走一段，说有重要事要告诉她。
暮夏的愚园路人迹稀少，显得十分幽静；高大的法国梧桐沉默无语，和南山一道倾听我的心声。我从安大的饥饿经历一直讲到“文革”中我为何被批斗，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审查结论和当前处境都告诉了她。她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北京西路泰兴路了，我终于讲完了。灯光下我看到她的脸发白，但眼里却充满了怜惜和同情。
车子来了，她轻轻地提醒我：
“侬好上车了。”
一连3天我都在紧张、不安和期待中度过，在家里还哼起了一段京戏：“一天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突然，我接到了传呼电话，叫我到1304号去。刚好这天是厂休有空，我立即赶到1304号，见到了满脸春风的胡伯母。老太太一见我就开了一句英文，是好消息的意思。她告诉我，南山来过了。南山那天夜里哭了一场，但她还是决定和侬国庆好下去。
“伊还讲伊会得管牢侬，不让侬再闯祸！”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从那时起南山的命运就和我紧紧连在一起了。
能不能结婚
1972年秋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热恋中的青年一样，相见时感觉时间怎么那样快！不在一起时日子怎么如此漫长？
我记得南山第一次来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亲做了好多菜等她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在这之前母亲逢人就讲今晚儿子女朋友要上门，所以南山来时，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出来“恭候”，甚至我们用餐时也会有人借故进来张望。母亲很喜欢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点结婚，越快越好。
秋天很快地过去了，冬天是谈婚论嫁的季节，我们俩开始筹划结婚的事。登记结婚必须先要到工作单位去开证明材料，对南山这当然不是问题，而对我恐怕就是麻烦事。我虽然在玻璃厂已经待了一年半，但人事关系还在学校里，本来听说早就要转到工厂了，不知什么缘故拖到现在迟迟不动，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他们会开给我吗？
一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登场了。
这天厂休，我请来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旧家具，准备结婚派用场。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留平顶头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学校工宣队的，找我谈点事。
没等我开口请坐，他径直找了一张旧沙发坐下。对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视而不见，自己摸出一支烟点上，然后讲了来意。他讲，根据中央精神，大学还是要办的；不仅在干校的教工要回来，你们这批在工厂战高温的人也要回来，包括你这样（他停顿了一刻，显然在斟酌字句）——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要回校，以发挥你们的专长。
这是好消息。在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来学校的工宣队员，目前是学校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于是我不失时机地提了一个问题：
“李师傅，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
他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还想了一会，然后开口：
“既然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可以结婚。”
我高高兴兴地送李师傅下楼，到门口时他叫我不要送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
“你要结婚开介绍信，来组织组找我好了。”
（“文革”期间学校人事处和组织部合并，称“组织组”）
登记
我和南山商量好，在同一天去单位开结婚证明，然后马上去登记。
南山是到天山百货商店的上级单位区百货公司去开证明的，她和公司所有干部都很熟，一个人事干部什么也不问就把证明开给了她，还笑着说：你到公司来发喜糖别忘了要多发一包给我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培养对象”会选一个有问题的人。
我碰到一点麻烦。当我步入学校组织组办公室时，李师傅正在和人谈话，那人也是去“战高温”的教师，自然不便打扰，我去了里边一间，但我知道李师傅已经看见了我。里间办公桌旁坐着老赵，“文革”前他就是人事干部；这种1950年代靠历次运动入党的人多数心眼很坏。没法子啊，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开介绍信、开证明是他的专职，只能找他。
当我说明了找他的原因时，他惊讶地抬起了头：
“你要开结婚证明？”
没等他把刁难我的理由说出口，我立刻说已向李师傅汇报过了。老赵一溜小跑到外间，我也跟到门口，看见老赵弯着腰向李师傅请示（李师傅坐着）。李师傅说了一句什么，老赵依旧点头哈腰说了一些，李师傅不耐烦地大声命令：
“开给他！”
老赵一声不吭地回到办公桌边，铁青着脸但很爽快地把证明开给了我。只是在给我开证明时厉声说道：“你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没有？不讲你自己要负责啊！”
我回答我已经告诉对方了，立刻走出里间；当我经过外间出门时，李师傅仍在专心致志和人严肃地谈话，我为了不打扰他，就走了。
1973年我回到学校时，李师傅已经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工厂派来的。李师傅，我欠你一句：“谢谢！”对于你，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正是你的举手之劳改善了我的命运。你是我命里的“贵人”！
