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还是拉回到1960年代。
余维和原本是数学教师，还是数学组的政治学习组长、团员，大概也属入党培养对象。突然调到物理组来当物理教师了，政治学习组长的头衔自然去掉了。我们当时只是略感奇怪，并未多想。之后才听到一些风声：这个变动和他的恋爱有关。
维和兄爱上的漂亮小姑娘是他的芳邻，自幼把维和当大哥哥看待。大哥哥毕业于复旦数学系时，小姑娘还是高中生呢。两人除了见面之外还有书信来往——麻烦由此而生。小姑娘是回族，她的父亲还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回族老汉。他坚决反对女儿和汉族人好，（毫无“56个民族是一家”的概念）在反对无效后，他在从小姑娘那里查抄的余维和“情书”中发现了问题。原来维和兄在给小姑娘的信里发表了对当时报上批判“早春二月”等电影的不满：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猜小姑娘爱看电影，否则维和兄脑子进水了？讲报纸做甚？）小姑娘父亲竟然想到了用阶级斗争这把刀杀人。他找到学校把余维和的“反动信件”交给了党委，检举揭发余维和这个“骚扰他女儿的反革命两面派”。这一招无疑是釜底抽薪，十分厉害。
学校党组织比较“右倾”温和，没有把余维和怎么样，只是免了他的政治学习组长，但多半也不会把他作为入党培养对象了。
老汉的心愿终于落了空，她的女儿后来还是和维和兄结了婚，婚后多年依旧不吃猪肉。
“四清”、学“毛选”和准备打仗
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学校抽调了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党员干部下乡搞“四清”。“四清”清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只知道它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下乡有时休假回来的人说：农村“敌情”严重，不搞“四清”不得了。也听说过有关“四清”的文件：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后来出来一个“二十三条”，我们没有下乡的人也在会上听过“二十三条”。我敏锐地注意到文件中的一句话：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心中暗喜：和我们普通百姓没啥关系。
在城市的企业也搞“四清”了。我教课的班上有一个很能干的班长，他在厂里是车间主任，四清工作队要他作检查，一次又一次地“下楼”总“下”不来。他告诉我“日脚邪气难过”，最后终于“下楼”了，但讲起被整的这段日子他直摇头。副班长和班长都是党员，也都是厂里管生产的基层干部。但副班长的心情和班长完全不同，他介绍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通过“四清”揪出一个企图“叛国通敌”的反革命集团。是几个青年大学毕业生，企图偷一条船从黄浦江开出去到公海投敌。副班长说这证明“四清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听了我就有些困惑：偷船那么容易吗？即使船能开出去恐怕没开到吴淞口就被截住了吧。不过副班长说他们是“企图”，并未“实行”。（若“实行”肯定枪毙！）然而这件事说明“四清”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放过老百姓。
此时政治学习内容已经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人配备1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其实毛选中许多文章大家在中学大学读书时早已耳熟能详：中学的语文课、大学中学的政治课，不但读过背过也考过。没用，必须重新来学，而且要联系工作实际来讲体会讲学习心得。上海市委树立了几个先进标兵：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彭加木（除彭加木是科研人员外其余3人都是工人），还有一个“南京路上好八连”。他们的先进事迹有共同之处：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报刊上广播里除了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精神如何转化为物质之外，就是各种文艺形式的毛主席诗词；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红歌”（那时叫革命歌曲）。
学校曾经组织大家去看电影“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我的感觉是：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没其他人什么事。因为影片自始至终只歌颂了毛泽东一个人。比如提八一南昌起义只是一句画外音——打响了第一枪，马上就是歌颂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歌舞画面了。
在日复一日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烙印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思维是“毛式思维”，我们的语言也是“毛式语言”：开口闭口“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理性认识依于感性认识”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等等；在黑板报上登点有点文学性的文章，必定用上毛主席诗词：“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或者“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诸如此类（报纸亦如此）；甚至有谁病了，大家慰问他的话也是毛泽东给病人的：“既来之、则安之”……
