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纳坦·艾德尔曼（nataneidelman）相信，赫尔岑可能是一个世纪来最幸运的俄国作家，因为“他只写自己想写的，除去自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审查，他也完满地展现自己的才能与知识，他既有生存手段、也不缺乏优秀读者”。
自1847年流亡以后，赫尔岑不仅没从俄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消失，反而以更显著的姿态出现。先是《北极星》，然后是影响力更著的《钟声》，他在巴黎与伦敦编辑的杂志成为俄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从理想主义大学生、青年军官，到大臣乃至沙皇，都是他的热心读者。不同派系的政治力量都知道，倘若你要实现自己的主张，与其上书宫廷，不如投书《钟声》。伦敦的流亡出版社与圣彼得堡宫廷的距离反而近些。
纳坦·艾德尔曼是赫尔岑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最活跃的历史学家之一。当他描述赫尔岑的幸运时，他的同代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自己时代的隐晦抗议。沙皇俄国尚能容许这样一种异议声音的存在，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断然不可能。
除去赫尔岑的传记，纳坦·艾德尔曼也以有关“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著称，这些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苏联知识分子中盛行一时。“十二月党人”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青年，为了创造一个他们希冀的现代俄国，他们不惜发起了一场起义，试图刺杀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失败的起义引发了绞刑与大规模的流放，这悲剧也塑造了一代人的心灵，赫尔岑也是其中之一。起义发生时，他不过是13岁的少年，却深深被其中强烈的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的精神震撼，他日后的道路——先是一名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与思想者，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最终流亡至伦敦——正与此相关。
不管是赫尔岑，还是“十二月党人”，都是俄国历史上的“异端”，是这个有着漫长政治专制传统的国家的自由派声音。在纳坦·艾德尔曼书写他们时，苏联短暂的“解冻期”已过去，一个高度控制、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再次到来，甚至已被鞭尸的“斯大林主义”都有复活的征兆。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会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
尽管如此，纳坦也是个迟来的政治觉醒者，并未怀疑这个制度。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著名报告，他才开始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随即因一个学术讨论小组，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丢掉了中学教职。
在20世纪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际技巧，纳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学术界。他接触到赫尔岑的资料，以他编辑的流亡杂志，他出版了论文《作为出版家的赫尔岑》。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赫尔岑的三部曲传记。对于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最佳选择。苏联历史笼罩在意识形态中，沙皇帝国的历史有着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长的视角，理解沙皇帝国更显得必要，苏维埃革命到底缘何发生？而俄国的自由传统则对当下是个莫大的鼓舞。
纳坦的声誉在20世纪70年代到达顶峰，不仅出版书籍，他还参与历史节目的制作，成为正在兴起的视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对官方来说，他在容忍范围；对知识分子来说，他进行了知识探索，还展示出某种自由姿态；对公众来说，他对俄国历史中的“阴谋”与“权力”之探索，则满足了强烈的、猎奇式的好奇心。
他从未公开地展现政治态度，他与“异议人士”保持距离，甚至“准异议人士”的标签都让他愤怒不已。但这道德上的暧昧也让他付出代价。在他的日记、著作中，他用历史人物来自我慰藉。他将普希金描述成一个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却不同意他们的暴力手段。纳坦也对历史学家卡拉姆金充满认同感，后者编纂了权威的俄罗斯史，攻击伊凡大帝是暴君、谋杀者，却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严酷统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间。