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原来青年人不多，“文革”期间来了一批青年，有六六届、六七届的初中生、高中生、技校生，还有两个化工专科学校毕业的大专生，这样一来青年的队伍壮大不少，故事也多了不少。
小顾也算大龄青年吧，又未婚，他对这批青年人中的姑娘们倍加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小顾在厂里很“另类”：他说普通话，而且不像厂里职工那样对异性言行都很随便（工厂里男女之间打打闹闹吃吃豆腐司空见惯），他只和老阿姨一档女职工讲讲话（那年头女性到了40岁就算老阿姨了），见了女孩子却闷声不响。倒也不是因为他做过造反队长坐过厂部办公室，据高师傅说自他调来本厂一直如此：“一副干部腔调！”
有一回10分钟休息期间，坐在我旁边的小顾叫我看他的下巴是否异样？我端详一会发现他左下巴显得肿大。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20多岁时学过小提琴，每天下班后练几个小时琴，夹琴夹得下巴都肿了。后来厂里一个六六届男生小陆子声称要跟他学琴，小顾颇为高兴表示先教他识五线谱。想不到小陆子是和他说着玩的。小陆子对别人说：“我嫖嫖伊额呀，伊当真额呐。”原来在小青年眼中，小顾是个笑柄。
差不多全厂的人都知道了小顾喜欢上了小严（我们厂很小）。小严是六七届高中生，戴眼镜、人白白净净的，大概是为了表示和那几个“痴头怪脑”的初中生小姑娘有别，表现得有点矜持。（其实高中生初中生待遇一样、满师后都是每月36元）平时小顾的目光总是往小严那里溜，可小严头转过来他却把目光挪开，从来不敢和她对视，更不用说找机会和她搭话了。
到后来小顾逢人便说小严不错：身材特别好。不知怎么话传来传去变成了小顾夸小严下身特别好。有的老阿姨背后骂小顾是“下作坯”。
老傅急煞了，多次对小顾说：“侬好撞腔！”我也建议小顾去对小严表白表白，或者写封情书。小顾只是笑着摇头，真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直到我离开玻璃厂，事情仍无进展。不久小严就结婚了，当然新郎并非小顾。
小张的好意
“文革”期间上海流行语中出现过两个专用名词：“拉三”、“木壳子”。“拉三”亦称“山头”，专指问题少女；“木壳子”即小流氓，专指捣蛋男生。我所在班组的小张就是虹镇老街颇有名气的“木壳子”，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很会打架，大组长夏师傅讲的小流氓就是指他。似乎“木壳子”一语流行时间短，而“拉三”流行了许多年。
小张进厂时不知天高地厚，上班吊儿郎当且不说还动不动就和人吵嘴打架，一道进厂的男青年都被他打过。于是一个老职工潘师傅在休息时笑着叫他一道来“练练白相”。小张当然不甘示弱，没想到只两下就被潘师傅摔倒在地；爬起来再打，又让潘师傅给踢翻；这才服帖。后来小张告诉我：本厂“狠人”有许多：潘师傅精通武术、当过保镖；50多岁的陆师傅当年在大世界表演过斗牛，是大力士；宝雄师傅过去是拳师、差点打死过人。总之小张在厂里老实了。我来厂时，他已经太太平平“做生活”了，不过据说在厂外并不太平。
时间一长小张和我也混熟了，下班后常一道走。他长有一副“三角身坯”——据他介绍是适合打架的身坯；美中不足的是眼睛里有一双白点——天生的。小张很同意老傅的观点：我关心国家大事是自讨苦吃，活该倒霉。他也和老傅一样很同情我直到今天仍无女朋友，不像他：年纪比我小许多但“身边妹妹多得一塌糊涂”。
小张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所以他说他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有一个小姑娘人长得十分漂亮：“番司又嗲峰又挺”，不过是有名的“拉三”，曾经被“老派”弄进去差点“敲三记”（关三年）。见我面有难色，他开导我：侬有介严重的政治问题，一般女的吓额，只有“拉三”喏不在乎的，侬不要怕呀，嫁拔侬嘛就不会“拉”勒呀。
我还是谢绝了小张的好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安分守己地在厂里干活，从不迟到早退，也不偷懒。见了厂领导则避避开，希望他们把我遗忘。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呢。
一天上班我觉得气氛有点异样：小顾和小张在休息时轮流被叫到厂部办公室去，小顾还被叫去两次。班组内的小青年窃窃私语，见到我却不说了；小顾从厂部回来后一整天拉长了脸不理我，我感到有什么与我有关的事发生了。果不其然，那天下班在回去的路上，小张追上了我，他告诉我厂领导张阿毛、老郑找他了解情况：“不晓得哪一只瘪三去瞎讲，讲阿拉听侬吹封资修的话题，我对伊拉讲：不可能的，阿拉从来勿讲的。头头们还叫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回答伊拉我斗争观念强来西额，我学堂里是红卫兵头头，拿（你们）又不是不晓得。”
