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比羊聪敏
我们干校养猪，也养羊。
“羊倌”是姚阿姨，原来是教材科的职员，苏州人。她每天把几只羊放到河边草坡上让它们吃草，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赶羊。一天我看见姚阿姨用树枝敲一只羊的头，嘴里还骂：“打煞奈迪只下作坯！打煞奈……”
姚阿姨受过“审查”，当过“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讲话比较随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奈看奈看，迪只公羊老是骑到小雌羊身上厢，小雌羊吃不消格。”
原来姚阿姨在维持羊群的婚姻伦理底线。我差点笑出了声。
干校突然决定羊不养了，在河边大开杀戒，把羊统统宰光。我和初人见到一场“奇景”（我们大概是奉命帮忙的），当一头羊被牵来挨刀时，其他几头羊仍然安详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发出悲鸣、空气里散发出血腥味，它们仍无动于衷、依旧慢条斯理地嚼草，更不会逃。直到一头一头地牵过来，全部宰完。
初人兄得出结论：羊是世上最笨的动物。
我们养的猪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邻近农场连队杀猪（杀猪要请当地专业杀猪人，不是随便什么有气力的人能杀的），传来了一阵阵猪的惨叫声，我们猪栏里几头猪变得异常紧张：两眼通红、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还想拱开猪圈门，甚至猪食也不吃了。原来猪有“物伤其类”的情怀，会担心自己落得个和同类一样的下场。
猪比羊聪敏多了。
当时我忽发奇想：吾辈国人像猪多一点还是像羊多一点？恐怕像羊多一点！
宰羊后那天晚餐大伙痛快地大嚼红烧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瘟猪肉”很香
一头猪病了。
猪一旦没了胃口，就是病了。我们千方百计让这头猪吃东西：给它单独“开小灶”，弄来豆腐渣让它“独享”，在泔脚里挑它爱吃的下脚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们只得请邻近农场连队的小黎来帮忙。
小黎不是兽医，是饲养员，只是养猪比我们有经验。他“出诊”的结论是：这头猪得了猪瘟，必须打针，另外两头也要打针“防患于未然”。虽然小黎不过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在我们眼里他却是一位猪的救星，一位养猪权威。
给猪注射的针筒大，针头也粗得吓人。小黎要我们打，我们试着给猪打针，却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过便夺过去，一下两下便打完了，还说：“赫啥啦？又不是拨（给）人打针。”
病猪还是不好，小黎也没有办法了。他下了结论：是猪瘟，不会好了。
干校连排领导都来看过，他们决定等瘟猪死了，就地掩埋。小黎听了很吃惊：“埋死猪！”猪肉是多么稀罕的美味，他说等我们埋了他们立刻挖出来弄到他们食堂吃掉。我们排长得知小黎的打算后毅然决定：既然农场的知青能吃，我们为啥不能吃。于是他说服干校领导，推翻了原本科学卫生的决定，把这头奄奄一息的“瘟猪”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烧让大家分享。
据说宰这头“瘟猪”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们两个猪倌不愿去看，只是埋头照料另两头猪。
但是“瘟猪”肉我们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红烧猪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后都没事，没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旧记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猪肉”，说现在的猪肉远不如我们吃过的“瘟猪肉”。
“祸从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听敌台”
干校继续“一打三反”：我们连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学读书时散布过“反动言论”的人，因为是过去的老问题，从轻发落为“严重政治错误”；老同学阿鲍的一点风流韵事也被批斗了，尽管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但毕竟属于“生活问题”，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工宣队并不打算罢手，在会上宣称：敌情还很严重，有不少人“偷听敌台”至今没有坦白交代。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67年学校两派斗得昏天黑地之时，许多同事不愿卷入革命，而是过上了“逍遥派”生活。有些人为了打发时光迷上了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们经常跑虬江路五金交电旧货市场，买来半导体零件，用一把电烙铁装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机，当然有人也装上了两波段的，能听短波。在集体宿舍里调试自己安装的机子，据说很有成就感。
麻烦来了。短波中除了我国对外广播之外，境外的华语广播统统是“敌台”。按工宣队领导的讲法：听敌台就是犯罪，必须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检查，如不坦白则要“抗拒从严”。
所有自己装半导体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检查。学校里爱动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学的教师。
