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和徐妙新同住南市分校的老袁讲，当得知噩耗之后，妙新兄就此再也不说话了，终日沉默，仿佛成了哑子。
专抓“流氓阿飞”的红卫兵
我们业余工大的学生是企业职工，成年人。“文革”时期大学中学都有红卫兵，所以我校学员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起初是红革会，后来发生了上海市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了和“犯错误”的红革会划清界线，学校红革会更名为“新工大红卫兵师”。“师长”是个络腮胡子，某电器厂工人。听他在大会上讲话大家忍不住要笑：“我们红卫兵小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卫兵小将？一脸胡子啊。
1967年春天，多数学员都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了，一来是学校早已停课，二来学校“走资派”也打倒了，权也夺了，待在学校无事可干。但还是有少数学员留在学校继续革命，“誓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在离人民广场不远的南市区分校搞了一个“红卫兵师治安组”，专门抓“流氓阿飞”。
所谓流氓阿飞就是晚上在街上游荡的青年男女。男青年会跟在姑娘后头走一些路，接下来上前搭话“马路求爱”，如果姑娘看他顺眼或者他说话俏皮（行话叫“会得翻肮桃”），两人则会搭上，到一个路灯照不到的角落去卿卿我我搂搂抱抱了。于是黄雀在后的治安组红卫兵突然出现，个个凶神恶煞似的，把两个“犯罪分子”押回“治安组”本部进行“教育”。按惯例，“教育”的第一阶段是把男的打一顿“练练拳脚”，然后命令他滚蛋；第二阶段命令女的彻底交代：和几个人发生过关系？发生关系的细节，等等，交待彻底后教育几句也放人。治安组成员都是男性，怜香惜玉之心还是有的，所以不打女人。
此时我还是革命群众，又有一个学生在治安组，因此从他嘴里知道不少治安组的“辉煌战绩”。他承认有出错行为。一次抓了一对真正谈恋爱的小青年：在同一单位工作（都有工作证），又叫得出对方姓名，显然并非街上搭上的。但打也打过了骂也骂过了，怎么办？道歉、认错？“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得“教育”，“晚上出来轧啥闹猛（凑什么热闹）！现在什么形势？正是文化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不好好在家学习毛选或者两个人共同学学社论，在马路上学资产阶级一套。小姑娘不要哭了，和你男朋友一道走吧。”
还有一件事，属“家丑不可外扬”之类。治安组有一个成员看上了抓来的“坏姑娘”（不久以后这类女孩被称作“拉三”），他单独约定姑娘必须每周来南市分校报到一次——时间很晚且他一个人值班之际。结果当然是搞在一起了，而且很快就被发现。大胡子“师长”大发雷霆，一帮人把这个治安组红卫兵痛打一顿。他灰溜溜地回了厂。
据治安组这个学生说，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比‘上体司’好多了！”
“上体司”是以体育学院红卫兵为主体加上一些青年运动员造反派的组织，他们在全市范围内抓“流氓阿飞”和一切生活上“腐化堕落分子”。我有一个朋友和恋人分手了，他们是有过事的，但朋友还是坚持分手。那些日子朋友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前恋人到“上体司”去告他“玩弄女性”。朋友讲，“上体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一有借口就会来抄家打人，还可能把人抓进“上体司”关起来天天拷打。结果还算好，朋友的前恋人没去“上体司”投诉，朋友太平无事。
孟德挨打
孟德绝对称得上帅哥。近1米80的个头，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当年我们还是大学同学时，他就对自己的长相充满信心。有个中文系的女生主动写信给他表示爱意，这件事颇为轰动，我们这些男生好不羡慕哦。自然总有酸葡萄心理的人不以为然，说什么男生普遍认为是笨蛋的人往往会被女生看作才子。言下之意便是认为孟德不聪敏。聪敏也好，不聪敏也罢，总之孟德讨女孩子喜欢。这一点无可争议。
我在舞池边见过孟德和女生跳舞的光景。音乐一开始，他大步流星走到一位小姑娘面前，用一个坚定的手势请她共舞，小姑娘是一年级新生，刚从上海戏剧学院附中考入安大生物系，因为在1962级迎新晚会上表演了节目而备受注目。那天舞会上她只和孟德一个人跳，孟德一直深情地凝视着她，嘴里俏皮话不断，逗得小姑娘格格地笑。
