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看守
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学校革委会“抓”去“隔离审查”的，理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出言不逊。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在教室内用三夹板拦成若干小间，一个人关一间，可“享用”一张草席、一个课桌和一只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写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开睡觉，小间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员常常在教室巡视，主要是防止我们讲话。因为虽说“隔离”，只有一板之隔的我们仍可以交谈，但只要一听到声音，看守便厉声训斥，甚至会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静得像坟地。
其实，所谓看守都是学校同事，有教师有职工，有几个还是熟人。不过他们此时表现出和我素不相识的样子，一个个革命义愤溢于言表。管理看守的领导是工人学员，他们平时在办公室，没有大事见不到。
我的右邻是老梅，他很自觉，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声；左邻是老陈，他和我经常轻轻嘀咕，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有回老陈妻子来送衣物，当然是不能见老陈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给了老陈。然而老陈认为他仿佛听见了老婆的声音，伤感了半天之后从板缝里塞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上是一首他写的词“摸鱼儿”，对妻子的思念和愧疚尽在词中——老陈婚后几年和老婆没少吵架拌嘴。我告诉老陈，想不到他作为一个机械工程教师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诗词造诣。于是我们的悄悄话愈加多了。
老陈对看守们一一评价。
最坏是和老陈同一教研室的高佑德。此人地主家庭出身，表现极其革命，他对革委会破格派他当看守此举感激涕零，因此特别卖力、特别凶！有次为了一点小事打了难友老高一记耳光，出手之重致使老高一只耳朵聋了。平时有机会就骂我们，但他不要说对领导哪怕对其他看守都很恭敬——别人出身都比他好。另一个看守小马特点是“阴”。他常常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突然把反锁的小间门打开，看你在干什么。倘若你不在写交代或是没在读毛选，必定被他训斥。其他看守还算马马虎虎，奉命行事而已。老陈说看守中最好的是小胡，他对小胡的评语4个字：“温柔敦厚”，我完全赞同。
小胡是青年教师，“文革”之前大概被派去搞“四清”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他。人长得秀气，说话声音轻轻的，举止文雅。他对我们十分温和，对我们的要求（比如上厕所或者出小间找水喝之类）从无二话，即使听见我们违规交谈也不干涉，至多提醒我们声音小点，所以大家都盼着他值班的时光。小胡从来不训人。
这天和往常一样，寂静，死气沉沉，几个看守在我的小间外聊天（高佑德和小马不在）。聊的是老电影，有个人在讲苏联电影“白夜”，只听见小胡说：“白夜”呒啥大意思，还是“白痴”好看。看守们说话对我们一点也不避讳啊！过了一会，小胡开门给我送晚饭（我等隔离审查对象的“牢饭”由看守送来），我瞥见小胡的眼里有笑意。
转眼间到了1970年，我已经在奉贤“五七干校”了。学校开始搞“一打三反”，由于本人早已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倒过霉，对新运动而言自然是死老虎，只须当观众而已。不久，在众多揪出来的人之中，听到了小胡的名字。据说小胡犯的是流氓罪——同性恋！虽说小胡结婚一年了，他妻子也怀孕生女，但小胡对妻女漠不关心，只是在妻子坐月子时买过一只鸡送去。此前此后却和一个交大的教师“同居”，像老婆一样替人做饭洗衣裳。大概交大把他们一道逮住了，小胡就发落到学校当上了“一打三反”对象。