我们排为两位装收音机的同事开过几次批判会。一个是张庆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学教师，他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装收音机的目的是为了收听外国电台的贝多芬作品，外国电台说的是英语还是法语他弄不清楚，反正他听的不是被称作黄色音乐的外国轻音乐，而是“重音乐”，也就是交响曲，所以决非犯罪，华语广播他不听的。工宣队师傅认为他态度不好：爱好音乐为什么不听“东方红”和“国际歌”呢？张庆方说贝多芬的音乐马克思和列宁也是肯定的，大家认为他狡辩。工宣队师傅“语重心长”地说：文化革命已经好几年了，看来像张庆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心里还是没有毛主席。经过大家的“帮助”（批判），张庆方终于承认了错误，作了检查，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听外国音乐。
另一位“批判对象”是张伯文，物理教师，和我很熟。伯文是装收音机高手，不仅自己装也替别人装。他住在集体宿舍里，调试短波时声音很响，全宿舍的人都听见。“清查”开始时，他仗着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为不会把他怎么样。不料工宣队找他谈话了，他起初不承认，后来听说很多人都证明他听过“敌台”，他就说自己“听白相听听”！（上海话听白相就是听着玩的意思）
“听白相”听出事来了。班里开会排里开会批判张伯文的“听白相”。人们说批张伯文批着批着要忍住笑，问他东他答西，他会自己承认听过美国之音、苏修对华广播和台湾电台，又会漏出来：听过bbc。人们厉声问他：
“张伯文！你相信这种反动宣传吗？”
“相信、相信。”
“什么！你相信！”
“昏了昏了，我讲错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斗张伯文斗了几次。领导考虑伯文出身好，又无前科，就作为宽大典型让伯文作了检查算了。他的检查也很滑稽：第一句开场白是：同志们！我原形毕露了。
在一次假期回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车时遇见也在车站等车的张伯文，周围无熟人。伯文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们是“祸从口出”，我呢是“祸从耳入”。
“牛郎织女”何其多
“瘟猪”事件发生后，连排领导可能觉得把养猪大业交给两个“牛鬼蛇神”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于是派老龚来猪棚担任负责人。老龚也是教师，在“文革”中没受过冲击，属革命群众。
老龚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饲料的小间内贴上一张语录：最高指示——要大养其猪！语录是老龚自己写的，字很大，在墙上很醒目；又找来一张破桌两条长凳，弄得小间像个“办公室”。老龚向前来“视察”的工宣队师傅说明搞来桌椅是为了学习，工宣队师傅对贴养猪语录很满意，认为是突出了政治。
老龚的“新政”到此为止，其他一切照旧。我们“学习”还是和班排一道，并未增多，小房间成了休息室，打理完猪圈之后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觉颇好。老龚对我们挺和善，也和我们一起干活。自从下乡来干校之后，“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批斗过我们，平时也划清界线对我们不加理睬，现在大家都在一道劳动，过干校生活，我们要改造世界观他们也要改造世界观，都是臭知识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并非教师而是干部职工也一样，同属修正主义教育阵营中人物，同样得接受再教育。只有工宣队是来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众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我们这些另类处境有了改善。
在聊天中得知老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青岛由外婆照看，老龚的青岛妻子却在长春工作，老龚说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两个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见不到女儿，所以十分郁闷。老龚还告诫我：千万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将来夫妻分居两地成“牛郎织女”有得苦。
当时夫妻分居两地相当普遍，我们学校很多，光在我们基础教研室就有好些。数学教师老谢，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开玩笑：古有孟姜女万里寻夫，今有谢老师万里访妻；外语教师杨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师老楼，妻子在宁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师，老婆在安徽农村老家，小胡说要让老婆到上海团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他最后调回了老家安徽一个小县城。那个年头调进上海比登天还难。几个老家在福建的教师“文革”后期为了和老婆团聚都回了福建。还有一位女英语教师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学老公在我们学校，于是她们两人对调，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学调到了我们学校，由于她们都是学英语的、专业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对调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也折腾了好几年才成功。