1963年夏天，我们几个人都分配在上海市业余工大，从同学变成了同事。“文革”之前我们之间比一般同事要亲密，毕竟一道在安徽待过4年嘛。譬如那次拜访丰子恺先生，便是孟德、初人和我3人同去的。
有一次孟德详细告诉我他的最新恋爱动态。一个上海舞蹈学校女生成了他女朋友，身材之好不用说——跳芭蕾舞的，脸蛋也漂亮。孟德举一例说明女孩对他的眷恋。当孟德“展望未来”说自己喜欢孩子很想当爸爸时，芭蕾舞女孩幽幽地插话：“我也不至于没有生育能力。”
和芭蕾舞女孩的故事没有了下文，孟德再也不提了。后来有流言，说是我们业余工大第1号美女王人丽和孟德关系极其亲密，由于孟德母亲反对才使他们没有进一步发展。对这个传闻我始终怀疑。王人丽再漂亮，毕竟是个有孩子的已婚女性，年龄又比孟德大，孟德不会这样糊涂吧？不过我没问过他，因为我俩的交情此时已降至冰点。
交情破裂的原因前文交代过。“文革”开始时，孟德贴大字报“揭发”初人在安大说过“要杀共产党”的反革命言论。此举不仅把初人兄打成了牛鬼蛇神，还使我陷入处境困难的局面。我在小组会上质问孟德为何要胡编乱造？结果被人制止，从此我和孟德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了。
1973年初秋，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学校，听到了孟德“吃生活”（挨打）的消息。学校根据“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在去年开始招生开班了，孟德在一个分校任教。奇怪的是他仍然未婚。他看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是什么厂里的青年女工，大概蛮漂亮（这一点我确信无疑）。然而女同学对孟德并不欣赏，于是孟德写了几封情书给她，不料女同学把这些信上交给了学校。学校领导现在都是工人干部，对孟德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腐蚀拉拢无产阶级接班人”极其气愤！加上情书里一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二不歌颂文化大革命，全是些风花雪月“黄色”内容，领导决定开会批判他。据说孟德在会上“态度”不好，“拒不认罪”，一些男学员出自“革命义愤”冲上去打了孟德，还有打耳光的。（这些学员都是六六届六七届分在工厂里的，当年均为红卫兵，打老师是光荣传统）批判会后，孟德被调离分校，去校办工厂劳动。
孟德挨过打后，人完全变了，精神上从此走了下坡路。一直到60岁去世他始终单身未婚。
孟德之死·1
1970年代末，教学恢复正常，我们都回到了物理教研组，在各个分校上物理课，又和孟德成了同事。
从表面上看，孟德风采依旧，仍然爱说话。有次小组会上他大谈小吃油墩子：“油墩子是萝卜丝加面粉放在模子里放入热油里滚一滚，吃得多了总是这个味道，不想吃了。这几天做油墩子的摊主出新花头，在油墩子上头加一只虾！变油爆虾墩子，看了胃口立刻吊起来，马上掏钞票买2只尝尝。侬讲这帮摆摊头的人聪敏伐？”他这么一带头，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炸油墩子的油其实掺了水；有的讲她那里的油墩子比别的地方便宜。会议主持人哭笑不得，没人回到讨论主题上来了。
不光是开会跑题，孟德上课也跑题。他上一堂课有半堂课评论交通天气或者早餐，有时宣布提前下课，理由是街上汽车喇叭声音太吵，影响了他上课情绪。这样一来学生有意见了。接到投诉，教研组长去听课了，对孟德也提出了整改建议，但孟德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搞得学生告到校长那里，教研组不得不把孟德换了下来，调别的教师去上课。本来要让孟德去实验室带物理实验课，遭拒绝后只得让他好好备课，之后再安排讲课。谁也没想到孟德这课一备就是几年，再也没有上过讲台。
起初两年，孟德天天来学校“上班”。上午坐在办公室里看看书看看报纸杂志，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饭后在办公室打过盹，然后回家。也参加学校的大小会议和教研活动，会上仍然积极发言（多数发言和主题无关）。此时我发现他爱和人争论，常常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和人辩论有一个特点，他只顾自己长篇大论地说，从来不听对方的论点。久而久之人们不愿意和他争辩，说和他讨论问题是和聋子对话。
教研组来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有男有女。有个女青年教师总是到办公室里备课，而孟德总要凝视她很长时间，但不开口搭话，过了几天女青年告诉我们她感到害怕——孟德老师是否精神不正常？会不会动手打人？（有句话她不好意思说：会不会对她非礼？）我们向她保证：孟德没有精神病，对人尤其对女性很有礼貌，看人时间长是因为他是个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这才让她安心下来。其实孟德只有对女青年才会凝视良久，对男青年倒是有说有笑，表现绝对正常，所以几个男青年和孟德关系挺融洽，还一道去饭店聚餐。