1965年我们的“同志加兄弟”越南同美国打了起来，宣传媒体天天发表支持越南人民在南方的斗争新闻，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也要和美国开仗了。因为在前不久陈毅副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老总曾激动地说：等着他们打进来，越早越好，我等得头发都白了。所以人们都说形势很紧张：可能要打仗。沿海一些工厂开始内迁，建设“大三线”。我一个初中同学天津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分配到上海高桥化工厂，此时却被工厂调往西北“三线”。他来和我告别，郁闷得话也讲不出。
为了备战，学校破天荒成立了民兵组织，人人都是民兵，并从中挑了一部分人算基干民兵，凡基干民兵必须在不长的暑假里住校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基干民兵的名单中居然有我！我可不愿意一个暑假就此泡汤，于是我找党支部书记说我暑假有事不能参加军训，他回答不行，基干民兵必须参加。我说我退出基干民兵好了，书记很吃惊地看着我，（后来有人告诉：名单上有你代表组织对你信任，有人还为了名单上没有他而去找组织谈呢——你真是头脑不清楚！）书记最后说：好吧，你不想当基干民兵就算了。
从此我在领导的眼中成了一个另类。
干革命就得去新疆
陆健去新疆了。
我是在安徽大学认识陆健的，他和我同班。其实1958年他已经考入过安大，来学校没待上几天便回上海了，不知为什么1959年他又来了安大。这次待的时间长一些——半年。1960年初他退学回了上海，临走时问了我家的地址。之后我假期回家，他会来看我，每年一次。本来在学校我和陆健交情很普通，同学而已，也无共同爱好。他这个人有点怪，到我家坐一会，话讲不上几句便沉默不语，然后告辞，每次来都如此。他从不邀请我回访，也不告诉我他家地址，只知道他来我家要乘两辆公交车。
我毕业回上海之后，陆健到我家的周期仍是每年一次，仍然话不多，坐一会就走。尽管话少，我还是知道他这几年的一些状况：他当过临时工、做过代课教师，甚至被动员去过崇明农场——老规矩，他去了半个月就逃回家了。他永远不会把户口迁出上海的，以前去安大他就不迁户口，更不用说崇明了。陆健出生在上海，他铁了心要与大上海共存亡。
1965年秋天陆健来我家时我有点奇怪，因为年初他已经来过——每年一次的规律被打乱了。他告诉我他要去新疆“闹革命”了，这回街道里弄来“动员”他这个“老社会青年”的势头很大，似乎他再留在上海就会变反革命，而要干革命就得去新疆。街道大概是把他当作了“钉子户”（赖在上海的社会青年）的典型，所以一趟又一趟地来“做思想工作”。而且明确地告诉他：“今后啥个临时工代课事体，想也不要想！”因此陆健吃勿消，只好同意去新疆“革命”了。而且这回去新疆户口必须跟过去，把陆健的“老根”也拔了！
我破例把陆健送到电车站。望着这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学长，心里有点惨然。陆健同学虽说有点特别，但绝对是一位与世无争与人无害的好人，他们何必非得把他赶到新疆去。
印象之中1965年到1966年初是上海动员青年去新疆的高潮。偶尔打开收音机，会听到“我们新疆好地方啊”之类的歌。我的同事老高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就在那时去的新疆；汪初人的弟弟也是那时去的；我的邻居6号国松的弟弟禄安、11号的小戴子都是那一年当上了新疆军垦战士；现在的博友4d、阿栾、天边云、阿德勒，也都是那个年代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友”。
有资料统计：“文革”前这两年，有10万左右的上海青年去了新疆。大多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也有在校生。据说把那么多人弄到新疆去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和农垦部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共同拍板的。对于上海市委而言，是扔掉了“社会青年”的包袱、大大减轻了就业、升学的压力；对于新疆农垦战线而言，则得到了劳动力。此乃一举两得的“好事”，只是苦了这10万上海青年。
1970年代末大批“文革”中上山下乡“知青”回城，中央有一系列落实知青政策文件出台，然而却不适用于这批“文革”前进疆的上海青年，据称他们不算知青。
老高说他到火车站为弟妹送行时，月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光荣进疆”的青年们都穿上了军装，胸前还戴上大红花，一副喜庆节日光景！只是有一点，让送行的街道干部感到煞风景——火车开动之时，车上的人哭了，车下的亲人们也哭了。
没有娱乐的年代
“文革”前两三年，“娱乐”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消失。
看电影看戏听书听广播（听收音机）等文娱活动统统是“受教育”，而且是受“革命”教育。“革命”教育即“阶级斗争”教育，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会啦、“忆苦思甜”啦、政治学习啦……都是受教育。有一回我和同事去香烟厂劳动，同一生产线上有一位老工人，据说是本厂童工出身，有几十年工龄，是“货真价实”的产业工人。同事灵机一动请她讲讲在“旧社会”如何受老板残酷剥削的故事（今后可作为政治学习发言的“受教育”素材），想不到老工人言道：“老早老板待我伲勿错咯……”她还举了一些例子：年底有得加钞票（分红），天热嘛有得冰冻绿豆汤吃……我们听了有点“响勿落”。同事的打算落了空，而且回到单位去还不能提一个字。在当时，凡提到1949年之前必定用“在万恶的旧社会”开头。