过了一天小顾对我开口说话了，他说老郑一帮老当权派实际上是想整他！是以我为借口对他进行“阶级报复”，所以他得小心点，这几天我们少接近。
我很纳闷他们怎么不找老傅呢？老傅平时和我话最多了。谜底还是老傅揭开的：老傅说厂部领导见到他都避避开的。他每个月至少两次去找厂领导，不是要求补助就是向厂里借钱。因为老傅子女多、老婆又没有工作，是厂里头号困难户。老傅笑着告诉我和小张：“伊拉会得寻吾啊？伊拉看到吾逃也来不及。”
小张和小顾都没有对我落井下石，所以我仍然太太平平上下班。
都是尼克松惹的祸
美国总统首次访华，对高层当然是大事，和老百姓有何相干？对我等玻璃厂职工而言，绝对没有早餐时肉包子肉的多少或者高师傅掉了一只牙齿这类事重要，但领导们为了尼克松来华却忙得不亦乐乎。尽管他们和大家一样，都不具有见尼克松的资格——官太小。
先是开大会，由老蒋宣布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还特地强调必定访问上海。所以要作准备（上级指示）：一是我们对尼克松的态度必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二是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敌人破坏。按老蒋的说法（上级指示），尼克松是打着投降的白旗来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看来我厂没有去机场迎送任务，不必练习如何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了；因此只有防止破坏的准备了。接下来厂里连着开两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大头”和“摆勿平”。
“大头”是绰号，全厂都这样喊他。他自幼爱赌，进厂后仍旧爱赌。什么事他都可以拿来赌，譬如“文革”这样的运动他都敢和人赌：“我跟侬横伐？陈丕显（时任市委第一书记）板定揪出来，横一元洋钿”。最近大头和一帮赌友通宵赌扑克牌被“老派”抓了进去。目前正是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于是厂里为他开批斗会，会上“大头”作检查，有人发言批判，最后领导规定：“大头”在尼克松来上海期间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除了上班），尤其不许赌博。
“摆勿平”之所以有此雅号是他永远“坐没有坐相、立没有立相”，走路也摇摇摆摆，一副“贼头狗脑”腔调。他进厂以前是以“爆炒米花”为生的，走街串巷时也顺手牵羊拿点东西。进厂以后积习难改，老是偷厂里的废铜烂铁，有时也在更衣室里拿别人遗忘的衣物之类，已被“教育”过多次。这次又在风头上拿了许多玻璃瓶出厂（据说打算送人），于是开批斗会斗了他足足两个小时（发言骂他的人很多——均为受害者）。鉴于“摆勿平”基本上是文盲，检查自己反而会引来全场笑声，因此领导打断了他的检查，也对他宣布纪律：尼克松访沪期间，下班后不许回家，更不许上街，必须睡在厂里。
好在“摆勿平”没有老婆孩子，不许回家他倒无所谓；但不许上街使他十分痛苦，他是一个最爱热闹的人。这都是尼克松弄出来的事，从此他和尼克松总统结下了仇。
加工资
1972年在十年“文革”中是相对宽松的一年。厂里广播喇叭传出的样板戏音乐少了一些，“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劲歌消失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旋律冒出来了，如“阿瓦人民唱新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虽然也是颂歌，味道却有点不一样。
厂里传遍了要加工资的特大喜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大喜讯。那年头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或者毛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宣队这种事都称为特大喜讯，还必须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加工资的事却是悄悄进行的，报纸上一字不提。