大官（过去叫高级干部）决无此类烦恼，他们到哪儿都能带家属。“文革”期间南京军区一位军级干部转业到上海，后来当交大党委书记，他的一家老小都从南京到了上海。
夫妻分居两地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错误”。干校批斗过两个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却和别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据说因同样原因“红杏出墙”的女士也有，为顾及她们颜面没有公开批判。他们在“检查”中都有一句话：“由于夫妻分居两地……”
从奉贤到南汇
干校要搬家了。大会上领导宣布：我们将动迁到南汇华东局干校去，这里让给文化系统干校。
我们养的猪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车拉到了供销社。收购猪的供销社职工喜形于色，连声称赞我们的猪好，比公社农场送来的猪肥。送走这两头猪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们干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难过。明明知道两头可爱的约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场，只要我们猪倌亲眼见不到也就罢了，不去多想。
华东局干校全名叫中共中央华东局五七干校，位于南汇五四农场，规模很大，有许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过去的除我们学校外，还有教育学院和外语职校，都属高教局系统干校。就此在同一场所出现两个系统，然而在日常事务上要听从老土地华东局干校的安排。
这里不养猪，我不再当猪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参加大田劳动，每天下午学习（运动）。奇怪的是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了——以前只读毛选。据说学习经典是为了识别打着马列旗号的骗子，后来知道了骗子是陈伯达，“上头”在搞“批陈整风”呢。至于咱们老百姓对陈伯达为何成了骗子毫不关心，连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自“文革”开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到底是中央机关的干校。这里的食堂大会场也大，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图书馆阅览室，晚上开放。我每天晚上去阅览室看书，看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凡鲁迅的作品包括译作都能借阅（阅览室除马恩列斯毛鲁之外只有《汉书》之类的历史书籍），《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美术评论，另外又重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鲁迅译的。那年头能在公开场合看到这样的书，够幸福了。
干校里有不少大官，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就在干校。我和管理阅览室的老头聊过天，他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原本要从华东局调往一个大学当校长的，“文革”开始了就没去，老头爱读史书，总戴着老花眼镜看《后汉书》，从未见过他读马列著作或毛选。
有次开大会，内容是一个华东局干部作“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的报告。此人说自己在延安抗大亲耳听过主席报告受过主席教诲，进城之后渐渐放松学习，思想渐渐变修了，工作中犯了错误，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云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到他被“解放”当了普通人之后闹的种种笑话：一是上公交车不买票，（他不知道要买票）被卖票员当场拿下；二是到商店买东西不带钱，他从未有过带钱习惯，所以以后出门必须有子女陪着。此人名叫罗毅，以前当过团中央常务书记，“文革”前是华东局候补书记，7级干部。
当时我就在想：像罗书记这样的大官，出门便是轿车，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车要买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来，当然不会上商店。“文革”让他们下来了，又换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钱的特权依旧存在。
丁胖
我们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汇的，当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区的玻璃厂“战高温”了，在南汇华东局干校没待多少日子。
不知何故，一到南汇我和汪初人两个前猪倌被编入了其他班排，从原来由物理教研室组成的一排调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师成了相识。（说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讲成了相识）
第一位是丁胖。因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贤养猪那段岁月里他曾经建议我们对饲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里混入尿液再发酵，可以把粗糠变成精饲料。天知道丁胖的点子从哪里来的。他带头把尿撒入饲料桶里，我们纷纷效仿，然后他和我一起搅拌，再把桶抬到阳光下晒热以便发酵。不过猪对这种“精饲料”并不爱吃，后来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个热心人。