过了一阵子，干校开“宽严大会”（全名是一打三反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大会），小胡作为从宽对象在大会上作检查。具体内容一点没有（据说属于“防扩散”），只是空洞地批判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改造，不好好“斗私批修”，所以犯了流氓错误。还举了一个我当时觉得滑稽的例子：小胡说自己青少年时代特别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尼亚的恋爱情节，中毒很深。
小胡没事了，人们说小胡的“老公”就没那样幸运了，可能要进大牢。
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一点：同性恋群体中坏人很少（不敢说绝对没有），他们对群体外的芸芸众生没有敌意。
美人之死
当年第1个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徐新老师曾经给全校美女教师排过名（前文有述），随着每年有女大学毕业生进校排名会变化，但高居榜首的始终是王人丽，一位机械教研室的力学教师。
1973年夏天，我从“战高温”的玻璃厂回到了学校教材组，从事油印教材讲义工作。教材组设在陕西北路总校新址，地方比原来九江路外滩两层楼面大多了。有两幢洋房和花园，还有零星建筑。比如我们油印部门就在两间大平房里，这两间平房过去是花园旧主人（外国人）养马的场所。想不到总校的勤杂清洁工竟然是王人丽。
总校门房间（传达室）边角落里有时会见到王人丽在休息，她低头安静地坐在那里，宛如一座雕像。奇怪！王人丽的劳动服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她扫过的地面当然也干干净净的。
油印部门大多数人是从市郊农场上调的知青。有一次我和他们走出平房，迎面碰上正在打扫落叶的王人丽，她委婉地“命令”他们不要乱扔废纸和其他垃圾。小陶他们笑嘻嘻地向她保证：今后一定注意！小陶还把刚才扔掉的烟头捡起来。我不禁感慨：美人尽管落了难，美人的魅力依旧！
我从教材组的女知青那里知道了不少王人丽的事。她们对她颇为同情，会主动和她聊聊，而过去的旧同事（指女同事）见了王人丽自然是唯恐避之不及，因为王人丽属监督劳动的管制对象，再说王人丽没出事之前就招女同事们恨，谁让她这么漂亮呢？听说王人丽和自己2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上班必须把儿子反锁在家里，免得孩子闯祸，中午赶回去把食堂的饭菜给小孩吃，再匆匆赶回学校继续劳动，晚上下班也得赶紧回家，儿子还锁在房里呢。王人丽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加上她算“管制分子”，孩子上不了托儿所。娘家人又不肯帮忙，只能苦了她母子俩。不过王人丽说她儿子非常乖，一点也不费手脚。
孩子的父亲徐妙新此时也在南市分校监督劳动，也是“管制分子”。上头规定：“管制”期间两人不许见面，若私自会面罪加一等，徐妙新就住在南市分校。
我到教材组（“文革”前称教材科）不久就听说王徐两人的管制期快满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快熬出头了，解除管制后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过三口之家的小日子了。我见到王人丽的脸上有了笑容。
天有不测风云！王人丽的孩子得了急病，有人说是坏血症。你想嘛：小孩成天关在小房间里晒不到太阳，怎么能不生病？病来得又凶又急，医院抢救无效，死了。
据说孩子刚发病时，六神无主的王人丽曾打公用电话到南市分校找徐妙新商量，徐妙新考虑到没有多少日子就熬出头了，现在两人碰头便前功尽弃，所以就没有去看孩子。这也是王人丽绝望的原因之一。此说法一直未向妙新兄证实——不敢触人伤心之处。
王人丽脸色惨白，但平静地对死去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不要怕，妈妈不会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她从医院回到家里，就服毒自尽了。
据学校去参加火化仪式的人说（不是追悼会，只是在火化前让王人丽的亲属见一见），大家都哭——“太作孽了！一个大人一个小人睡在一道！”
徐妙新仍然不能去参加最后的告别，虽然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情人。
才子佳人的悲剧
徐妙新聪敏绝顶，毕业于北大数学力学系，应该算才子；王人丽在同济大学就读时即为众多男生的梦中情人，称佳人更是实至名归。妙新兄从力学研究所调到了我校机械教研室力学组，王人丽是力学教师，才子佳人会了面。不过只能是相见恨晚：佳人早已“名花有主”，才子也已“使君有妇”。他们的爱情从开始就注定了是悲剧。