等到厂里开大会大家才明白：加工资此等好事并非人人有份，只有那些在1958年以后进厂、工资拿40多元的职工才是幸运儿，工资在60元以上的人就算高工资了，不属于加钱对象；而“文革”期间进厂的“老三届”及其他人目前每月只拿36元，应该是低工资了，但因工龄短也不具备加工资的资格。老蒋在大会上还“教育”他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比比你们那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你们钞票“好好交”多来。
加工资的幅度并不一样，有3元、5元、6元三等，对属于范围的人既要看工龄又要看工作表现、政治表现。所以接下来一个月厂部忙得焦头烂额，找老蒋谈问题的人川流不息，老蒋上食堂吃饭有人陪着、老蒋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群众明白只有找第一把手才管用，而老蒋是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本厂第一把手。
结果终于公布了：属于调资范围的职工绝大多数加5元，没有加6元的（谁都知道多加1元的人会成为全民公敌），“大头”和“摆勿平”加3元。紧张的小顾松了一口气，前几天他扬言：要是少加他工资他就要写信给王洪文，向洪文同志反映本厂当权派打击报复老造反派的事实，现在就算了。“大头”到老蒋那里据理力争：说某某人轧姘头、某某人出工作事故，为啥他们可以加5元？“摆勿平”站在厂门口大叫：“少加吾钞票，吾厂休时只好再去爆炒米花，是领导存心要我再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咯！”
后来才知道：尽管上海只是在工厂企业加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却在全国尤其是邻近的苏浙两省引来了强烈不满。因为据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在“文革”期间加过工资。那时传说过上海某企业有一人去苏州出差和人打架的故事，两个苏州人边打边骂：上海人阿是钞票加好哉、骨头轻哉？其实迪个上海人又没有加着工资。
给资本家落实政策
说1972年比较宽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这一年“归还”了抄家物资，还给“文革”中只发生活费的资本家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工厂为此开了大会，老蒋作了长篇讲话：从尼克松访华讲到我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国的地位、又有多少多少国家和我国建交，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话题忽然转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对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仍要坚决斗争（仍你死我活）之外，对他们个人要给出路：一、“文革”前的工资照旧；二、抄家财物归还。接下来张阿毛谈学习体会，他“气贯长虹”地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心胸最大，不在乎资产阶级这几张臭钞票。
我厂有三四个“资产阶级”。为什么是三四个？因为有一个是“资方代理人”即老板亲戚，他始终不以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其中有一位诸老板——老蒋在大会上特地提到过，他是上海玻璃行业享有盛名的人物：十几岁时赤着脚拿一把破伞从江北乡下来上海，到外国人开的玻璃店学吹玻璃，后来成为上海最好的吹玻璃技工，于是自己开作坊开厂，公私合营前诸老板的玻璃厂已经颇具规模。我们车间工资最高的赵师傅是1960年市里发证书的技师又是8级技工，他就是1940年代初诸老板的徒弟。当然1960年代初赵师傅和其他徒弟早就与他们的老板师傅划清了界线。诸老板60多岁了，恢复了工资他终于可以退休了。