既然没有了任何娱乐，朋友在一起聊天、上餐馆吃顿饭弄点“小老酒咪咪”便成了唯一的开心日子。大致上月初发工资上一两次饭店，月底过穷日子坐在朋友家里“清谈”：佐谈者、清茶一杯也。我和初人、阿鲍、孟德等几个大学同学都在业余工大任教，彼此在安大同学期间就很熟，现在成了同事（同在物理教研组），自然往来较多。我和初人、孟德一道去拜访丰子恺先生（实际上是打扰），应该也属打发日子的娱乐活动。
和阿鲍、孟德他们聊天是聊不深的——他们不读专业之外的书。我和初人、老高更谈得来，老高通过我和初人兄也成了朋友。有时田振义从安徽回来，我们会在一起聊聊哲学之类。在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人：王朝诚、汪初人和我是以老田为中心形成一个爱好自然辩证法圈子，所以和老田聊天便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我多次对朋友讲：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现在是被颠倒了，现在是过分强调了精神的反作用。这个观点朋友都很赞同。不料老田听了却认为我的话还是跳不出物质精神此类“矛盾论”定下的框架，应该跳出去。振义兄早已读过维特根斯坦等近代现代哲学家的著作，眼界当然宽多了。
大家很怀念1962年。虽然还在安徽，生活艰苦，但文化生活丰富：能看到许多外国电影、能听轻音乐、能观赏老京剧——我在上海看过童祥苓演的“乌盆计”（这可是1950年代就被禁演的鬼戏）。而现在报刊上在大肆批判1962年“出笼”的一切：戏剧、电影、音乐、文学作品——包括巴金和丰子恺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不光是1962年，甚至1964年宣传党的阶级斗争理念的一部电影、长影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受到批判。因为这部电影里有一个青年妇女（秦怡的妹妹秦文演的）传授一个姑娘“恋爱经”，这是犯忌的。从此革命电影中不许有恋爱出现，只能出现阶级敌人。印象里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众多声音中，有一篇奇文特地指出：电影里有一个女儿坐在父亲腿上的镜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令人作呕。我想这位作者大概认为无产阶级的父亲永远不抱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还有娱乐：打弹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但有人在报刊上讲：无产阶级要占领儿歌领域（否则会被资产阶级占领），所以“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之类的革命童谣放到小学低年级课本里，而在中小学教育中则天天教导学生“阶级斗争”，要学生仇恨美帝苏修、仇恨阶级敌人；学习被阶级敌人害死的刘文学，学习雷锋对敌人“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类“仇恨教育”的结果就是不久之后出现的红卫兵。
没有娱乐的日子异常沉闷。我们这些学过哲学的物理专业毕业生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忘了我们中谁先讲的：“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要断掉！”总之大家都赞成。
鲁莽的拜访见丰子恺先生
1966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去住在长乐村的初人兄家聊天，正巧孟德也在他家。我们3人既是安大的老同学又是业余工大的同事，所以说话毫不拘束，十分热络。不知怎么初人又提到他这条弄堂里住着一位名人丰子恺，孟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建议我们去拜访丰子恺先生。
其实我早就听初人兄多次讲过丰子恺住在长乐村，但我们从未有过去看他的念头——他又不认得阿拉“迪牌小八拉子”。然而孟德兄从来不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当年读大学时曾有中文系女生主动写信给他），他认为我们去看看丰先生没啥关系，绝不会吃闭门羹，一些名演员对崇拜他的观众不是也很欢迎吗？
于是初人带路，我们来到了丰先生的家门口。这天下午真是风和日丽，和长乐村其他房屋一样：丰先生雅致的小楼门前有一个小小的庭园；小楼是米黄色的、顶着红瓦，也弄不清这是西班牙式建筑还是法国风格的房子（过去长乐村叫凡尔赛花园），周围很安静，从紧闭的门里传出动听的钢琴声音，初人说这大概是丰子恺的女儿在弹琴。
我们按了门铃，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妇给我们开了门。初人没等她开口就自我介绍：我们是住在39弄的（陕西南路39弄即长乐村），是你们的邻居，特地来看丰子恺先生。少妇很客气地让我们进去，我们站在客厅里等候她上楼去通报，少妇上去后初人告诉我们她是丰子恺的女儿。
不一会丰子恺先生下楼来了，鹤发童颜、五绺长髯的老先生略带一丝紧张地向我们这3个不速之客发问：“你们、你们有什么事吗？”讲的是嘉兴一带的浙江官话。