当天下午我们就去街道办理结婚登记。说来奇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了一切法律（包括宪法），婚姻法却岿然不动。所以从1972年12月22日我们拿到结婚证之后，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一式两份的结婚证上，右页盖有“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左页的语录赫然在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预示了：南山的大麻烦要来了。
黑云压城城不摧
那年头结婚证还兼买家具证明的功能。新婚夫妇凭新开出的结婚证可以到家具店购得木床、大橱或五斗橱（二者只能选一）及木椅之类（一年之前的结婚证明还不管用，必须近期的）。要想多置家具，只有自己想办法弄木材请人打造，所以当年业余木工、油漆工大行其道。我们购置了一张床和五斗橱、两把椅子，商量好在1973年2月5日春节年初二举行婚礼。
1973年元旦刚过，公司领导找南山谈话，开给南山证明的人事干部也哭丧着脸坐在旁边，显然挨过批评了。领导一上来就告诉她：你上当了！你知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背景？他是一个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组织上已经去他单位查过档案。你办了登记手续没有？当南山回答已经登记过了时，领导几乎跳脚。（反革命分子狡猾狡猾的！）他又批评南山：这几年组织培养你不容易；你也参加过专案组、审查过坏人，怎么阶级斗争观念这样差。我们正考虑把你正式调到公司来，你这个样子我们多被动。
第二天公司开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上仍有南山。她坐在台下不上去，大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喊：南山同志呢？南山同志请上主席台就座。南山却溜出了会场。
公司领导继续找南山谈话，“苦口婆心”地对她进行“教育”。要她“回头是岸”，撤消婚约！至于如何取消，组织上会有办法的，只要她同意。又表示，组织还是信任她的，对外会保密的。南山的回答是不撤消婚姻，还说了一句让领导大失所望的话：“我觉得伊是好人！”
南山单位怎么会“事后诸葛亮”地去我学校调查？后来听说是在开证明好几天后，学校有人给长宁区百货公司打电话通报情况。老赵在给我出具证明时问过我对方单位，这是必需的例行公事，要写在证明上。打电话的人十有八九是老赵。
过了几天南山接到通知，要她到区委区革委会去，区有关领导要找她。
接见南山的是一位戴眼镜操北方口音大约40多岁的女领导，和颜悦色中透着点威严，一看就知道是老干部。她说了许多道理：她说我们党是主张自由恋爱的，但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一定要讲阶级、讲阶级斗争！你的成分是好的（南山父亲是工人），过去的表现也是好的，为什么要和一个政治上没有前途的人结婚？当然你们单位也有责任，对青年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抓紧，你的问题讲到底就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我们如果不管，就是路线问题！
南山一直沉默不语。女领导忽然想起什么，把声音放轻：“你是不是和那个男的有事了吧？这里没人你说好了。”
南山红着脸回答没有。女领导很满意，她说看来你这个小同志还是比较严肃的。
你考虑过没有？要是你和他有了孩子那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领导上为你考虑希望你做到两点：一、解除婚姻。男方不同意没用！我们会出面解决。二、断绝和男方来往。你看行不行？
沉默的南山终于开口：“不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谈话不欢而散。
结婚
不听“组织”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南山从此天天在天山百货商店站柜台，“以工代干”的门永远对她关上，她再也去不了公司，永远是一个普通营业员。但是我们的婚姻保住了，尽管发给我们结婚证的江苏路街道属于长宁区管辖，长宁区委和区革委会不能追回结婚证或者判定我们的婚姻无效，毕竟还有婚姻法。
5年以后，学校给我平了反。此时南山已经调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家百货店。应她的要求，学校不仅把平反通知书寄到她现在的单位，还发给了她老单位长宁区百货公司。她说，就是要让老单位那些人知道：她嫁的人是好人！而他们的判断是错的！虹口百货公司的领导找南山谈话，大大地赞扬她一番，夸她有眼力，找了个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知识分子。（平反书上认定我“‘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不过南山满足于相夫教女，对自己的“仕途”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了。
1973年2月5日晚，在我家摆了两桌酒席，算是婚宴，参加的是亲戚长辈还有“月老”胡伯母；同时在南山家有五六桌婚宴（连吃3天），岳父大人嫁宝贝女儿大力地操办了一通。2月6日晚，我们请朋友来家随意地吃了一顿晚餐，来的人有“红娘”雨中行，还有查理和芬芬姐妹、多多猫和海豹、小丁和一对画家夫妇。
虽然南山在长宁区百货公司熟人如云，她却不发喜糖。有许多同事知道她结婚却不敢向她讨糖（怕领导不高兴），只有那些特别要好的大胆同事向她祝贺时，她才悄悄发糖给她们。我所在的玻璃厂就不同了，熟的不熟的人都来向我道喜讨糖，不仅是老王、傅师傅、徐生浩、小张、小顾、邱师傅、老杨、各位高温美女、高师傅，甚至大组长夏师傅和其他师傅我都发了糖。那几天车间里真是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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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沪语，这个大学生写的字怎么这么差。
用铜钿：沪语，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