和我熟的是王老板，因为他与我同一个班组，我们都叫他老王。老王50多岁，很有“派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英文法文。1949年之前在一所洋行任职，1950年失业之后为了混饭吃和朋友一道开了一家小玻璃厂。他告诉我其实他对玻璃制造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当时做玻璃能赚钱就去开厂了。他后来十分懊悔：“我是解放后硬经自家弄顶资产阶级帽子给自家戴上去！”讲讲是资产阶级，但待遇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因为他开的厂很小：只有十几个工人，没开几年就被公私合营了。所以老王按企业资产拿到的定息很少，工资也定得比诸老板低多了。老王还说：“资产阶级的福没有啥享着过，资产阶级的苦全部吃到。”“文革”开始不久，厂党支部派人来老王家抄家，带队的就是张阿毛，所有值钱之物全部抄走。“顶气人的还写好一张清单叫我签字，又不让我核对。走的辰光在屋外还留下了大字报。”就是这些公布于众的大字报让邻近的中学红卫兵知道这里住着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抄家，把剩下的不值钱物品甚至生活用品也拿走（当然不可能有清单）。老王还被红卫兵小将打过。
我问老王：这次都还你了吗？老王叹了一口气（叹气前看了看周围）告诉我：金银珠宝是不可能还的，折算钞票还了些（例如黄金算90元一两，珠宝是象征性给点钱）。老王家有一件古董——明清时期犀牛角雕，厂部说找不到了（厂里集中到局仓库），就折算10元打发老王了事。
抄家的话题
聊抄家的旧事似乎有些不太“和谐”，可能有点败各位的兴。鉴于目前仍有不少强拆强迁这类“不和谐”的事，讲讲当年抄家的“旧闻”并非没有意义。
在各次运动中被打入“贱民”行列中的人大都难逃被抄家的噩运，不过来抄的人不是“组织”，便是公安局，好像还有点“依据”；但“文革”一来，抄家遍地开花、无序爆发。只要有一帮戴上红袖章的革命左派，就有了抄家的权力。被抄家的除了资本家，还有旧职员、教授、老教师、老医生及各类审查对象，也有老干部。有的人家被抄多次，有的全家被赶出原来住的房屋，这叫作“扫地出门”。
我们厂的诸老板是被“扫地出门”的。他原来住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在闸北区的一条什么路上。据去抄过他家的夏师傅讲：那幢房子外观并不起眼，砖墙外涂了灰泥，也没装落地钢窗；但房内却“乖乖龙地冬”，都是红木家具。夏师傅这批人是厂党支部派去的，戴的是红卫兵的袖章（长胡子的红卫兵），他们抄家的水平相当高，把诸老板的所有存单现钞金条首饰全部抄到，还给红木家具贴上封条——表示再也和诸家无关。既然代表组织，自然有抄家清单，不过清单由抄家队伍带回厂里。诸老板全家被勒令住到一间不放红木家具的杂物房里，老老小小一律睡地铺。
厂里老职工讲诸老板一辈子是“做人家（节省）做得一塌糊涂”，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家里的饭即使馊了也不倒掉（当年诸老板舍不得买冰箱此类美国奢侈品——费电！），而是放油炒一炒加点葱花自己吃掉（他的家人都不肯吃），早上吃大饼油条是难得的奢侈，从来不去饭店。过去由于通货膨胀他只相信黄金和红木，因此抄家队伍收获很大。没过多久诸老板的家被闸北区什么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看中（大约是区红三司），那间杂物房也不能住了——资产阶级能住在司令部里吗？于是“扫地出门”。厂里头头想想让诸老板全家睡马路不太好，就安排他们住到厂里一间仓库房内，冬凉夏暖——据说对“改造”剥削阶级颇有益处。
老王的运气比诸老板好一些，未被“扫地出门”。虽说也被抄过家，也被红卫兵小将打过，他只是居住面积缩小了一些，让出了一处大房间给厂里一位职工，又因为本来就是租赁房，现在面积小了，但房租也付得少了。老王经常有此类聊以自慰的阿q心态。
小顾颇为得意地告诉我：“‘文革’开始时老郑派人抄别人的家——他是党支部书记嘛，第一把手嘛。到了冲资反路线了，我带人抄他的家！走资派嘛！所以啊，老郑对我有刻骨仇恨。老实说他要阶级报复我也不怕。”
关于住房
1972年这次给资本家落实政策并不包括住房，大概也不包括大资本家的巨额存款，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1980年代，所以诸老板还是住在厂里仓库里。但是仓库内这间房厂里要派用场了，厂革委会就和闸北区房管局协调，要他们同意让诸老板一家住回他原来的老房子。
老房子原本是诸老板的产权房，为何住回去要得到房管部门批准？须知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产权”早就被革命革掉了。自红三司司令部消失后，几家革命群众抢占了这幢房屋，过了一年不交房租的“幸福日子”。可惜好景不长，房管局革委会代表国家接收了诸老板的房屋，经过审查确认这几家乃原来住棚户区的劳动人民，就承认了他们的抢房行为让他们合法地住下去，但必须付房租给房管部门。这一来皆大欢喜。
房管部门十分宽大为怀，把老房子一间公共杂物间“分配”给了诸老板一家，这是除卫生间厨房之外唯一空置的房间，当然诸老板和其他住户一样必须交房租，因为这幢房屋属于国家财产了。