我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我们是他的读者，来这里只是想看看丰先生（孟德还误讲了我们是您的观众——真把丰先生当作电影明星了）。丰先生看来安心不少，他一面请我们坐，一面踱到一个茶几那边找出一张纸一支笔，要我们写下名字和工作（学习）单位，我们遵嘱写下了姓名、职务和任教的学校。丰先生仔细地看了片刻，终于彻底安心了，知道我们是教师而不是那种愣头青大学生。
他微笑着坐下，还恭维我们了一句：
“这样说，你们都是教育家了！”
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大家都看过丰先生的画，于是先聊画：我们都讲小辰光看丰先生的画，特别喜欢。孟德还知道丰先生是上海画院院长，于是提到自己去看过画院的画展。（已经是去年的老皇历了——是画院办的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国画展）丰先生淡淡地回答：开幕时他们叫我去我没有去，我好长时间不去画院了，年纪老了。
丰先生问我们是教什么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教物理的。他平和的脸上露出笑容，连连说：教物理好！教物理好！学科学的人喜欢画喜欢美术——不错的！不错的！
春天的阳光射入了这间丝毫不沾富贵气的小客厅，照在了老先生侧面的墙上。丰先生慈祥平和的笑容，让客厅里更加春意盎然。
孟德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和美术界有缘，就说这几天早晨在复兴公园一直见到张乐平先生。丰先生也是淡淡地讲了一句：哦，张乐平，他年纪还青。
忽然丰先生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不太明白的话：
“我其实不是画画的，我是写文章的。”
丰先生当年是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画院院长，他为什么说自己“不是画画的”，是“写文章的”？
我绞尽脑汁回忆丰先生的文章，但文章题目全想不起来，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文句（而且也拿不准是否对）——灵光乍现：我想到了丰先生翻译的格林童话。于是我讲了小时候读格林童话的感受：很喜欢甚至感动；也喜爱丰先生的插图，我还把格林童话的许多故事讲给小伙伴听。
丰先生显得很高兴，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听我讲，注视我的眼光中含着笑意。
谁也没想到，沉默不语的初人突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马克思说格林童话是反动的！”
客厅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春天仿佛立刻溜走了！现在是什么气候？是1966年初春，姚文元早已对“海瑞罢官”发难；全国早已对夏衍、田汉、杨献珍、周谷城许多党内党外的大人物开展了大批判，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初人会得“神经搭错”迸出这样一句话。
其实初人兄非党非团，从学校到工作单位一直属于出身资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属于被人整的对象。不过他喜爱哲学，自然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常常在众多人的场合独自沉思，以至于会莫名其妙冒出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现在初人冒出这句话，后果十分严重：丰先生沉默不语了、眼里的笑意消失了。
为了打破僵局，我声色俱厉地反驳初人：“马克思的话又不是句句是真理！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就是不对的。列宁的十月革命成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有了列宁主义！”我的脸转向丰先生：“马克思的话并不是全部对的。”
初人晓得自己乱说话闯了祸，连忙点头表示同意，气氛有所缓和，丰先生的目光中又有了笑意。但是刚才那种温暖融洽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丰先生再也不多说什么。我们只得立起身来告辞，丰先生与我们一一握手，还送到了门口。
一离开丰子恺家，孟德熬不牢了，把初人骂了一通：赤佬侬哪能乱讲八讲。老头子为求太平上班也不去上，侬听伊讲伐？交关辰光弗去画院了。侬倒好，跑到伊屋里厢讲伊格末事反动。伊勿要吓煞啊——登勒屋里也不太平！
我也责怪初人乱讲话，他垂头丧气地听我们数落，仿佛倾盆大雨下的落汤鸡。
大家沮丧地分手了。不过我在沮丧之余有点沾沾自喜：告别时丰先生和大家握手时似乎和我握手的时间稍长一些，还向我微微一笑——不知道我是否神经过敏。
40多年过去了，丰子恺先生早已仙去，孟德也已不在人世，然而那次对丰先生的拜访我永远难忘！相信初人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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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老：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哪里答额：沪语，哪里的。
小辰光：沪语，小时候。
日脚邪气难过：沪语，日子非常难过。
响勿落：沪语，无话可说。
此段沪语大意：你这个鬼东西怎么可以乱讲话。老先生为求太平连班也不上了，你听他讲了吗？很长时间不去画院了。你倒好，跑到人家家里讲人家的东西反动。他不要被吓死呀——待在家里也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