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到朱倩倩这么会讲话，会一二三归纳我的毛病。我刚想解释几句，她却拿起书包走了。
升学考试
我报考什么学校是由父亲决定的。学校当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办中学是复兴中学和培青中学，复兴中学名气比培青响多了，父亲担心我考不上，他就带我去东宝兴路培青中学去报了名，我们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亲认为他的选择十分英明，高兴地上班去了。不料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大对劲，原来下午他抽空去了学校（他在武进路银行上班，离学校很近），发现报名的人增加了许许多多，总共有近千人的样子，估计不少家长和父亲抱同样心理，结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当年考初中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公立学校全市同一天报名，志愿无法更改，只能去碰运气了。考试那天父亲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场，还在横浜桥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摊头上陪我吃了一顿白脱（黄油）面包加一杯牛奶的“豪华”早餐，就让我去精武体育馆参加考试了。那年有那么多人报考是学校始料不及的，学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场也挤不下，只得借体育馆作考场。
录取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我去了培青中学，在校门旁的红榜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很开心地回去报告了家人，阿爷还担心我是不是看错了？父亲下班后特地去看了榜，确认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欢天喜地。
接下来要庆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宁哥哥。父亲打算带阿宁和我上饭店去吃一顿，接着再看一场京戏（阿宁喜欢看武打京戏）。不料阿宁表示不去，原来他认为报名考培青归根到底还是对他的辅导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讲过国庆考复兴、虹口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只得竭力对他打招呼，阿宁父母也对阿宁的倔脾气说了一通，他才答应去了。这天我们3人在“老半斋”用晚餐，然后就去“中国大戏院”看京剧：是李元春、李韵秋演的“白猿斗八仙”。
阿宁哥哥后来是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我总以为有点可惜：他应该去当教师的，他有教师的天赋。
毕业之前的远足
毕业之前老师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吴淞，那时不叫春游叫“远足”。坐小火车去的，大家在车厢里乐翻了天，又唱又叫。一个叫王五力（绰号“污里头”）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
当年的吴淞镇没什么楼房，即使有，也只是两层楼，是一些饭店茶馆。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弹格路”的，没啥好白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吴淞口眺望注入长江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和大轮船、无数的木船和机帆船；蓝天白云下许多海鸥飞来飞去，不时传来它们欢快的叫声——这是今天你到吴淞绝对听不到的声音。
午饭是野炊。级任先生带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到镇上买来了卤菜和洋山芋（土豆），借来了铁锅、菜刀和碗，她们把菜洗好切好，就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锅；我们男生到处去收集枯树枝和干草，居然烧成了一锅卤菜洋山芋汤，每人一碗。主食是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每人两只；色拉、面包都是在市里买好带下去的。我觉得汤和面包都很好吃，统统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只面包，但汤都是喜欢的，只有一个男生毛庭瑶汤也不喝面包也不吃，比女生还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横劝竖劝，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饿了一顿。朱倩倩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余下的一只她给了我，所以我吃了三只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肚子都胀了。
饭后我们在军营附近的空地上分成两组玩军事游戏。所谓军事游戏，即弄堂里常玩的“官兵捉强盗”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后来也出游过，但是小学毕业前这回“远足”是最开心的一回。
毕业时的不愉快
毕业是件高兴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毕业。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算术老师，姓顾，是个尚未结婚的男青年，大家称他小顾先生。他对女生和颜悦色，对男生却很凶；由他来给我们毕业班学生打品德分数，相当于后来的毕业鉴定。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学苏联，分数从过去的百分制改为5级记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据说品德得2分的毕不了业，不过这不大可能——毕业那年大家都很争气，既没人闯祸，也没人不用功导致补考，级任先生多次表扬过大家，还说过我们全班都是好学生，不好的早已留级了。
那一天开班会，级任先生俞老师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联7年级男生，有一天回家显得心事重重，饭也不吃，也不回答母亲的发问，甚至还流眼泪——“大家猜猜为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说：“阿是因为斯大林死脱了？”他立刻被参加班会的小顾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后俞老师揭开谜底：这个苏联学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难过。俞老师又讲顾老师和她研究决定：我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数同学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让小顾先生宣布扣分学生名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
小顾先生故意读得很慢。赵凌云听到自己名字时，当场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时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头。共有八九名同学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后被叫到名字的，后来朱倩倩说我的脸变得发白了。好家伙，我们“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几个大龄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刘银康、李承他们却平安无事。因为小顾先生有点怕他们。
在小学最后两天，朱倩倩对我很好，因为她知道我不大开心。她请我吃一种蜜饯新品种——“加应子”，她说这是上海新出来的蜜饯。从此一生我都喜欢“加应子”。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倩倩。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俞老师，我转弯抹角问到朱倩倩的近况，俞老师说朱倩倩随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今天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了不起的中学生
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
那帮孩子的确是小学生，他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神气活现地离开。
“全盘苏化”的教育
初中的第一天就领到了教科书，全是大开本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书，有数学、语文、俄文、植物、历史、地理等。印象中植物和世界古代史（历史）大概是苏联中学教材的中文版：植物书内都是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和冬小麦、春小麦、燕麦、苹果、马铃薯之类的俄罗斯农作物，找不到中国的稻米茶叶的介绍；连乔木、灌木的实例也是苏联的植物；世界古代史从古代四大文明到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也全是苏联史学界的理论体系。
只有语文课除了有高尔基的作品之外大多数是中国人的文章，但语文课类似政治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陆定一写长征的《老山界》等都是重点课文。今天想想也真难为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了上好《纪念白求恩》，老师大讲白求恩的生平历史，足足讲了一节课；为了上好《老山界》，老师大讲红军长征史，足足讲了两节课还未讲完；然后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等。其实小学语文也是政治课，我小学学过一篇课文至今还背得出几句，是一个部队宣传队创作的快板书：
乌龟碰石头硬碰硬，
七十四师碰上解放军，
三万人马消灭得干干净！
分数全部改为苏联学校的5级记分制，3分相当于过去的60分为及格。（此乃本中学生的最爱：我只需3分）每周开一次全校大会（名曰周会），校长不大讲话，总是教导主任“训话”，讲什么早已忘记，只有一句还记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校还请过一位少年儿童文学家丘陵来校作报告，他讲苏联少先队员和苏联学校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报告结束时丘陵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内容来自他翻译的苏联小说，名字叫《中队齐步前进》，即将出版发行。
近来网络上见到一些爱国人士反对“全盘西化”，却不知我们这一代人早已受过“全盘苏化”的教育，苏俄应该也属西方，那时怎么不见你们出头反对呢？屁也不敢放一声呢？谅你们不敢！
那时反苏即反共即反革命，不必等到1957年反右，1955年肃反就要被无产阶级专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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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沪语，怎么会。
一眼：沪语，一点。
阿是：沪语，是不是。
邪其呒没劲：沪语，非常没劲。
给记凡关来：宁波方言，这下糟了。
级任先生：相当于今日之“班主任”。
坍台：沪语，没面子。
侬哪能啦？侬只手：沪语，你怎么啦？你的那只手！
国庆：作者小名。
“污里头”：沪语，大便。
让拨伊拉：沪语，让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