日子一天天过去，孟德永远在备课，教研组永远不安排他上课，他安之若素，也不要求上课或做其他工作。记不清从哪一天起，他不来学校了，只是有时会去图书馆翻翻报纸杂志。教研组长说孟德已不归物理组管，他直属学校人事处了。尽管孟德什么事不做，工资照拿、一分不少！据领导解释：虽然孟德在“文革”中没有受过处分，没有什么书面结论，“无反可平”，但他毕竟挨过打、“受过迫害”，所以学校对他要照顾一些。另一个理由领导不说我们却很清楚：孟德有7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不知哪一个姐夫是市教卫办领导，正是学校头头的顶头上司，后来还官居市委常委。你说校领导会让顶头上司唯一的小舅子受委屈吗？
孟德之死·2
孟德的“宅男”生涯维持了20年，始终是光棍一条。
如果时光倒退30年，有人预言孟德一辈子娶不到老婆，没人会信！孟德不仅人长得帅，身体结实，而且其他方面都远比我们优越。在住房紧缺的1960年代，他在永嘉路一套新式里弄房中有自己的单间（姐姐们挤在另一间内）；7个姐姐统统出嫁后，孟德拥有2间，他老母亲住一间；1980年代母亲去世，孟德有了一套房子，当时在上海依旧属条件好的。大学毕业后孟德工资一直一个人花，从来不知道经济拮据的滋味，穿的用的正如某同事语“都很高级”。记得“文革”前上海市面上刚刚出现电动剃须刀时，他就买了。而且竭力向我推荐，说最大的好处是在赴紧急约会前用一用，十分省时。我一打听，价格不菲，只得谢绝他的好意。孟德还有一个长处：他见了漂亮女孩绝对不可能怯场，相反更能侃侃而谈，妙语连珠，逗得姑娘们喜笑颜开。他这样的人会打光棍？！
阿鲍也是孟德的老同学老同事，比我们年长几岁，阅历比我们丰富。他认为孟德父母和姐姐把他宠坏了，所以孟德一辈子不懂如何宠别人。而孟德看得上眼的女孩都是要男人宠男人疼的美女，结果必然是没有结果。加上在那个讲究政治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孟德又是出身较好的，姐夫中革命干部共产党员不少。他住的新式里弄里，“文革”时期多数被抄家，他家安然无恙，因此孟德更不懂“夹紧尾巴做人”的滋味。他看上的女学员竟然会看不上他！还把信交上去让他吃了苦头。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研究过心理学的初人兄说这是孟德受到的一次严重心理挫折！比挨打的心理伤害更大。
有消息传来：孟德和邻居的关系变得很糟。他怀疑邻居要害他，因此他把居住多年的永嘉路住宅换了南京西路附近的公寓房，仍一个人住一套。但他和新邻居仍然处不好。起因是孟德为了减肥在家里练举重，而且是晚上。当他把铁哑铃扔到地板上时震动很大，引起了楼下住户不满，和他吵架了。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和同一楼层的邻居也有了纠纷，还打过“110”报警。最后，孟德和所有邻居都成了冤家。
学校定期派人去探望（因为孟德邻居来学校投诉，要求我们单位送孟德去精神病院），孟德只是在门口会见学校来人，若是来送工资则把钱收下，从来不叫人进屋，和人说话不超过两分钟。后来工资入银行卡了，学校就不派人去了。人事处认定孟德是有些古怪，但还不是精神病人。
1990年代初，我在大光明电影院旁巧遇孟德，我们聊了一会。他说他一切还可以，讲话思路也很清楚，他还奇怪学校怎么还有政治学习？老早该取消了！我说过几天我们大学老同学聚会，问他去不去？他笑笑回答：不去！没什么意思。
之后初人在人民公园也遇到过孟德，发现他人瘦了很多，他告诉初人他近来心脏不好。
2002年，终于听到噩耗：孟德病故！经过是这样的。邻居们注意到孟德家信箱塞满水电煤账单和物业通知，估计孟德很久不开信箱，又想起很久没见到他了（楼下邻居也反映很久没听到乒乒乓乓响声），都知道孟德从不旅游，所以就报告了派出所。居委会、派出所、物业联合撞开了门，发现孟德已成了干尸。已经死了好些日子了。
参加追悼会的人除了孟德的亲属之外只有我们几个老同学：初人、阿鲍、轻舟、长河和我，还有人事处代表和前物理教研室主任。从孟德姐姐们的哭诉中得知：孟德生前最后几年变得很怪，和姐姐们都不来往。她们深悔对他不够关心。
在回家途中，孟德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眼前浮现。40年前在安大最后一次舞会上，我看着他在舞池里和漂亮女生翩翩起舞大出风头，当一曲终了时他走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说：侬放心！我随便请啥人跳舞就是不会得请小妹子跳！君子不夺人所爱，迪格阿拉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