住房面积缩小的老王更不会做恢复原状的白日梦。他本来住的就是要向国家付房租的租赁房，何况现在住进来的是本厂职工——工人阶级。因此他无论在厂里在家里都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
不过老王和诸老板不同。在厂里开的资本家座谈会上，诸老板和其他被落实政策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发言表示对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对领导无限感激，诸老板还落了泪——感激涕零了一番，老王一言不发。后来老王对我说：（周围无人）“碰着强盗抢掉侬100元，突然他还侬30元！还要侬对他千恩万谢——世界上有这种道理伐？”他还激动地讲了一串英语，不过我没听懂。
老王最得意的是“文革”前，大约1963年吧，他被化工局借调到局里外语培训部去教英语的事。学员都是全市化工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前是学俄语的，所以从abc教起。老王的教学深受培训部教学负责人，一位从复旦大学英语系请来的副教授的赏识。这位副教授是中年女性，在圈内很有名，是英国文学名作《名利场》的译者。她很为老王惋惜：王老师，你不去开厂而是到学校去教书该有多好。
老王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神仙会
厂部通知：来工厂“战高温”的干部每月一次脱产学习半天，而且要人人订阅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据老蒋在第一次学习会上说这是“上级指示”，表示这些人并非普通工人，仍是将来可能会起用的干部。1970年第一批“战高温”的人的确是上海市各局的机关干部，而1971年到工厂的人来自文化教育系统，有教师、演员、科研人员，真正的干部倒不多，现在统统叫干部，一律属于学习对象。
第一次学习会我没有参加，大概领导吃不准我有否参加的“资格”就不通知我。但没过几天老蒋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必须多学习，所以应该参加干部学习会。厂里人都知道老蒋喜欢“做好人”，凡是加工资、落实政策之类的会议他总是很起劲地当主持人，而批斗会、训斥“落后职工”一类恶人总是让其他领导冲在前面。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大大小小的头头大多下台了降职了受牵连了，老蒋依旧当厂党支部书记，甚至于还升官到了公司里。估计他对上头那些“文革”中倒霉的老干部也是客客气气，永远“老好人”一个。
学习会厂部领导再也不来了，由一位来自机电二局当过科长的老刘主持，他是学习组长。开会的程序是：老刘用一口天津话读一遍《人民日报》社论或者什么中央文件，然后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聊天内容和社论文件基本无关，譬如徐生浩讲讲远洋航行的见闻（他是海运局的），一位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武生谈谈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诞生经过（他目前在二车间烧大炉）。我们坐在厂部会议室里喝茶抽烟、不用干活、远离高温，享受每月半天的“干部待遇”，所以来自城建局的小陈笑称：我们这是开“神仙会”。组长老刘立即关照他不要胡说，要注意“影响”。
这几天大组长夏师傅看我的眼神有点迷茫。他弄不懂了：我这样的政治上倒过霉、到工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倒有资格订阅《参考消息》，而他这样的共产党员、正宗工人阶级倒不可以订阅《参考消息》。这是什么鬼规定？
手艺的消亡
永不休息的大炉终于休息了，车间变得十分安静。我们的工作是把这座二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拆掉，然后打造新的大炉，所以接下来的“生活”（工作）都是体力活：用大铁锤砸、用小车子运——和目前大行其道的拆房很相似，不一样的是我们摆弄的是冒着热气的耐火砖，千万要小心。
厂里这回花大力气搞技术改造，一是新大炉不烧煤而是烧油，理由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多得用不完；二是把原先的制瓶机械工艺改为液压自动化，据说是当年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车间又恢复了雷鸣般的噪声天地，自动化制瓶开始了。尽管有上级技术研究单位派大批人来厂把关，流水线出来的产品质量还是过不了关，液压装置三日两头出毛病，上上下下忙得一塌糊涂。