王人丽一进大学就被一个姓卓的同班男生追上了手，说明“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古话颇有道理（据说王人丽中学读的是女中，否则也轮不到卓同学了）。于是她糊里糊涂地怀了孕结了婚，大学毕业时已是青年母亲，所以就被分配在我们学校。同济对王人丽还是很不错的，照理怀孕生子要留级，破例让她换一个4年制的本科专业（原来的专业5年）和老公同时毕业。不知道是否美女的丈夫易招人嫉恨，卓同学却被同济分配在外地。这不明摆着要让他们夫妻分离吗？所以卓同学坚决不去，留在上海陪老婆孩子。
老高和王人丽同在力学教研组，而王人丽婆家在四川北路永乐坊，离我家和老高家很近，有几回3人在电车上相遇，她会和老高聊聊自己孩子的事，有次还提到她的妹妹就是全国跳水冠军王人智：“练跳水老苦格！阿拉妹妹眼睛也跳伤了！”
老高告诉我：他们力学组的男同事们曾去拜访过王人丽，为了什么工作上的事吧。王人丽的老公摆出一副相当不欢迎的样子，气量太小！不过老高表示可以理解：“如果我有这样漂亮的老婆，肯定也不放心。”他对卓先生有点同情，那个年代不服从分配便意味着不可能有工作，连当临时工也难。
大概没有文化革命，王人丽就这样安分守己过一生了，即使碰到徐妙新，也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学校不实行坐班制，哪怕同一个教研组的人每周也只见到两次（开两次会），彼此很难发展感情。再说当时谁敢“婚外恋”？连“婚外恋”的名词都未发明呢。叫什么？叫“搞腐化”，即腐化堕落道德败坏阿飞流氓剥削阶级行为，绝对是“大逆不道”。不过，后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两年，发现此类事不少，“劳动人民”并不当回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天开会写大字报搞干革命，同一班组的同事天天碰头，后来又下厂下乡下干校，才子佳人朝夕相处，徐王两位就日久生情了。当然前提是他们的婚姻已经亮了红灯。工宣队进驻学校后，自然把徐王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化堕落的典型来抓，也不会批准他们各自的离婚请求（可能他们的配偶也不肯离），只是会上“帮助”、会后谈话；还把他们调到不同班组。毕竟是“生活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们“回头是岸”就算了。
徐王两人是铁了心要在一起。此时我们已经在奉贤海滨“五七干校”战天斗地了，干校每月有3天休假可以回上海市区，王人丽却回娘家从来不去四川北路永乐坊（她父母反对也无可奈何）；徐妙新也不回家探望老婆而是住在别处。在休假期间他们天天幽会。初人兄曾在市区见到才子和佳人在雨天漫步，徐妙新替王人丽打着伞，自己却淋着雨，十分绅士。汪初人悄悄告诉了我，当然我们不会声张。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汪初人、老高、老袁和“革命群众”不同，对徐王两位颇为同情。
干校出了大事！徐王两人“私奔”了。那个年代干校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场所，休假结束晚半天回干校都得写检查，他们两个居然从干校跑了，这就和犯人越狱一样。学校工宣队领导大发雷霆，派人派车到处寻找，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把他们抓了回来。于是对他们开了批斗会，“革命群众”个个怒不可遏对他们进行“声讨”，不料这两位拒不认罪，尤其徐妙新“气焰十分嚣张”（其实就是表示非要和王人丽在一起），加上传出了爆炸性新闻：王人丽怀孕了，孩子是徐妙新的。所以领导认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矛盾的性质转化了！”
学校把徐妙新送进了拘留所，王人丽因怀孕得以幸免，然而公安局认为定流氓罪定坏分子还够不上，所以关了半个月只得放了。工宣队领导当然不可能放过他们，就代表徐王双方配偶把两人以“破坏婚姻法”的罪名告上法庭，公检法军管会判下来，徐王被“管制”2年，留在学校监督劳动。宣判之后，双方的配偶终于同意和他们离婚。
他们本来可以在一起的，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发生不幸的话。然而造化弄人，有情人终究成不了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