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被冰春称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回家了，徐家两位老人总算幸福地度过了晚年。没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岁左右就死了，那么年轻！这是在他刚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后发生的事。
斯大林追悼会
阿桃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这让他欣喜若狂。由于他“恶迹昭著”又留过级，一直入不了少先队。不过阿桃说留级也有好处：他的表妹惠英本来和他同一班级，是中队长，而且住在11号前厢房；就是她在老师面前“大义灭亲”检举了阿桃在弄堂里的种种“恶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队！阿桃留级以后她管不着了，这才让阿桃有了参加少先队的机会。
就在阿桃入队后没几天，斯大林大元帅去世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国降半旗，一切娱乐活动停止；学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葬礼时，全国鸣汽笛响喇叭、大家要肃穆站立。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见惠英，她气鼓鼓地告诉我们：今天街上鸣汽笛时，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赶路，竟然不停下来；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还要“恶劣”，竟然飞快地骑过去。她当然是严肃立正，直到鸣笛结束。
“这些人太呒没掘污！”惠英说。她说话爱咬舌头，那时又喜欢讲一个新名词：“觉悟”，我听起来却是“掘污”，在上海话里，“污”是粪便的意思。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她听来的新闻：当我们的毛主席听说斯大林大元帅去世时，竟难过得号啕大哭！面对我们的怀疑目光她说这肯定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对许多人讲过，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没有反驳和制止。那个年代反苏即反华反共！谁敢怀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惠英提议晚上我们自己开个斯大林追悼会，阿桃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这个表妹）地点定在11号前客堂间，（前客堂间是公共地方、不住人）墙上贴好一张报上剪下来有黑框的斯大林头像，点上两根半截蜡烛，我们像模像样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按理说“阿桃帮”的小伙伴都要参加的，但他们以学校已开过此类会为借口不肯来，所以只有我（我乃帮中老二不得不来）和10号的小毛狗来到11号“会场”，不料惠英坚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小毛狗只得离开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关上的11号大门外听。
追悼会的唯一内容是惠英致悼词，列举斯大林的种种伟大功勋，我知道她是从报上抄下来的，不过她都背下了，没有对着报纸念。她背完后，我提出异议：惠英称斯大林伯伯不好，应该称斯大林老爷爷。惠英的圆脸涨得通红，不作声辩，阿桃打圆场说好啦好啦并宣布仪式结束。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见惠英，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莫斯科北京”这支歌有一句歌词要改一改。原来是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现在要改为：“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惠英说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了，现在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了。
阿桃变了
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
劳燕分飞
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当年一道玩的小伙伴中，只有惠英还住在余庆坊。
风水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风水”。
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是从慧春那儿。那时慧春已经在广东结婚生子，难得回沪，所以在弄堂里见到她，很感意外。她对我这个当年的小伙伴很热情，讲了许多心里话，除了骂她那个革命弟弟外，还告诉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会倒霉是第1小弄风水不好！她分配到广东之后的一大收获是知道了风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个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风水。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都是朝南的，余庆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唯独1号至11号的第1小弄是前门（大门）向北、后门朝南对着只有两步宽的第四医院围墙。大概当年余庆坊的建筑师在造第1小弄时觉得大门对着太近的围墙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筑倒了一倒。
虽然那时我已被划出革命群众之外，但头脑里革命教育之影响依旧顽固，不相信风水之说的我提出异议：第1小弄也有发达之家！7号楼上荣家因为是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当里弄干部、狠得不得了。荣家大弟上清华大学，小弟上交大。他们家多少风光。就连荣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没去插队落户，农场去了才一年就抽上来当中学老师了。但是慧春认为这是暂时的，荣师傅不是生病了吗？7号风水也不会好的。她问我还记不记得7号楼下那个怪异之家。
1950年代7号楼下住着两个女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完全是男性装束：短发、吹“飞机头”、有时穿西装戴领带有时穿中山装，在什么厂里上班；另一个是正常的妇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黄昏时她们在后门口摆张小桌子放几碗小菜，男装妇女坐着喝酒抽烟，家庭妇女则替“他”夹菜，有时在“他”的杯子里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可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害的特殊家庭却遭到了粗暴的干涉：居委会、派出所、男装妇女的厂里老找她们的麻烦，但她们却哭着不肯分开，后来这个怪异之家从7号消失了，后来入住的是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胖子。
慧春说那个男装妇女也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妇女不算流氓，尽管她哭着吵着要和“丈夫”一同去劳教。“丈夫”走了后，“妻子”搬出了7号这个伤心地。
“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慧春最后说。
想想慧春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最发达家庭的家长荣师傅不久死了，还不到60岁。
活着就好
慧春爸爸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回到了余庆坊，国松妈妈很受震动。
本来嘛，5号和6号一墙之隔，5号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劳动了21年终于回家了，而6号陈家的男主人却在青海死了，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那天晚上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去国松家，家里只有国松妈妈。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说慧春妈“运道”真好：终于等到徐先生回来了！团圆了！又感慨万分地讲：我们这样的老派妇女就像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那样：等呀等呀，不会想着去改嫁的！只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梦就是孩子爸爸回家。
昏暗的灯光下，国松妈妈形容枯槁的脸显得更加苍老，凌乱的花白头发显示了她这些年的艰难：陈家有4个男孩2个女孩，陈先生去青海之后，就靠当小学教师的陈家姆妈（国松妈妈）养活一家人，更不用说作为反革命家属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了。
她像是对我说、像是喃喃自语：“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团圆。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我告辞离开陈家，耳边仿佛还响着国松妈妈的喃喃自语：
“活着就好……”
几年之后，国松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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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
阿拉：沪语，“我”。
头子活络：沪语，“头脑机灵、反应快”。
伊，介，缩：沪语，伊：“他”；介：“这么”；缩：北方话“”的意思。
三佃不值两佃：沪语，“三钱不值两钱”，形容不值得，划不来。
“末事”：沪语，东西。
“爹”：读diā。
做生活：沪语，工作、干活。
呒没掘污：沪语，没有觉悟。
迪种人呒没劲：沪语，这种人没意思。
啥人：沪语，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