由于自动化，机器旁的人手精简许多，我就被调到包装间去了，包装间的工作就是把经过退火从流水线末端出来的玻璃瓶排好，再用草绳扎成一捆一捆堆好，最后有人搬到车上运走。因为自动化毛病不断，我们包装间的人经常闲着。
赵师傅陆师傅从车间里来到包装间抽烟，他们看着大筐里无数质量没过关的瓶子直摇头，还讲起他们当年的手艺来。原来过去的玻璃产品都是嘴吹出来的。赵师傅一天吹上千只玻璃瓶，只只大小一样、厚薄一样、容积一样；至于各类器皿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赵师傅被定为技师。陆师傅也是技术高手，他讲了一通吹玻璃就是用气功的道理。不过近年玻璃工艺机械化了，他们这些老师傅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几天自动化了，老师傅更是倍感失落。包装间的人劝老师傅好好带徒弟，让他们的绝活传下去。赵师傅脸上的长寿眉跳了两下（他的眉毛特别长），叹了一口气：“徒弟学会了有啥用？算了，没两年退休了。死了，这点手艺陪我进棺材。”
高温下的美女们
眼下只要还算平头正脸的青年女性，一律被冠以“美女”称号，所以当年我们高温车间的姑娘们个个都是美女。
姑娘和小伙是1968年分配来厂的“老三届”，进厂时都不到20岁，是厂里最年轻的一批职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学徒生涯，“满师”后的工资都是36元，男女都一样。既然拿的钞票一样，工作当然也一样，姑娘们和男职工都一样在高温车间内做瓶子。做20分钟、休息10分钟；烘烤的时间不比男人少，休息的时间不比男人多。
天晓得小顾怎么会发现小严有副好身材的。小严和其他姑娘一样，都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和肥大的裤子、头戴鸭舌帽、脚蹬厚底鞋——我们高温车间的统一打扮，只能见到小严架着眼镜的脸蛋，只能发现她清秀的脸上有点黑灰（那时大炉烧煤）。阿四、四妹和小施年龄比小严还小，她们是六六、六七届的初中生，不知为何她们的称呼都和4有关，很容易记。阿四是全厂最漂亮的姑娘：大眼睛、挺拔的鼻子、樱桃嘴，就是人特别瘦，工作服套在身上显得尤其肥大，令人担心会被大炉边鼓风机吹出的强风吹倒。阿四是厂里小伙子心里的梦中情人。有一个青工小刘扬言：只要阿四肯做他老婆，他愿意“一生一世”做牛做马服侍伊。不过阿四不为所动，所以小刘痛苦万分，以至于成天晚上失眠，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四妹的下巴尖尖的，长一张狐狸脸，人很老实。她进厂时分在食堂，卖早餐肉包子有男职工吃她的豆腐：“四妹，两只肉馒头。”
“给侬。”
“迪格勿要，我要‘侬的’两只肉馒头。”
四妹哭了一场后，就要求到高温车间去了。
小施的父亲是船长，她在女孩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有着一双丹凤眼，长得很甜，做人也乖巧，她身体不好时要请病假总是被夏师傅拒绝，她也不吵。
当姑娘们从高温车间出来休息时，脸蛋都是红红的，衣裳浸透了汗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见到她们这样，就会想到在烈日暴晒下日见枯萎的花朵。
老王是个有女儿的人，他见到她们这种光景总会感叹：
“真作孽，让小姑娘做迪牌（这种）生活（工作），老肉麻（心疼）伊拉额（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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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朋：沪语，开玩笑。
什涅：苏北方言，什么。
小把戏：苏北方言，小孩。
下只角：沪语，低档生活社区。
拔拉：沪语，被。
叉头：沪语，破绽、弱点、问题。
板牢：沪语，牢牢抓住。
给个：宁波方言，这个。
海威：沪语，有面子、有派头。
才呆忒了：沪语，都愣住了、全被惊呆了。
拿：沪语，你们。
尼：沪语，我们。
嗯诺给人呒知呒识啦：宁波方言，你这个人没知识。
巴结：沪语，节俭、做人家。
派：沪语，分配。
回到屋里厢：沪语，回到家里。
才是老白虱：都是虱子。
嫖嫖伊：沪语，捉弄他，开他的玩笑。
撞腔：沪语，动真格的。
番司又嗲峰又挺：沪语，面相漂亮、胸脯高耸。
老派：沪语，公安派出所、警察。
横：沪语，赌。
硬经：沪语，硬是。
乖乖龙地冬：苏北方言，用来表示令人惊讶、震撼，相当于“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