丁胖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他却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平时常常背一两段宋词，（当时亦属犯忌）还讲讲成语典故，他说自己差一点去读中文系或历史系。丁胖这点文史造诣在追求他老婆时派上了大用场，他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一位比他小10岁的女生写了几十封情书，信里的风花雪月打动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干校时，他太太在虹口区中心医院当医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说丁胖有福。
坐落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在丁胖嘴里仿佛是一处小巧精致的苏州园林，令人憧憬。丁胖讲过去大学师生之间也蛮有劲的。教他们有机化学课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课上到一半时，同学便起哄要先生结束正课讲霍桑大侦探。（程小青是小说《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学期有机化学上下来，霍桑办案的故事全部听完——“侬讲有劲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系调整东吴大学变成江苏师院之后，“现在勿灵哉”！
丁胖的去世很富于戏剧性，但是场悲剧。1980年代丁胖的儿子女儿先后都去了美国深造，后来事业都有成。可就在此时丁胖中风了，瘫痪在床不能动弹，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医院的内科主任，忙得一塌糊涂，于是照顾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钟点工换了不知多少，一个比一个糟，丁太太只得退休自己来照应丈夫，身心疲惫的她竟然患上了忧郁症。子女又不在身边，终于在1990年代快结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开了煤气开关，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据说丁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过反对，可他不能动，只得由他爱妻做主一道离开了。
两位张兄
两位比我年长，理应称之为兄。
一位是张庆方。因为“偷听电台”受过批判，他在检查中声称他听外国电台是要听“重音乐”，即外国古典交响乐，工宣队师傅曾“教育”他应该热爱革命音乐。看来工宣队师傅白费了一番苦心，虽然张庆方不听收音机了，至少在干校，可他在劳动或洗澡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乐曲，爱好依旧。工间休息时庆方兄会和我聊聊贝多芬和莫扎特，前提是旁边没有“革命左派”或爱打小报告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乐盲，我问他听过瓦格纳的作品没有？（我对瓦格纳只是从书上得知，其实并不了解）不料庆方兄表示也听过，只是听得不多。
有一回很意外地听见他哼了一段京戏“失街亭”，“你也喜欢京戏？”
张庆方笑了：“我们天津人个个都会来两段京戏。”
他说真弄不懂你们上海人为什么那样喜欢杨宝森，杨宝森在天津唱不过厉慧良，杨宝森演戏从不客满，而厉慧良演出必定满座。（杨是天津京剧团的老生名伶，厉是天津京剧团的名武生）我讲我就是喜欢杨宝森。
“文革”结束后张庆方调到了华东化工学院，失去了联系。
另一位是张用，说起他可以讲在全干校是无人不知。虽然他和我们住一个宿舍，他却在工具修理间干活，不和我们一道去大田劳动。张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电工，是公认的能工巧匠。张用兄是复旦化学系毕业的，当年和老蒋同为复旦的名人，同为学生大右派。老蒋是复旦话剧团团长，张用是复旦合唱团指挥。他告诉我他进复旦第一天，校学生会就来找他要他去合唱团当指挥，因为张用在高中时就是上海中学生合唱团指挥，早已名声在外了。
老蒋有时会到我们宿舍串门，他和张用见了面总要舌枪唇剑互相调侃挖苦一番。然后，老蒋拿出一张纸，上头写着几个难认的字来考张用，但张用每次都读得出来让老蒋败兴而归，我们见了都佩服这两位复旦才子的杂学博硕。多年后张用曾告诉我，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恪字不读“克”应该念“确”，这是客家读法。
张用不像张庆方，从来不提音乐。他听见庆方兄和我讲京剧，没人时他忽然唱了一段“让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圆。唱罢后关照我莫对别人提及他懂京戏，张用兄好谨慎。
也有不谨慎的时候。不知怎么提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张用回忆起在“上海之春”舞台上俞丽拿首演的情景：俞丽拿那身衣裙、那种清纯美丽，“让全上海的男大学生为之而倾倒”！说此话时张用兄的眼睛发光。
“文革”结束后，张用改行去了电子工程系，退休前后又改行培训营销人员，前不久在电视上见到“张用教授”，主持人介绍他是营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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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庄事体：沪语，怎么回事。
上海人都知道“提篮桥”是监狱所在地，泛指进监狱了。
打煞奈迪只下作坯：苏州方言：打死你这个流氓。
赫啥啦：沪语，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